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





一

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我就边代课，边复习，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这一年的高考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这个时候，那个英语老师也生完孩子回学校了，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农村。

第三次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带领同学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一天没落，整天背课文。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开始后，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也一起请了吧。就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二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一直是苦闷的，第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记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在学习上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轻松地在北大毕业后又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了整整四年播音员。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我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

三

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优秀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规定，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已经算登天了。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然而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在那个时候这可是天文数字。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但家里的变化还是有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四

我从寻找栖身之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业。我从北大出来后，搬到北京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搬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他们家有一个小房子，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空着的。他有一个儿子在上小学二年级，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来辅导你的孩子吧，保证你们的孩子考到前十名里，果然，一拍即合。这样的话，房子就免费了，我们夫妇住了进来，房东孩子的成绩也提到了班里前五名，皆大欢喜。当时我老婆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班，所以我老婆下班回来就辅导这个孩子，我就背着书包出去教书。

离开北大后，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我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五次居住的地方，直到1993年年底买下一处破陋的农家院落才算是安顿下来了。我从1991年起已经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这个名义开始招生了，而且已经有收入了。我除了把一部分钱支付给东方大学外，其他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的。房子自己租，广告自己贴，教室自己租，老师工资自己出，还好最后还能有一些剩余吧！

五

我的事业初具规模之后，为了管理，思量要让我的家族成员退出，我知道这在感情上很难开口。老妈、姐夫、老婆那边的姐姐和姐夫，我怎么开口呢？而且我是看见我老妈就会害怕得发抖的那种人，更别说让他们都离开新东方了。1996年，王强、徐小平从美国回来后，曾亲眼看过我跪在我老妈面前挨训。我老妈一发脾气我就会不自觉地跪下去，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也是对父母敬重的一种方式吧。到了2000年老太太很郑重地告诉我，你现在也算功成名就了，也是中国的名人了，以后我骂你你就不要跪了，坐在床边上听我讲就行了。

自从我老妈来到了新东方，老太太觉得在新东方管理后勤很开心，又是自己儿子的事业，轮得到外人来说话吗？老太太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集体，在一起奋斗什么的，她哪儿想得到这些大道理呢？她一看，国外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回来，还天天压迫我儿子，不但抢我儿子的钱，还要把我们这些亲属赶出去，这连门儿都没有。

当时我提出让我老妈离开新东方，是在我老妈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当时请了三桌新东方的人，在饭桌上我就说到家族成员要离开新东方的事情。我老妈火了，上来就要打我。老太太确实挺意外的，也挺气愤的。徐小平在边上看得目瞪口呆的，徐小平认定了俞敏洪你想把你老妈赶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96年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老妈一骂你，你就会跪下去，怎么可能说服老太太呢？老太太怎么可能离开新东方？

那就让时间来慢慢消化这一顿难以下咽的晚餐吧。慢慢地我老妈开始有点理解我的处境了，一年半以后她发现，如果这样下去，儿子受苦受得更多。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嘛，那边推着我要把家族成员弄走，家族这边的人不退出。最后我姐夫第一个先退出了，我姐夫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弟弟为难，我带头先走。当时我姐夫已经是书店的经理了，而且是当时新东方书店中经营得最好的一个单位。我姐夫也有超级的经营管理能力，书店办得最好，利润也最多，结果姐夫辞职就走了，一分钱的补贴都没拿到。后来分股份的时候，家族成员不予考虑，所以我的家族成员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拿到股份的。紧接着就是我老婆那边，我老婆的姐姐在天津的新东方学校，当时已经有了天津新东方学校了，她在天津新东方学校当主会计。我老婆的姐夫也同意离开，最后他们也离开了，我背后多补贴一些钱，多补贴一点就当做离开的待遇了。

六

我家族的成员陆续地退出新东方，最后亲属中只剩下我老妈一个人了。老太太慢慢也看明白了，她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看问题还是非常准确的。我姐夫也在私下里劝她，她也知道我面临的处境，知道我很苦。老太太后来就心疼我了，说那我也退出吧。

老太太到现在在新东方也是极其有威望的。你们不知道这老太太厉害到什么地步吧，公安局、派出所没有她不熟悉的。她能够在新东方暑假进班的时候，让全体派出所成员出来为新东方维持秩序。公安人员就对老太太特别的尊敬。到今天还是这样，现在中关村海淀派出所的人还只认我妈，奇怪吧？新东方现在的年轻人去办事，办不下来，老太太一个电话过去，民警就出动了。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老太太还是有点公关本事的，目前新东方在北京的几千名员工全认识我妈，全部都乐呵呵地叫她阿婆。她没事还会到学校来转转，还是挺留恋学校的一景一物的。试想当时第一次开口让我老妈离开新东方的时候，老太太如果看到墙上面挂着的营业执照，都会从墙上拿下来撕掉，说咱们都不干了，回农村，确实她是真生气了。那么后来是怎么说服她彻底退出的呢？当时刚好新东方有了住宿部了，然后我就说，老妈你去包食堂吧。这个食堂原计划就是外包的，这等于说是从主营业务中间给她划出了一个副业。

这样一来，我老妈就彻底退出去了。这一退就好办了，其他几个新东方的领导一看我动真格儿的了，三天之内就开始全面展开清退工作了，什么姐姐、弟弟、外孙，在新东方的都不留。后来就用了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所有的家族成员全部清退了。所幸的是，这次清退家族成员虽然有摩擦、有冲突，最终还是过了河。新东方依然还是完整的，精神文化依旧存在，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发展方向也逐步明确。所有这些正是通过这一两年的摩擦斗争换取的。

（来源：摘自俞敏洪著《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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