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徐新建：“性近习远”：人类文化的不同而和_【文学人类学】

有关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问题既重要又复杂，值得展开深入细致的的辨析和讨论。本文的看法是此议题的表面指向...

有关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问题既重要又复杂，值得展开深入细致的的辨析和讨论。本文的看法是此议题的表面指向社会历史，内在的论域则关涉生物学、人类学和哲学。由此，为顾及到中西对话和古今关联，笔者特借用汉语典籍中的“性近习远”观作为起点，尝试阐述与之相关的诸多层面。

在汉语世界流传久远的《三字经》开头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我看来，这话基本上表达了汉文化重要流派（儒家）对于人类多样性与共同性相互关联的见解。它的主要意思可概括为“性近习远”，最早出自《论语·阳货》里的“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这里的“性”，大约等于后世生物学指的生命属性——The Nature：本能、欲望、生死等，在汉语表述中则有多种类似展开，如“食、色，性也”，以及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等等，包括了凡人皆有的先天禀赋。所谓“近”，大意就是“同”，指基本一样，不过说“近”而不说“同”，又保留了对生命个体的区别余地，强调人和人相互间只是“趋同”，而非全然“等同”。

依照此见解得出的第一推论是：秉性令人趋同，亦即从本性上讲，我们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躯体相当，内在与共。

然而根据“习相远”之判断，则将衍生出与之有别的第二推论：行为使人相分。“习”的意思，相当于人类学阐发的“文化”（Cultuer），包括语言、习俗、制度、信仰……等等，也即是人的后天所得。此话强调“文化”使人性变异，在从生物人变为文化人的过程中，出现不同。其中的“习”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名词的“习惯”，突出“成果”和“文化创造物”；另方面是动词的“习得”，强调“实践”、“行为”和“体认”——包括被动传递和主动选择。“相远”是对趋不同的比喻。由此也就意味着，在文化的历史累积及实践过程双重作用下，人和人便呈现出彼此区分，日趋不同。这样的现象在个体间如此，群体间更亦然。

由是即可理解为何面对同样的“食”之本性，在现实与历史中会有那么多表面上的差异和不同，其原因即在与“习”：先是山林、草原和农田的不同环境造就了猎手、牧人与农民，继而产生出“肉食”与“粮食”的分野。再进一步，“粮食”之中，北方的旱地与南方的水田，又派生出“面食”和“米食”及其相关生活事项的诸多差异。在此，“食”（欲）是性，“粮”和“肉”为习，“性近习远”的观点揭示出在米食、面食和肉食等表象后面，牧人与农民内在一致，不同的只是各自为适应特定生境而做出的改变及调整。同理，在食用工具的选择上，用筷子、刀叉或手，也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是“习相远”的表现，无所谓优劣等级、高低贵贱。

现代生物学揭示说，人类生命多样性的意义，在于从基因到体型方面保存应对环境变异之先天可能，以使人类物种得以应对灾变，长久流传。所谓文化，不过是这种基因能力在不同社会的具体呈现而已。因此，歧视差别，排斥异己，都是违背人类整体价值的短见，极端观念和行为则无异于种群自残。

综合而论，“趋同”和“趋不同”是人类生物与文化属性的两种走向、两重动力，各有所依，并行不悖。若仅单向地强调趋同，则不但违背实际存在的个体差异，且令现实生命难以适应客观存在多样生境；而如若只顾“趋不同”，无视人类与生俱有的内在之“同”，则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渐行渐远，而且会背离个体先天秉性的内在旨归，使人异化，成为非人。

因此，无论作为种群还是文化，促成人类彼此关联的最佳趋向应该是：性近习远，不同而和。

【原文发表于《文化遗产研究》2015年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