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镜像】孙海芳：玉帛之路考察记二则

玉门火烧沟遗址2014年7月18日，我们一早离开高台，一路高速，前往玉门。手机新闻显示，玉门鼠患，已造成...

2014年7月18日，我们一早离开高台，一路高速，前往玉门。手机新闻显示，玉门鼠患，已造成一人死亡。紧接着，接二连三的短信、微信都在询问我们玉帛之路考察团的行程，得知我们正在前往玉门途中，前去参观我省早期发现铜器出土量最大的火烧沟古遗址，都劝我们不要在当地吃饭。

领队冯玉雷社长临时决定，参观完火烧沟，不进玉门城了，直接去瓜州。前日企盼的阴雨天气，一语成谶，果然来临。已经习惯了连日来的烈日高温，对忽来的阴凉有诸多不适。在加油站修整的片刻，大家都打开行李箱，寻找御寒的衣服。

叶老师穿了条真丝的藏蓝色长裤，在冷风里更加“凉爽”。看他裹紧衣衫站在冷风里，我劝他回车上御寒，他说，要感受一下现代化交通工具密集的现代玉石之路，大型的重机械汽车 ，装满了来往运输的物资。如今，这条运输之路依旧繁忙，科技进步了，不再需要驼铃声声，但交通要道的作用却依旧不减当年。

没来之前，对玉门抱有诸多想象。玉做的门头，连名字都充满了神话色彩，我们这是逐渐接近此行的主题，与玉关联了。

叶舒宪教授后来在随行手记中写到《游走的玉门关》，提及这是华夏边塞诗中最常见的母题，又称玉关、玉关头、玉塞、玉门、玉门道、玉门山等等。历史上的玉门关究竟在哪里，是很多好学之人探究的问题。后来瓜州的宁瑞栋老师介绍说，近年来借助于国家测绘局的遥感技术，仅在瓜州境内就找到了60多处古城址，并找到可以辨认的玉门关有4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双塔水库旁的唐代玉门关，如今正在开发成旅游景点；如果加上敦煌以西的玉门关；瓜州以东100多公里的玉门市之玉门关，大体上可归纳出河西走廊西端有6个玉门关。叶老师在文中讲到，随着田野考察的进展，玉门关的总数会不断增长。因为西玉东输的持久性文化现象自周穆王至康熙乾隆，乃至末代皇帝，一直延续数千年，仅《山海经》一书记述的出产玉石之山就多达近140座，玉门关是运输这些玉石的道路关口，必经之地，有多个玉门关则是符合历史线索的。

现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汉时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

而早于汉武帝石器一千多年前，美玉就源源不断经此地输往东部，就与玉石相关。有人讲，运输玉石的队伍路过此地，为避暑而趁夜间凉爽行走。因夜色朦胧而常使马匹迷失方向，故此地又名“马迷途”。后因通灵的大雁指引，只有在玉门关城楼上镶嵌夜光墨玉以引路，才能使马迷途识路。小罗盘城故称“玉门关”。

也有骆驼驮玉，思乡生病，用玉嵌楼以解思乡之苦的故事。无论哪种故事，都是以玉为线索，讲述此地与玉的渊源。如今的玉门，是近些年移民的新兴城市，跟玉门关关联不大，行人稀少的城市，车辆呼啸而过，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古代西玉东输时的繁忙景象了。

火烧沟遗址就在如今的玉门城不远处的清泉乡。

车子停步。这是一个刚错过十字路口的省级公路。穿过狭窄的马路。对面就是暑假中清冷的校园，石碑碑刻显示“火烧沟遗址”。这与我们一路看到的处于荒野之中的遗址不大一样。它被现代的建筑包围着，或者说现代的建筑就盖在遗址之上。

火烧沟遗址所在的这片位置，土色发红似火烧过一般，故名“火烧沟”。出土文物较多，其中陶器数量最多，大部分为红沙陶种类繁多，花纹各异，造型别致，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鹰嘴壶和三狗方鼎等陶器堪称精品。这些彩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陶埙，数量约为20只，体现了当时此地居民的生活状态。

微雨阴凉的天气，一切显得雾蒙蒙的，绕道清泉中学后面，地上的碎陶片也在细雨中颜色更显潮红，看上去更加清晰。

混杂着现代的生活垃圾，零星看到不同时期的陶片碎瓦，时光重叠在此处，错乱不堪。

看不到出土的文物，感受不到传说中火烧沟的久远。不得不冒着鼠患横行的日子，进玉门城寻找此地出土的文物。

大约半小时路程，下了高速路口，王进喜纪念馆的旁边，我们找到一家接待旅行团的饭馆，每人要了一大碗炒面条，美美地吃起来。大家都说，外出田野考察，一碗扎实的面条最能顶事，简单管饱。

快速吃过，驱车前往玉门市一家私人博物馆，其实就是一家个人搞收藏的古玩店，面积较大而已。

叶老师看到一块加工过的玉器半成品，颜色发白，表皮有沁色，很是激动，一块小小的玉料，可以推测出当年运输玉石途经此地的可能。叶老师的观点是，玉石之路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链条，这条早在无文字记载时期的史前就已存在，并且长期存在。

新疆师大刘学堂教授对火烧沟出土陶器上的蜥蜴纹极感兴趣，长途跋涉的客车上，时时在探讨蜥蜴纹的学术问题，可喜的是，在这家玉门私人馆藏中，终于目睹了真实的“蜥蜴纹”彩陶。

我们开始兴奋地拍照，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文物。

终于看到了鱼形陶埙，三孔，引起人类学界关于古音的探索众多，看着如今干旱的玉门地貌，鱼形的模样本就令人对史前生态充满想象，而埙的功能更是具有浪漫色彩，悠悠古音，唱响晴空，穿越千年的岁月，直奔今人的耳膜，穿透清亮。

武威电视台何成裕提着笨硕的机子，随着大家的步伐一一拍摄。玉帛之路一行人都有收获，中国社科院易华老师长期从事青铜之路的研究，听闻此地出土大量铜器，很是激动，虽无缘见到那具分铸的四羊头铜权杖柄首，但是火烧沟遗址的考察为他研究青铜之路的课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傍晚时分，行至瓜州。参观离住处不远的瓜州博物馆，叶老师告诉我，如果去了西藏，好好做人类学调研，一一记录下来，历史需要记录者，生活也是需要记录者。西藏的研究领域很多都是空白，有很多可以发掘的空间，只是，他也遗憾，去了校宣传部，工作杂而琐碎，用于研究的时间就不多了。

晚饭时，我和安琪坐在饭桌上低头就吃，叶老师走过来批评我们，别顾着肚子，西北师大张德芳教授恰巧也在瓜州，这是研究汉简的权威专家，别错过了拜访学习的机会。

换了座位，才发现，叶老师着急是有道理的，这一桌人都是学界的前辈，几位老师在瓜州长期生活达二十多年，对瓜州、敦煌文化研究颇有建树，叶老师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八年前西夏文化寻根考察遇到的故人，两人举杯感慨，一阵唏嘘，当年的中年人，如今都是两鬓飞霜。在场的人都被他二人情绪感染，心里泛起难以言表的伤感。

晚饭后，冯玉雷社长召集，就在酒店大厅的雅座上召开考察团的临时会议，对考察纪律做了进一步的要求，并要求当晚每人出一篇考察随记，记录考察中建立的观点，借以抛砖引玉。

摄影师冯旭文到处找我们，得知我们在召开小范围会议。遗憾地说，“下次开会，要带上我一起参加，录制玉帛之路的纪录片，绝非河西历史遗迹风光行，我跟着专家们好好学习，才能录制出一台高学术含量的文化节目。”

瓜州，这个河西考察必不可少的一站，我相信，它将带给我们别样的惊喜。7月19日一早，考察团从瓜州出发，奔赴敦煌。

途中，听冯玉雷社长宣布，我们改变原来的计划，取消了去敦煌的线路及考察计划，前往位于布隆吉乡双塔村西南5公里沙丘中的兔葫芦遗址。

李宏伟老师研究瓜州二十来年，对此地情况了如指掌，据他介绍，在河西走廊,自四坝文化消亡后,有较长一段的时间空白,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在走廊西侧出现了骟马文化和这座兔葫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它是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时的发现，是一处规模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古遗址。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石镰、夹沙陶罐及少量彩陶片，隋、唐货币、车马饰件。

这一遗址的发现给瓜州及甘肃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研究，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

兔葫芦，这个地名的发音，与“吐火罗”这个曾经活跃在河西走廊的印欧民族人群的命名极为相似。按照学界目前多数人的看法，将四坝文化的先民视为月氏，即属于印欧人种，则兔葫芦遗址的先民中就会有(至少是一部分)吐火罗人的史前祖先。

甘肃省在上古时期作为“丝玉”贸易的重要走廊，具有传播管道的重要意义。这是一条宽阔的草原走廊，先后由伊兰人、吐火罗人、帕提亚人（后来的波斯人）、新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月氏）所掌握。他们善于利用马匹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穿越广阔寂寥的戈壁与荒原。

考察团队员刘学堂教授也对这个遗址很感兴趣，新疆的小河墓地不仅发掘出距今4000年的金发的印欧人种先民遗骸，而且新疆也有一批类似吐火罗或兔葫芦的地名。

吐火罗的分支——月氏人在中亚和东亚的分界线——甘肃一代，建立了人口约40万的焉耆王国和规模庞大的牧场。刘学堂说，“国内外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的部分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居住在黑海、里海北岸的吐火罗人的一支，因为环境或者人口压力，开始东向迁徙。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中亚北部，翻越阿尔泰山脉，到达天山南北。他们在天山深处刻下了那幅著名的呼图壁岩画，在梦幻的古楼兰留下了小河文化，这群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技术，还会种植小麦。他们说吐火罗语，可能还有文字。他们给天山南北的山川大地起了一些吐火罗语的地名。有人说敦煌地名就源自于吐火罗语，哈密有一个乡就叫兔葫芦乡，我去过那里。瓜州的兔葫芦遗址，有可能与吐火罗人的东进有关，是他们最早把冶铜、小麦种植技术带到了这里。昆仑玉最早由西域东传，也可能借助了吐火罗人之手。”

来自专家们的启发，更是激发了大家探究的热情，即使此地地处沙漠，车辆无法前行，只能步行前往，也是一路高涨着情绪。李宏伟老师提醒大家，在沙漠里行走不能分散，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一定要瞄准目标——朝向最高的主沙丘前进，绕过沙丘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作坊遗址。

大陆贸易崇尚接力式。华夏先民把物资一站站运送到新疆东部一带，剩下的路程交给吐火罗人接力，由他们将货品转卖给印度或者波斯。没有从一而终的传递。以玉石、丝绸为代表的物品流通，也包括粮种、家畜、农具、石料、金属等物品，携带着先进的种植、烹饪冶炼、制陶等，以及物品所承载的语言、音乐和原型神话。

阳光倒是在多云的天气里，悄悄藏起来，为考察队创造凉爽的条件，真是天公作美。我和安琪放弃了任何一种防晒措施，腾出手来捡石头。

“好汉们”在遗址里总是大步流星，毫无章法可循，我紧追慢赶，一低头捡石头，就被他们甩在身后。

在路上，有队员调笑，真是三生有幸，才能考察到保护如此完好的遗址，遍地的汉代陶片已经无法吸引专家学者的眼球，史前的四坝文化陶片比比皆是，甚至能在一两平凡米的区域内，找到完整陶罐的碎片。叶舒宪教授建议采集些碎片，粘接起来送给当地博物馆留作纪念，只是行程紧凑，行李繁重，而无奈放弃。

我一路追着他们走，就想听到遗址实地最真切的话语。有一堆石块集中摆放在一起，叶老师断定是人为切割过的石块，仔细端详，确实存在人工的痕迹。石块普遍大小约长十公分，四周切割平整，厚约五公分，有人推测，或许是古人准备加工玉琮的玉料。我拿出手电，石块边缘的地方会有一丝丝透亮，我们都很惊喜，透闪度达到，或许真是古人加工的玉料。

叶老师极兴奋，要求带走这些玉料送给当地博物馆。征集了刘学堂老师的书包，装了几块。玉石的密度很高，重量很大，刘老师身体本就单薄，背着这些玉料，徒步在沙漠里走了十来公里，索要几次帮着他背，也不给我们，说是长期田野考察，早就习惯了。

有人看到一片元青花碎片，拿给叶老师看，叶老一眼看出，这是一片极难得的青花，两人很是高兴，看得出，这一路，他二人同住同行，已然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交情。

这片元青花碎片，被叶老师喻为“中国最西部的一片元青花”，说明此地文化在元代依旧繁荣，打破了学界断定为最晚在唐代的论断。

易华研究员找到一块古代野马的残骸，走了一路，到头来忘了丢在哪里了，惹得同行人一顿抱怨，埋怨他丢弃了研究河西马种族群最可靠的实物。

有人找到火烧沟文化特征的青铜古剑，引起大家一阵惊呼，刘学堂老师对它进行了专业的处理，不打算将它移出遗址，保留在原地。这块锈迹斑斑的古剑，说明火烧沟文化中青铜的重要地位，兔葫芦一地曾有较发达的文明体系。

最可贵的是，一路奔走，往返十余公里，见到了大量玉石加工半成品，证明此地玉石文化的兴盛，玉教信仰波及此地，影响了当地民众的价值观，西玉东输的论证得到了有力的论证。这引起了大家对当地玉料产地的探索与疑问，难道这里有玉石加工作坊吗？其原料从何而来？为什么玉石原料是多种多样的呢？不远处的马鬃山产玉，成了他们下次考察的目标。

叶老师认为，如果说早在三四千年前，联通中原文明与西域的玉帛之路已经开通的话，那么向中原运送西部美玉资源的史前之人，其主体不大可能是远道跋涉而来的中原居民，可能性较大的是河西走廊的当地人。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出身和族群血统？换言之，就这次考察所得的线索看，可以大体上锁定一个首要目标，那就是四坝文化的先民。如果考虑文化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来自长安城的和尚唐玄奘在瓜州葫芦河畔所收下的徒弟石盘陀，说不定正是四坝文化先民的本土后裔。这为他探索史前文化大传统打开了思路。

我一路走，一路丢，见到了一块圆形的籽料，颜色青绿，外皮较厚。刘学堂教授见了后，惊讶地说：“你和玉还是有缘的，在这里能捡到籽料，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一块具有研究意义的玉料。”得此肯定，高兴一路。

原定的计划是往返两个小时，大家在遗址里不愿离去。是啊，虽是阴天，我发现大家的脸色都被晒黑了不少，尤其是冯玉雷社长和军政老师，鼻梁上黑黑一层印记，我和安琪更是惨不忍睹，乌央乌央的脸色，像极了村里的妇女。武威电视台的徐永胜老师说，武威有句俗语，“云里的日头，后娘的指头”，阴天的太阳，晒起来上色更快。

考察时间不得不延长，往返十多公里的路程，带给大家众多欣喜与发现。

回瓜州县城的路上，有人猜测，那些被切成几何状的玉石，或许是为了便于运送。玉石材料坚硬而沉重，不利于远距离输送。如果能够适当切割成形，可以减掉废弃的部分，大大降低运输对象的重量，提高运输效率。一个新问题油然而生：既然兔葫芦遗址的周围有四个不同时代的玉门关存在，这里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西玉东输的中转站呢？

叶老师在后来的撰文中，给出了一个全盘参照的信息：在瓜州东北方向约二百公里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地区，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新发掘出战国至汉代的玉矿开采遗址，发现颜色各异的透闪石玉料。考察团这一次行程设计主要围绕河西走廊和齐家文化遗址，不能聚焦马鬃山，但是如果要从学术上全盘思考游动的玉门关问题，有必要把昆仑山系和祁连山系联系起来看，还要将和田、敦煌、瓜州和肃北马鬃山、嘉峪关玉石山、陇中的马衔山等联系成一个西部美玉资源的整体。

兔葫芦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迹，说明此处曾长期长期充当玉石之路运输的要塞或中转站作用，那么，兔葫芦遗址的考察与发现，则意味着这是玉帛之路一行极为重要的一站。

这一行，每个人都被晒成了炭灰色，每个人都在遗址中找寻到自己感兴趣的收获。奔波这一路，往返的沙漠的路程走起来艰辛，安琪在沙漠里不小心摔倒，撞在掩埋在沙子里的枯树枝上，蹭破了手，挂了彩，也是一路坚忍着，被大家的情绪感染，忘记了疼痛。

今天是我的生日，下午休整半日，算是最好的礼物了。

孙海芳，庚申年七月生，文化书写者，就职于西藏大学。曾与七窍童心相伴十余载，相关经历记载于小品文集《这些字，那些事》中，并获甘肃省黄河文学青年奖、兰州市第二届文艺创作银奖。出版专著《玉道行思》、《牧歌流韵——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珍（鲜卑卷）》。发表文化考察随笔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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