研究田野人类学

【自述】张原：酒醉之后悟清明——我的学术经历自述

我这些年在“醉美之乡”的西南地区喝酒醉了无数次后，好像终于知道了这种清明的可贵，否则这醉醒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非常感谢黄剑波老师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经历和学术兴趣。

这些年来，我好像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醉鬼”的形象，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太多的学者都看到过我喝嗨了的样子。这其实跟我的田野经历相关，我的第一个田野是在黔东南的苗族地区进行的，那是一个号称“醉美”的地方，所以你只有跟人家喝到位了，人家才会和你聊到位，所以喝嗨了是我与他者建立起真诚关系的一种表现。大家也知道我和汤芸总是夫妻俩一起下田野的，为了大家能真诚交流，我每次田野都负责喝，我老婆则帮我问问题，因为等人家酒喝到位了把话题打开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躺在一边了。因此，我喝醉了不是我贪杯，那是因为我想表现一种人类学式的真诚。我硕士时在苗族地区开展的田野研究关注的是他们的亲属关系和对空间的认知，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消费观念与实践的一些变迁。这样的研究让我对一些相对比较“原始”的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观念变化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来读博士时，我就进到王铭铭老师的门下，王老师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于“文明”的人类学研究，这样我就也转向了汉人社会的研究，我的田野是在贵州滇黔通道上的屯堡村寨进行的，主要做的则是宗教仪式这方面研究，涉及到的不仅有空间的认知，还有历史的感知。在做这个汉人村寨研究的时候，我还碰到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地方档案，内容主要是贵州安顺的鸦片贸易和商会组织等，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又就做了一个城市之中的商会研究，但这个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做得很缓慢，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尽管读书期间我的田野研究都是在贵州进行的，但我感慨的是居然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遭遇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类型，苗族村落是比较“原始的”以亲属血缘关系为组织核心的社会，屯堡村寨是比较“传统的”以信仰地缘关系为组织核心的社会，安顺商会是较为“现代的”以城市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田野研究经历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在一个具体区域中看到整个世界的人类学可能，至少通过这样的研究经验比较，我开始尝试去体会整体地把握中国社会及其现代性转型的状态为何。这是我读书阶段在号称“醉美”的贵州喝了不同的酒之后，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的一种真诚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也可能只是“醉鬼”的一种感受。

2008年博士毕业之后，我从中央民族大学回到了西南民族大学。那一年五月刚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所以回到四川成都后，我就误打误撞的变成一个研究灾难的人类学者。当然，做灾难研究确实是挺有意思的，我这方面的田野研究主要是在藏彝走廊开展的，这个地区的生态、族群、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也确实让我对灾难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认识。人类学对灾难的关注，其实是对灾难的社会人文面向的关注，所谓的“天灾人祸”其实是没有天灾的，都是人祸。因此中国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看到在现代性变迁的过程中民族地区所遭遇的一些问题。当时为讨论人类学家该如何研究灾难的问题，我写了一篇“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的论文，我也就再次误打误撞的被算作了是人类学做灾难的学者自发转向“本体论”的一员。毋庸置疑，人们对灾难的感知绝对是本体论，理解一个地方的灾难当然也需要一种栖居视角。灾难研究是一个在学理上和现实中都迫切去需要开拓的研究领域，而明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可能会搞一个大型的工作坊，来总结和推进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在藏彝走廊这个地区，除了关注灾难之外，我其实更关心的是些山山水水、神神鬼鬼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也坚持于在藏彝走廊腹心地带的嘉绒地区开展一些和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相关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关注于当地的神山信仰和房名制度的研究。我感觉到当地的神山和家屋都可能是一些政治关系的表达和政治制度的安排，这里面混杂着神圣王权和封建制度这样两种政治形态，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那些土司了。这样我和我的师兄张亚辉围绕着王权研究办了一系列的读书会，并带着一批学生开展一系列的田野研究。慢慢的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开来，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也更加清楚了，田野地点也从藏彝走廊往西向康区拓展开来。我们的一些不太成熟的认识是，在这个地区要关注到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王宫里的土司，一种是寺院里的僧人，一种是山林里的强人。这三种人其实也代表了三种社会类型，他们的结构关系和互动交往共同形塑了康区的社会历史面貌，也构成了一种“边疆图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转型和命运归属本身就体现了所谓边疆现代性的进程特质。因此，需要通过对这些人物类型的把握来认识所谓的中国边疆，而又通过这种边疆的现代化过程来考察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

总结这些年来自己跌跌撞撞的研究经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们人类学的经验研究需要更清晰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理论探索也需要更精准的视野关照。这里对经典理论的深化把握和对研究视野的拓展建立是关键问题，如此我们人类学才能更具时代感地去提出和研究一些具有现实感的问题。就像韦伯所言的那样，学者在其身处的这个混乱的时代和世界中要保持一种“清明”。而我这些年在“醉美之乡”的西南地区喝酒醉了无数次后，好像终于知道了这种清明的可贵，否则这醉醒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作者推荐：

人类学的王权研究1.       G. Feeley-Harnik , Issues in divine kingship.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no. 4, 1985.

2.       M. Sahlins, The stranger-king or, Elementary formof the politics of life,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 Vol.36, 2008.

3.       David Graeber, The divine kingshipof the Shilluk, HAU: Journal ofEthnography Theory 1 (1) , 2011.

4.       E. Leach: Kingship and divinit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1 (1), 2011.

5.  汤芸、张原：在“弗雷泽讲座”中误解弗雷泽——神圣王权中的“弑君之俗”及其人类学讨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2）

6.  王文澜、张亚辉：拱心石与神王——施鲁克人的nyikang神与神圣王权的研究，《民族学刊》2016（3）

7.  国曦今：太阳王与社会的神圣来源——霍卡的王权研究及其理论启发，《民族学刊》2016（2）

8.  兰婕：以辉度对抗等级衰降——从《尼加拉》看古代巴厘的印式王权，《民族学刊》2016（2）

9.     白晗、汤芸：制造“太阳王”的光辉——从《制造路易十四》看神圣王权与民族国家的塑造，《民族学刊》2015（4）

10. 扎草曼张原：阶序格局下的祭司与国王——评路易•杜蒙的“古代印度的王权观念”，《民族学刊》2015年（5）青年人类学者学术自述计划由人类学公众号联盟联袂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