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与宋代园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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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园林文化蕴育发展的过程中，宋代是至为关键的时期。园林的各种典范与类型，如皇室、私家、寺院或书院园林，至此时皆臻于成熟；而且造园的技术与实践，举凡园艺、叠石与景观设计也趋于专业化。尤其是随着宋代城市化的快速兴起与文人艺术的形成，文人士大夫于城市中创造出表达自我的园林文化空间，一时蔚然成风。

宋代园林，虽然不若明清古典园林多有实例与园址可寻；然而，从存世宋画中相对具体描绘的视觉材料、丰富的文献记载以及近年来重要古园址的发掘，处处可证宋代园林的兴盛及其超凡的审美造诣。其中，南宋都城临安所在的杭州和环绕绮丽西子湖周遭所荟萃的各种大小名园，尤足称道。西湖湖山，除了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景址、审美观以及历史记忆之外，其寓园林于山水的独特性，更是启发并直接影响了后世清代皇家园林如颐和园的创造。尽管学界于宋代园林间有着墨，然多属文献学派，缺乏视觉材料的互证；笔者遂在此不揣谫陋，以美术史学上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画迹文本，尤其是存世并年代可信的丰富宋画来重新理析与建构，以凸显宋代园林超迈时空的典范地位。在中国美术史三、四十年的学程中，笔者无论对于书画或其他各种视觉艺术，年代从北宋以降及明末清初，甚至现当代，往往是随缘趁兴而发，然而宋画一直是笔者的最爱。至于邂逅园林史，要回到千禧年初，加州洛杉矶城的汉庭顿图书馆启动建造海外最大规模的中国园。因缘际会，笔者从而开始在加州大学讲授中国园林文化与艺术的课程。又基于个人对于中国园林的长久向往，因之，教学相长，从艺术史的材料中发现许多前人尚未关注过的论题。囿于事务与文献材料，一般中国园林的研究，多集中在有园址可寻的明清时代；但由于笔者对宋代历史、文化及宋画的关切，因而特别留心宋代园林的特质与历史意义。心想事成，在梳理资料时，笔者常常发现一些珍贵的视觉材料，尤其是相对写实描绘的宋代的绘画。当然宋画之精与美，广为人知并且备受推崇；但是宋画作为艺术史的材料，在使用上存在有很多断代上的真伪问题，必得有专业的素养和基础，祥加考订后，方能用在园林的研究上。如此日积月累，渐有心得，进而推想或许可以应用个人对宋画的所长，为宋代园林的论题做些辅充。兹就历史文献、考古与种种视觉材料，构筑了一个宋代园林的蓝图与论题，进行一部小书的写作，借用诗学的理念，定名为《Poetics of Song Garden》。虽然Poetics的理念，目前尚未能有灵光一闪的中文来涵盖，但大意是宋代园林的诗性与章法。今天想就目前小书的部分篇章、架构、议题来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谈谈宋代园林的成就，尤其是如何从宋画中解读出宋代园林。少以绘名……最喜关仝、荆浩笔意——计成

少学画，得山水趣，因以其意筑圃、叠石——张涟

园林与山水画的密切关联，从晚明造园名家计成和张涟的自序与实践中，可一览无遗。计成在其经典的著作《园冶》（成于163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少以绘名……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明确地指出作为一个庭院设计家的他，其一书背景与声望就是源于山水画。而计成心目中的典范——荆浩和关仝，是五代、北宋大名鼎鼎的山水巨擘，是北宋华北巨碑式山水（monumental landscape）的代表，与李成开创的李郭画派，相互颉颃。虽然严格说来，荆浩跟关仝传世画迹的归属，难说百分之百可靠，但是我们或可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关仝《关山行旅图》（图一），以及荆关画派最有名的传人范宽里程碑作品《溪山行旅图》来作为注脚与诠释（图二）。从这两件作品，可见计成所仰慕的山水风格，就是以山石为主，而且是石多于土、山骨嶙峋的华北山水风貌。所以我们不难联想这种山水风格与造园的关系，因为，构成中国园林的最重要的元素，亦即中国园林与全世界主流园林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园石的经营与审美。此外，较计成稍晚的另一造园名家张涟（又名张南垣，生于1587年），他也是“少学画，得山水趣，因以其意筑圃、叠石。”叠石是园林的灵魂，无石便不成中国园林，而叠石是布局章法与审美意趣，处处与山水画的营构不谋而合。山水画家与园林的关联，亦见于17世纪的书画巨擘石涛。他晚年居住在扬州，根据记载，扬州有名的万石园与片石山房，就是作为山水画家的石涛在叠石造园上的架构。其中尤其是片石山房，遗址尚存，堪称石涛人间孤本，其湖石与叠山之妙，在于“独峰耸翠，秀映清池”，因有“奇峭”美名（图三、四）。可见园林与山水画之间有着绝对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人与自然、宏观与微观思维，可以无穷尽地相互变换的根本审美哲思。



图一：宋 关仝 关山行旅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宋 范宽 溪山行旅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扬州片石山房遗构-石涛的叠石造园



图四：清 石涛 余杭看山图 上海博物馆藏

宋代园林之肇兴与典范的成立

写作一本关于宋代园林的书，首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宋代园林的特质与内涵何在？（What constitutes Song gardens?）为什么写宋代园林？而不是一般常见的明清园林，或者其他时期，如元代，或者更早的唐代园林？虽然一般园林史通论也多多少少涵盖了宋代，而专论上也曾有学者从文学上论及白居易与唐代园林；但是作为美术史家，研究的宗旨在于突破文献上的园林建构，让研究落实于可靠的视觉材料，以便图文互证。

宋代园林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在考量宋代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地位时，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在13世纪南宋中期之前，中国园林的所有基本典范类型已经发展完成，换言之，宋代是中国园林文化与典范成立的时期。从北宋到南宋，园林的散布遍及所有主要的城市，从北宋京城开封到东都洛阳以及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吴兴、苏州所共同形成的太湖畔三个花园城市；此外还有西蜀成都。所以就园址（Sites）而言，宋代园林的中心是多元的（multiple centers）。造园在宋代许多主要城市同时发展并蔚为时代风尚。

中国的园林的典型，一般概分为皇家园林、私人园林两大类。除了各式各样的园林园址的书写与记载，宋代的绘画、考古与其他各种视觉材料上也多有具体的呈现。宋代皇家园林，除了北宋开封皇城大内御园之外，以宋徽宗的艮岳最为闻著。南宋的皇家园林，除了凤凰山、吴山大内、后苑及高宗禅位退居的北内德寿宫，还有孤山上及西湖周遭的无数御园。而私人园林，从皇室贵胄、文人士大夫到商贾乡绅，亦遍布京城、主要城市及各种景区。皇家、私人园林之外，第三类是寺院园林与书院园林。前者包括佛寺道观，后者则是理学夫子们于名山讲学、著书立说的书院园林，甚至是士大夫为政事而设的府治园林。第三类虽然资料缺漏，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各类型园林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彼此之间有很多互动（interaction）。

宋代园林的第三个特色在于园林文化之丰富与灿烂达到空前的盛况。园林是宋代文化与艺术创作的一个催生基体，无论雅集其间或退隐其中，它都是一个不容或缺的精神与物质空间。举凡历史、哲学、文学、金石书画艺术的创造，园林往往都是其蕴生的核心基地。此外，园林文化的成熟与繁衍也大大地促成了宋代园林的专业化发展（professionalization）。宋代园林无论是在园艺花木的知识与技术，还是赏石、叠山、理水等园林的实际设计上皆臻于极致，是中国园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个人以为园林的专业化，在物质文化的实践上更是意义非凡，处处在可惑、可触及的园林与其衍生的文物与文化具体地呈现了出来。

至于宋代园林肇兴的时空契机何在？笔者以为至少有四个主要的因素：山水画的兴盛、南方文化之滋养、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形成以及宋代理学与儒释道三教思维的交互作用。前面论及园林和山水画的密切关系与互动，而五代到北宋时期正式中国山水画崛起、勃兴的时期，也是巨碑山水的鼎盛时代，因此毋庸置疑，山水画于园林的发展，一定起了相当的催生作用。此外，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而最关键的时刻在于北宋到南宋，随着高宗与宋室南渡，都城从北宋汴京（今开封）迁移到长江以南的临安（今杭州），这个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历史上，关于地域上的“南方”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outh）以及对于南方的丰富浪漫想象，源远流长；一旦在王朝的推动之下，地域性的人文与物质文化交相作用，因此园林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滋长与发展。同样地，随着宋代城市化的进程（urbanization），都市人口密集，物质条件丰盛，分工精密等等，于园林，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对私家园林的旺盛需求与精致化改造，独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宋代理学“究天人之际”，追求儒释道三教合一，园林因此成了他们的理想国，同时提供了儒家进退遁隐、涵养积蓄的空间，并成为佛界的净土，以及道家的桃花源。

宋画中的北宋园林

北宋都城开封的园林胜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道：“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圃园。百里之内，并无闲地。”由此可见其盛况。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详赡地图绘开封城里的市井小民、风土人情与活动，而于庭院几无着墨处，唯一的园景是赵太承家宅内天井庭院中显露出来的一组丛竹与叠石。因此，无意之中还是反映出城市园林的普及与讲究。此外，北宋园林的景观，屡屡见于各种存世的宋画中，比如传为宋徽宗所作的《听琴图》（图五）《文会图》（图六）。画作虽然未必是徽宗亲笔，但明确地反映出徽宗的艺术品位。后者画的上方除了徽宗瘦金体的自题诗，还有蔡京的题跋，歌颂盛朝天子与贤士的文会雅集。纵然文会题材沿袭至唐太宗以来“十八学士图”的绘画图式传统，但此作极可能描绘的就是开封皇城大内里御花园的一景。文化涵养深厚的帝王艺术家宋徽宗，集文人、书画家、收藏家于一身，同时更是热衷于园林，因而创造了传奇的艮岳。考量徽宗的文人特质，《听琴图》《文会图》中充溢着宋代园林的各种元素。园中配置着错落有致的大小花木、丛竹，并且巧妙地以直角转折的景致栏杆来区隔、界定庭院的空间。园中叠石雅致精备，处处可见精挑细选的太湖石，还有种类丰富的各色奇石。柳荫下、园植间，宴饮器玩果品齐备，儒雅宾客闲坐，切磋琴艺，吟诗论道；童子仆役，煮茶备酒；一排贵胄园林文会雅集景象。类似的园林景象，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年代、尺寸、构图与庭院空间布局都相类似的另一件大立轴——传赵喦的《八达游春图》（图七）。画中衣冠华美、英武儒雅的文士贵族，鞍马游骑于宽敞整饬的院庭中赛马球。园中制作精美的勾栏、玉石板与繁茂华滋的树石配景，再加上凸显于画面中央玲珑有致的巨型太湖石，生动地描绘出皇家御苑的气派与精雅华丽。论及北宋的园林，非得提及徽宗倾帝国之力，穷奢极侈打造的艮岳不可了。《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为北宋遗老，亡国后缅怀旧国，于该书中娴熟详尽地记载了都城开封的种种故实，唯独于艮岳避而不提。推想其因，可能处于朝代鼎革兴亡褒贬考量，因有意避开北宋灭亡与徽宗倾国力打造艮岳的一般道德鉴戒和因果联系。靖康之难，北宋覆灭，艮岳荣光短暂（1117-1122年存在），仅昙花一现，风华便烟消云灭；所幸有张淏（约1180-1250）等人所作多篇《艮岳记》的详细记载描述，尚可勾勒出一个梗概。徽宗倾心道家，采方士之言，择定开封都城东北的“艮”位，营造以筑山为主体的大型人工山水苑艮岳。艮岳的建造师“以图材付之，按图度地”，事先有准确的设计图，然后依图布局，按部就班地营造出来的。为了造艮岳，相关人员广搜各地奇花异草与珍禽异兽，尤其是造园用的奇石。为了“取瑰奇特异瑶琨之石”，徽宗特派专员如朱缅（1075-1126）辈，南方采石，并且为之成立了恶名昭彰的花石纲。撇开历史的褒贬论述，综观艮岳营造的记载，其造园的手法非常专业化，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全。比如为了统筹各色奇石、珍异动植物的采集，徽宗特别指派了“博雅思精志巧”的梁师成“董其事”，掌管财政，调度工程人员。所采集的各类珍异奇石中，有体量巨大如山岳一般的“神运石”。徽宗赞叹此石为灵异神物，因封为“盘固侯”。时人在造园上也深具科学及药材常识，以雄黄置于叠石洞窟中以驱避蛇虺。又以炉甘石（石灰石）“天阴能致云雾，蓊郁如深山穷谷”（周密《葵辛杂识》），因用之作人工制造云雾器，使园林产生类山水画中云气氤氲的审美效果。凡此，可以想象在这样精心营造的皇家园林中，不但无奇不有，而且兼具人工主动地制造出山水园林的氛围。所以说宋代园林不仅是设计理念，更在物质文化上也同时同步发展成熟。徽宗时代宫廷制作的许多画作，事实上也都是其园林文化的具体反映。例如，藏于北京故宫的宋徽宗的《祥龙石图》。画上有徽宗亲笔题记，纪实地反映了祥龙奇石的身世传奇与瑞象，足证徽宗时代赏石文化之非同一般（图八）。此外，波士顿美术馆所藏的《五色鹦鹉图》（图九），则印证了记载中御花园里面，除了奇石，还有从各地广搜来的如岭南五色鹦鹉之类的珍禽异兽。以上两件徽宗书画合璧，再加上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可能就是记载中徽宗《宣和瑞览册》存世的三件。据载，《宣和瑞览册》积累了成百上千件，所描绘记录都是御花园里面珍奇的物件，原本是册页形式，之后重裱成现在右边为图、左边为题记的画卷形式。

北宋徽宗时代反映园林的宫廷画作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李唐作于1124年的《万壑松风图》（图十）。这件巨大的三拼绢幅山水，虽然也是主山堂堂主的巨碑山水构图，但是空间的处理却不类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般，自然导引观者层层深入，而是予人密不通风、堆叠不自然、无法深入的感觉。只有就近仔细端详时，才见有溪水溅扑从画中的山坳逶迤而出；还有松林间也隐藏了一条小径，暗示山林间的另一番天地。这种风格与刻意的描写，令人推想《万壑松风图》或可能与记载中艮岳珠峰万寿山“雄拔峭峙”“列嶂如屏”的叠山不误关联。尤其是造景上“峰峦崛起，千叠万复……岩峡洞穴……若在重山大壑谷深岩之底……”，再加上如人工“开闸注水”而成的瀑布。虽然这些推想无从证明，但是多少有助于想象宋代皇家园林的风采。又，附带一提的是《万壑松风图》的青绿赋色问题。201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南宋“文艺绍兴”大展时，院方曾经用高科技的日本照相设备检验此作，发现画上原本颜色虽然大量脱落但是仍然残存着丰富的色彩。原来的大青绿山水，现在看上去详实水墨构成；但是经过特殊的摄影技术，检视存留的色样，可以推算还原出本来的斑斓绚丽、青绿颜色厚度，令人遥想其蓊蓊郁郁的园林原貌。倘若《万壑松风图》有助于我们窥见宋代的园林，那徽宗的画院学生王希孟作于1103年的《千里江山图》则详尽地图写出徽宗心目中道家理想帝国的愿景（图十一）。这件精雅的大青绿山水长卷，描画出无数的庄园园林的布局与亭台楼阁景观。虽然是理想化了的乌托邦世界，但是或也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时代园林风貌，足以当作参考。

此外，论及北宋园林理念的纯熟发展，或也可从神宗时代的北宋山水巨擘郭熙的名作《春早图》及其山水创作理念中来探讨（图十二）。把郭熙的《春早图》提出来，不是说它跟我们对园林的想象与重建有什么具体直接的关系，而是它与造园的哲思与理念上有着根本的联系。故笔者在讲授中国园林时，往往从中国哲学与庄子“齐物论”开讲，必得先阐明宏观与微观活泼互换的思维理念，而后才能体会并进入中国园林营造与表达的核心。郭熙在他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中不断地阐发山水画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人最终的园林理想即源于对自然的崇慕与向往，因此把大自然融入山水画中，甚至超越写实与再现（beyond presentation）将大自然理想化并与心中山水融合为一。因之，中国山水画发展到了宋代，不但完成超越写实、超越再现的核心概念，也同时奠定了中国园林在二维、三维空间灵活变化的圆熟理念与实践基础。（未完，待续。）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宋扇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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