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父亲的同事

父亲的同事李成 我的父亲如果健在，今年正好可以做他八十岁的寿辰，然而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我是极希望他是...



父亲的同事

李成

我的父亲如果健在，今年正好可以做他八十岁的寿辰，然而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我是极希望他是能活到现在的，特别是当听到他的几位差不多同龄的同事还活着的消息，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但这哪里可得？

我常想父亲这一代人是最不容易的，比前后几代人都不容易。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经历一场接着一场的政治运动，所受的教育的基础十分薄弱，往后也几乎没有在文化知识上丰富自己和深造才华的可能，及至社会环境好起来，他们已人到中年，早入定型，且家累又重，一切木已成舟，只能随波逐流。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辈真正有所作为的不多，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

我的父亲终生都只是一名小学教员，因之我从小耳闻目睹的都是学校里的人与事。他最初是在离乡三十里的乡村任教，那里比我家乡离县城远得多，但距一座大城（安庆）却又近了不少，所以给我的感觉是从来“文风”比我们家乡那一带更盛，这种感觉是来自于听父亲偶尔与人的闲谈。他讲到他那时的同事，仿佛一个个都很爱学习，有的还有专长，如会画画，喜爱书法，甚至有爱作诗、写文章的，尤其是我听说还有一位叫姚则之的能拉小提琴，这在我家乡的教师里简直可以“惊为天人”。他们都作为青年教师住在一起，各人都展示自己的才艺，所以业余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可惜好景不长，政治运动来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当然如寒蝉之噤，别无可能。听父亲说，这位姚则之先生（我之所以记得他，大半因为觉得他的名字取得雅致，后来才知这是出自《论语》：“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正好“尧”“姚”同音，便更有一种崇敬心情）不但再也不拉小提琴，而且几乎是疯了。为什么疯了呢？据说他总疑心在他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期间，他的顶头上司——公社教育干事通过威逼利诱和他的老婆有了奸情，于是便常年累月到处告状，可又拿不出真凭实据，仅凭捕风捉影哪里能扳倒人家，但他就是缠讼不已，课也不能上了，便被人目为疯癫，听到这些，我仿佛听见自己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叹息。

同样是下乡劳动——那时候提倡开门办学，这样的事正是十分频繁而又平常的，父亲说他的一位年轻有为而“积极要求进步”的同事为了有一个好的表现，或许也是出自内心的激情，他一到乡下，就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去干，这本是好事，但他们似乎过了头，不仅自己拼命干，还要求他领导的小组——村民与教师混合的小组拼命干，比如挖土方、挑塘泥，他每天早上上报的计划给自己任务都比别人重一倍，而且也不注意补充营养，别人还偷偷买点肉来“打平伙”（这是不被允许的），他也不肯参与——只在背人处吃点自带的饼干，结果不到一个月，他就倒下了，被送往医院，据说得了一种很怪的病——皮肤脱落，所以只能用玻璃罩把他罩起来，免得与空气接触感染，闻之骇人。我的父亲因此告诫我：凡事积极一点可以，但不能太过逞强——比如他自己就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虽挨了一些批评，只要不是偷奸耍滑，终无大碍。我以为这样的态度是对的。

父亲的同事当中因言获罪的也有好几个。早在他念师范学校的时候，就有同学被打成胡风分子——远在穷乡僻壤的青年学子怎么能跟胡风扯上关系？我问父亲，他也不得而知，只言这位同学发表了一篇与杜鹏程的作品《在和平的日子里》同名的小说，且与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就被逮捕判刑，送到农场伐木，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被放回，父亲闻讯后，还领我去他家做过一次客。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有一股“复职”潮，有一天，我家里来了一对中年夫妇，那男人自称与父亲曾经有一年（抑或半年？）的同事关系，那时他才从师范毕业分到父亲学校，因为性格活泼，说了几句闲话便被打成“右派”，后自动离职，一直在小镇上以做裁缝糊口，现正谋求复职，要父亲写个证明；父亲记忆起来，确有其事，便秉笔直书，这位同事幸获复职。我过去对父亲一辈子谨小慎微乃至如履薄冰似地对待工作和生活颇不以为然，听到他偶尔谈到他落难的同事（有的只能叫“准同事”）的遭遇：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艰难度日，似乎也能理解一些了。

当然，父亲谈他的同事时，也不总是让人感到压抑的“灰色”，有时也有那么一点“喜剧”色彩。他有一次讲到自己考入师范学校的经过，说是发榜的那一天，他去看榜，左看右看没有自己的名字，便怏怏地往回走。及至走到石河桥上，听见前面几个年轻人边走边在议论，其中一位说：真有意思，这次招考，我们姓李的还真录取了不少，且名字大多是两个字，如我——李刚、还有李X、李X……父亲听到其中的一个李X正是自己的名字，便讪讪地说：“哪里有李X？你看错了吧？”“一点不错，你去看，在两张榜纸的接头部位。”父亲一听，返身去看，果然，自是转忧为喜，所以他一直对这位李刚同学心怀好感，他们虽然没有分在同一学校任教，但都在一个大区工作，也算得是同事，每次见面总还要亲切地交谈几句，父亲背地里夸赞他一直都很能干，最后还做到了高中的校长。

至于他谈到的另外一位同事（后来两人调离开了），我觉得甚至影响到是否有我来到这个人间哩，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这位同事生性活泼，直言快语，他有一次听说我父亲曾经有一位“包办”的对象——即从小由大人指定的，我们那里叫“笑亲”——便要我父亲带他去看一看。父亲答应了，他们二人一起赶往女方家，不巧的是，那女子正端着饭碗蹲在石磨上吃饭，一见父亲来了，还带了一个生人，可能是感到害羞，便一扭头跑开了，且再也没有露面；在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同事便对他说：这哪成呐？这么羞涩，都什么时代了，又是笑的娃娃亲，吹了算了吧。一再这么说，父亲就动了心，隔了一段时间便去退婚。据说，退婚的时候，父亲还见到那女孩仍一言不发，只是流泪。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忽然五味杂陈，矛盾起来，我分明是同情这个女孩，怪父亲的这个同事多事，但一方面又想，如果不是退亲，父亲后来娶了母亲，哪里有我呢？我后来多次问妈妈，父亲当初的对象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妈妈告诉我：听说很好，后来也嫁给一个“公家人”，我的心才略略感到安慰。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如果活着，我当向他打听更多他的同事的逸事与近况，这样我所记录的也就不是一鳞半爪了。但这一鳞半爪也很重要，因为它依稀让我望见了一个时代的影子，尝到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滋味，所以我不辞简陋，把它记在这里，以之纪念父亲和他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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