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村北头高地上有一眼井，泉很旺、水很甜。x0a那是杨四先生带领大伙儿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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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9岁那年，父亲因“包庇走资派”的罪名，我们全家从城市被遣送回祖籍——鲁北一个叫杨家坡的小村庄。那时，正是农村“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热火朝天的年代。村庄离黄河只有三四公里，农田灌溉条件自然得天独厚。但紧靠村庄北面有一块十几亩的粮田，由于偏僻又地势较高，庄稼得不到黄河水的滋润，年年干旱，村“革委会”决定打井灌溉。

第二年初春就开工了。村“革委会”理所当然地把井址选在了这块地的中央。那时打井全靠人工挖掘，用砖砌成。于是，动用青壮民工50多人，昼夜轮班干，折腾了大概半个月，挖到十几米深，就是没有挖到旺泉。结果劳民伤财，水井没打成。村“革委会”不死心，又选在这块地的西北角打井，也告失败。村“革委会”决定放弃打井。

村里有一位六十来岁，大家都管他叫“杨四先生”的老人。在我的印象里，他孤身一人，瘦高个，背微驼，爱喝酒，面容清癯，一袭青衫，真有点仙风道骨之貌。二叔告诉我：“他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以前一直在外乡当初中教师，后来被开除回乡了，因为他是‘富农’。”当时，我对“富农”是概念不清的，但是从父母的表情上来看，似乎这是个并不光彩的称谓。从此，大人们给我的童心里烙下了杨四先生是坏人的印记，但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总“坏”不起来。他对乡亲们很热心，凡需要“文化”的事，比如写信、婚帖、对联什么的，他都有求必应。他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现在想起来是属于赵（孟頫）体字，秀气，洒脱，春节时几乎家家贴他写的春联。

村“革委会”决定放弃打井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杨四先生到了“革委会”主任家。他对主任说：“你若相信我，听我的，井一定能打成。”主任盯了他半天说：“你可知道自己的身份，如果再弄砸了，别人担得起，你能担得起吗？”“我拿性命担保！”杨四先生拍着胸脯说。当天晚上，村“革委会”成员专门开了会。杨四先生破例参加了。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的决定是：让杨四先生试一试。打成了，什么都好说；不成的话，就要开批斗杨四先生的全村大会，因为对全体贫下中农必须有个交待。杨四先生对这个决定默然接受。

不几天，打井重新开工。杨四先生被“革委会”任命为技术员。选址是最重要的。令全村贫下中农没想到的是，杨四先生把井址选在了这块地最南端的中点处，也是离村庄最近的地方。还是原班人马，昼夜轮班干，杨四先生全程指导。第七天下午，大概是挖到接近十米深的时候，有人在下面惊呼：“挖出‘泉眼’了！”杨四先生看了看，水泉在北面，水正汩汩涌出。他脸上未露喜色，依然面色平静，指着下面喊：“再往南边、东边挖。”没过多时，相继挖出了汹涌的水泉。人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久久回荡在旷野的上空。

井终于打成了。井水特别得旺，清早井水涨到离井沿还不到一米的距离。井水又特别得甜，竟成了全村人的吃水井。以至于村西边原来的村民吃水井几乎报废，因为相比之下，那口井的水太咸了。于是，这口井具有了灌溉农田和村民吃水双重的功用。这回，杨四先生真令全村人刮目相看了。那年，这块地里的谷子长得特别壮，硕大饱满的穗子笑弯了腰。村里年纪最大的八十多岁的杨丰老爷爷说：“我是快入土的人了，从小还没看到这块地里长出这么好的庄稼，也没喝到这么甜的水，杨四先生积了大德呀！”

谁知，这年冬天杨四先生病逝了。有人念着他打井的功德，提议给他立块碑，遭到村“革委会”的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他是“富农”。没有葬礼，没有棺材，没有送葬的宾客，只有几十个围观的大人和孩子。杨四先生的尸体被高粱秆打成的草箔卷裹着，村“革委会”派人把他埋在了村南的草岗上。那天，凛冽的西北风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非常凄冷。谁知，葬后的第二天早上，杨四先生的坟上居然摆放着一个花圈。那是用柳树枝条和白纸两种材料做成的，极简单粗糙，没有挽联，只有十几朵白纸小花还算得上精美。

杨四先生就这样悄然无声、孤零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十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再回到这个小村庄探亲的时候，村北那块农田上已经盖满了砖瓦房。

我是乘汽车下午到乡里车站的。二叔接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跟二叔全家吃过晚饭后，我问二叔：“杨四先生打的那口井还在吗？”

“杨四先生？井？”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才说。“噢。想起来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你问这干啥？”没等我回答，他便给我详细讲了起来：“杨四先生死了快三十年了，人们早就不提他了。埋他的那片荒草地上，村里建了面粉加工厂，他的尸骨埋在厂房下面了。唉！他打的那口水井，你们回城后没几年，不知咋的，井水就不旺了。你想，又要浇地，又要供全村人吃水，再好的井也承受不了。但那井水还够全村人吃的。再以后井水越来越少，慢慢地成了枯井。可是，记不准哪年了，反正是个端午节的上午，咱邻居——你杨大婶儿的小闺女在井边玩，不小心掉进井里摔死了。出了这件事后，乡亲们就说这是口陷阱，不吉利。那天，你杨大婶儿哭昏了好几次，醒来后直骂这是杨四先生造下的孽。当天下午，村里就把它填平了。以后，上边要求规划新村，这块干旱地就成了村民的宅基地了。现在，全村户户都在这里建了新家。”

听完二叔的话我终于明白了，杨四先生在杨家坡村民的心里早已消逝了，他打的那口井也走过了“好井”“枯井”“陷阱”“孽井”的历程——从辉煌到没落的悲剧性命运！

回城的前一天清早，我决意去村南凭吊杨四先生。二叔先是大惑不解，看到我认真的样子，也不再劝阻。他要陪我去，被我拒绝了。

天阴沉着，但无雪，只有强劲的西北风在嘶鸣。凭着小时候的记忆，我径直来到埋葬杨四先生的那块荒草地。不，如今是面粉加工厂。

我茫然地伫立在工厂的东墙外，没有眼泪，只有悲伤，任凭冷风吹刮。渐渐的，杨四先生的身影在我眼里越来越清晰，由远及近向我走来，直到站在了我的面前——瘦高个，背微驼，面容清癯，一袭青衫，一派仙风道骨的神姿，加上他打井时那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我不禁肃然起敬，慢慢地弯下腰，深深地向他三鞠躬！风声里隐隐夹杂着机器的轰鸣，汇成了绵绵的哀乐。杨四先生“我拿性命担保”、杨丰老爷爷“积了大德呀”的声音，连同这绵绵的哀乐，融汇成一曲雄浑悲壮的交响乐，荡进无际的云霄。

人是容易忘记的动物，即使是美好的人和事，也会被历史和人为地扭曲，最终变形或遗忘。二叔说，杨四先生没有后代。我想，他是有后代的，他一定有后代的，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