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 老痴：温泉维纳斯&寻刀

晓晓说，癞蛤蟆一辈子泡在水里，它身上白吗？...

鬼才作家贾平凹去过平襄，又去了一次，行走到了乡下，酣畅淋漓地吃了几天农家五谷杂粮饭，便有些嘴软，用纯正秦腔说了一大堆恭维平襄的话，挥毫泼墨，题了不少的字。这也就罢了，鬼才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意在赞美平襄，不料却得罪了我。我是想和他打一架的。

鬼才说，平襄城里缺水，诊所里一老头趴在桌沿上打屁股针，一连擦去了五个棉球。就这句话让我浑身不自在。

晓晓也常拿这句话涮我，自然是学了鬼才的。

我去晓晓的诊所。晓晓说，吃药。我说，打针。晓晓说，一点感冒，打什么针。我说，得打三天。晓晓说，就打一针。

我解开裤带，褪下半边裤子。晓晓在我的屁股上擦了一个棉球，又擦一个棉球。晓晓说，都擦五个棉球了，还不见底。我立马拉起裤子走了。

是有些日子没去大澡堂子了。但晓晓涮我，我一点也不生气。还去找她，我说，晓晓，我领你去温泉洗澡。晓晓说，癞蛤蟆一辈子泡在水里，它身上白吗？

出平襄城西南15里，汤池河谷中有一温泉。清朝道光年间，知县屠旭初在此主持修建二亭，以分男女之浴，并署名写成《温泉志》。他的碑文中如此说：“地无茂林绿荫交加，山非秀岭层峦红云缭绕。四季温暖，可以熟鸡蛋，多年疾病，入池久浴，汗出病愈，立起成疴”。温泉水可煮鸡蛋，平襄人都知道，温泉门口有简介，地表水温51-54℃，算是个官方数据。但据我爷爷说，这温泉水早前可是常年沸腾的，民国18-19年期间，西北匪首马廷贤的队伍蹿扰平襄，猖獗得很，曾在泉眼处煮过牛肉，耗费了温泉内力，使得水温降低，现在，仅可煮熟鸡蛋了。爷爷很有些痛恨马廷贤糟蹋了温泉。

1980年代初，联合国资助平襄，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那阵子，平襄城里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街上围观外国人，白的、黑的，红发的、卷发的，稀罕得不得了。国际友人嘛，平襄人自当热情厚待，领导指令，温泉浴室馆舍整修，开辟几间专供国际友人洗浴，每周至少一次，专车接送。羨煞死了要买票洗温泉的平襄人。

医院建城了，街上不见了外国人，温泉也萧条了，之前国际友人专用的浴室也对外开放了。总归人气不旺。

温泉建成度假村也才是近几年的事。鬼才贾平凹有没有去过温泉泡澡不得而知，倒是大门上“陇上神泉”的题字确为名家真迹。温泉度假村，档次高，宣传足，城里也有巴士接驳，猛然火爆得不行。节假日，就连兰州、天水等城市的游客也来度假。

自从晓晓脖子上挂了我送的金项链之后，我们两个的距离仅剩一皮带了。当然了，那是一种幸福得要死、痛苦得欲疯的距离。我抱着她的腰，说，晓晓，我帮你打一针吧，打一针，我就不怕你飞了。晓晓说，五个棉球都擦不到肉上，懒汉。我说，晓晓，去泡温泉，我让你看看癞蛤蟆是怎么洗白的。去温泉之前，我亲手将一枚钻戒戴在了晓晓的手指上，我想，晓晓应该明白，度假村里的某一间房，今夜将属于我们两个人。

温泉水可真够烫的，我勉强地将脚伸进池里，却不敢钻入水中，只要我一蹲下去，热水会烫疼我的屁股和老二。我坐在池边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等水温退了一些，才将整个身子淹了进去。少顷，头晕目眩，浑身皮肤红得像刚出油锅的虾。

听到女宾部那边有人乱嚷嚷，是我准备换衣服的时候，似乎有人在哭，有人在起哄，还听到了恶意的口哨声，很刺耳。

我换好衣服，走出男宾部，看到一群人在围观一个披头散发、衣服凌乱的女子，她低头掩面抽泣。

听围观的一位妇女讲，那位女子泡完温泉，在更衣室里被一个女人扯去了脖子上的金项链，情急之下，冲出门去追，却忘了自己身上没穿衣服，被人起哄羞辱了一番，好像精神都失常了。

那女子突然站起来，消失在浴室之后，不久，却见她爬上了浴室的二楼顶上，哈哈大笑，并一件一件地脱下本就穿得凌乱的衣服。她侧身屈膝，立在屋顶，像一座维纳斯雕塑一般，似陷入沉思，却又抬起右手，从左手无名指上褪下一枚钻戒，扬手抛向人群。

我祖上出过两个秀才。大太爷和三太爷同时上的榜。一门俩秀才，平襄地界上不多见，算不上威风，倒是很有些显赫的，门楼上插了彩旗，四乡八邻的前来贺喜讨赏。秀才不是官，却也有红顶子戴，据说见了县长也不必下马，拱手作揖，面子很大。

二太爷也是读书人，却好钻研医药书籍，开了一间药铺，当起了郎中。二太爷有一手绝活。有人喉咙肿痛，水米难咽，甚至吞口水都会牵扯得耳朵疼痛，找二太爷。病人仰头，张大嘴，闭眼，二太爷左手一根竹板压舌，一柄三棱小钢刀，蛇吐信子一般，在病人口腔内一闪，咽喉处留一三角形刀口。尚未来得及喊疼合牙，刀已入布囊。无须服药，次日病症消退。

至今在族中，都习惯上喊二太爷留下的我们这一脉叫药铺里的。但遗憾的是，自我爷爷手上，药铺就关张了。我爷爷被马鸿奎的队伍抓壮丁去后，本以为死在外面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彭德怀的部队从我家门前过去不久，在兰州的狗娃山和国军打了一仗，不久，我爷爷便衣衫不整地回来了。

有道是，先人烧砖捏瓦，后人不离窑门。在爷爷被抓去当壮丁之前，时常跟着二太爷，耳濡目染，加上二太爷悉心传授，虽未出师，本是懂药理医术的。但逃回家的爷爷却成了个半傻子，时而清整如常，时而喃喃自语。据父亲说，爷爷最怕鞭炮声，一响，必抱头捂耳，往鸡窝里钻。所以，在爷爷死之前，我们家从未放过鞭炮。二太爷留下半屋子的药书和装订成册的处方，一部分被爷爷手裁成二指宽，卷了旱烟，一部分被光屁股的父亲撕扯听了响声。等到我这一辈，郎中二太爷只成了一个记忆中的名词，甚至于族人称我们药铺里的时候，就好像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符号，只能证明与族人血缘的亲疏罢了。

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不了郎中。我曾在读完高中后，因不想种地，又好逸恶劳，而突发奇想地问父亲，听奶奶讲，二太爷曾留下一把三棱小钢刀。父亲淡然地说，算了吧，开药铺的人发不了财。我问为何，父亲说，救死扶伤为的是福荫之孙，如果想着发财，赚的自然是昧良心的钱，老天爷也不许的。

我很不屑。

父亲又说，药铺里小中药秤你见过的，叫十六两秤，也叫十六金星秤，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福禄寿三星组成十六两的秤星，告诫买卖人要讲商德，从医者要守仁义，诚实信用，不欺不瞒，如果耍手腕，嫌黑心钱，则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既然这样，那我去深圳打工罢。车间主管徐生，南人北相，胡子拉碴，衣着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工衣的纽扣从来只扣三颗，一边衣领窝在脖子里，露出油腻腻的一片胸。就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他同在工厂里做职员的老婆却很不放心，所以，徐生的文员从来都是男的。

徐生至所以留我做文员，是因为我写得一手很漂亮的钢笔字。手写的生产日报表每天都要送老板看的。

欧阳，你就叫我老徐好了。徐生说，年轻人要吃得了苦，要敢闯，敢拼，像我一样，头破血流了也再所不惜，大不了从头再来。

后来我知道，徐生曾在深圳打工十年，回家与人合伙开了个生产医疗器械的小工厂，不料合伙人暴病身亡，所有的债务徐生一人兜了。厂子破了产，徐生又来深圳打工。

这几年，深圳的郊区僻静处开了许多农家菜饭庄，徐生常去，那一日吃过驴鞭火锅后，便上了火，喉咙肿得菊花茶都喝不下去。许是和徐生熟了，我说，如果我二太爷活着，你这点小毛病连药都不用吃。

我向徐生讲了我二太爷的故事，在讲到我爷爷的时候，徐生脸色凝重起来了。良久，徐生望着我，说，欧阳，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爷爷从小扁桃体肥大，十天半月发一次烧。一九四九年驻扎兰州城的时候，是国军的一个连副，听说队伍里有一个当兵的，懂些医术，会使一柄三棱小钢刀，专治此病。请来后，年轻人用竹签压了爷爷的舌，三棱钢刀刚进了嘴，一颗炮弹落了下来，解放军攻城了。

我双手湿润，弱弱地问，好啦？

哑啦！徐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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