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宋本《東觀餘論》考
梳理《東觀餘論》宋代刻印的概況可知，此書最早的刻本是紹興十七年黄䚮福建刻本，此後是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刻於浙江一帶，刊刻時間應在紹興丁卯之後，開禧丁卯莊夏與樓鑰籌畫刊刻新本之前），其後又有川本和三劉本，然後是嘉定三年刻本及四年修補本。...
《東觀餘論》是北宋学者黄伯思（1079－1118）唯一傳世的著作[1]，歷代都予以極高評價。此書版本衆多，正如傅增湘先生所云：“宋時有紹興丁卯其子〔黄〕䚮建安漕司本、川本、嘉定樓攻媿據川本參校刊本，唯樓本明時嘉禾項氏萬卷堂取以覆刻，其大略可知，餘均不可考。”其中尤以爲上海圖書館所藏嘉定三年（1210）温陵莊夏刻本（即傅增湘所云嘉定樓攻媿據川本參校刊本）最爲著名，曾經明華夏（生卒年不詳，與文徵明1470－1559同時）、文徵明、王寵（1494－1533）、項篤壽（1521－1586）、項元汴（1525－1590）及清季振宜（1630－1674）、徐乾學（1631－1694）、惠兆壬、韓泰華、潘祖蔭（1830－1890）等收藏，流傳有緒，後世刻本多從此出。
東觀餘論（上圖藏本）目錄
1961年，趙萬里主編《中國版刻圖錄》最早發表此本書影，1988年中華書局收入《古逸叢書》三編（綫裝本及平裝本），影印出版，名之曰《宋本東觀餘論》，較爲通行[2]。近年又有再造善本影印本，開本較古逸叢書三編更爲闊大，印製更爲清晰（尤其卷後）。此外，陳先行先生《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及上海圖書館《琅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所公布的卷端、題跋等頁均爲彩色精印，較之以前單色影印本更爲清晰真確[3]。國家圖書館藏一宋刻殘本《東觀餘論》[4]，因未曾影印行世，亦未發表書影，故知之者較少。本文擬推究此宋刻殘本的遞藏源流，刊刻的時間與地點，以及與莊夏嘉定三年刻本有何關係，兩本優劣等等問題，兼論上海圖書館藏嘉定三年刻本的修補，以就教于方家。
東觀餘論（國圖藏本）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東觀餘論》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著錄如下：
此宋刊本，合《法帖刊誤》上、下卷通爲一百四十六葉，不分卷。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頗窄，上魚尾下記“東觀”二字或“東”字，下魚尾下記葉數，最下記刊工姓名，有魏暈、葉遷、葉雪、張回、張文、林厚、花耳、余闌、一奴、賓、盛、甸等人。又目錄十三葉，半葉九行，行二十字。[5]
經筆者目驗，全書現分裝四册，前两册爲宋刊本，存七十三葉，後兩冊爲明人鈔配。書中夾有棕色籤紙，背有白紙襯裱，上頂格隸書“東觀餘論總目”一行，下端“東觀餘論（以上大字）二本（以上小字）”六字，分三行。其上又有朱筆橫書“北宋刻”三字。此籤條下端露於書外，歲久故顏色較深。由此推測，此本曾經分裝兩冊，目前分裝四冊，當是後人所改。據《延令宋板書目》所載《東觀餘論》分裝二册，至少當是時尚未改裝[6]。書根裝訂綫以左墨書“東觀餘論”（四冊同），綢緞包角處分別墨書 “文、行、忠、信”，作爲四冊編號。周叔弢（勞健抄寫）、勞權跋在書前。卷首補抄《法帖刊誤序》，係據毛氏汲古閣本。目錄自“法帖刊誤上”始，至“跋杜正獻公草書後”止，其後目錄全係補抄。此當是書賈截取目錄，以殘本冒充全本的伎倆。惜此宋本目錄遭此劫難，給辨析版本增加了困難。正文亦自“法帖刊誤”始，至“跋干祿字書”條止，其後爲明人補抄。宋刻殘本天頭欄外偶有墨筆，欄內正文相應文字位置亦有點記，是錢謙益校補文字。版刻常見斷版及漫漶之處，多有後人描潤。所描之字大多正確，但是也有不明宋刻避諱缺筆之字而誤描者，如“敦”字末筆原缺，後人描增一捺，等等。又有修補痕跡，如擠刻、補抄部分有朱筆、黄笔校定。
東觀餘論（國圖藏本）周叔弢跋（勞健抄寫）後勞健附識
關於此書的遞藏，因爲此本鈐“番陽章甫印”，據勞健所考，此章甫係南宋詩人，字冠之，自號易足居士，鄱陽人，徙居真州[7]。按，章甫生卒年不详，约宋孝宗淳熙（1174－1189）前後在世。少從張孝祥學，與陸游、呂祖謙、韓元吉等交游。著有《自鳴集》六卷傳於世。目前所知，《東觀餘論》初刻於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再刻於嘉定三年（1210），章甫正活躍於此兩刻的時代。又，卷首有“華夏”、“真賞”二印，知明代藏於華夏真賞齋，與上海圖書館所藏莊夏本同出一家。《真賞齋賦》收錄豐坊（1492－1563）莊夏本題跋[8]，但未及宋刻殘本，大約看重莊夏本“紙墨獨精，卷帙甚備”，而宋刻殘本與之相較不免遜色，故不令入《真賞齋賦》歟？東觀餘論（上圖藏本）華夏真賞齋跋“紙墨獨精，卷帙甚備”語
其後華夏或將殘本出讓，明嘉靖十五年（1536）之前，黄櫰於范半醒家見此宋刻殘本，其題跋云：
右《東觀餘論》一書，博訪二十餘年，未獲善本，先於范半醒家借得不全宋刻本鈔半，終是怏怏。偶於烏溪王雨舟處或見全冊大宋字刻本，欣然借歸，凡再閲歲鈔畢。嘉靖丙申（十五年，1536）四月廿又六日黄櫰識。[9]
黄櫰所謂借於范半醒家的“不全宋刻本”，疑即此本；而於烏溪王雨舟處所見全冊大宋字本，或即莊夏本，蓋現存黄櫰抄本與莊夏本行格相同，書末又有莊夏跋[10]。所謂大宋字者，莊夏本每行二十字，宋刻殘本每行二十二字，較之宋刻殘本，莊夏本可稱爲大字本[11]。再，鐵琴銅劍樓藏舊鈔本《東觀餘論》明顧飛卿題跋云：
《東觀餘論》，世無善本，往歲有書賈持宋刻一帙見示，余以殘缺不收，至今以爲悔也。癸酉（萬曆元年，1573）十月，從景陽秦君所假鈔本，天寒晷短，手自謄錄，凡浹旬而畢。[12]
此宋本殘帙是否即華夏真賞齋舊藏，不得而知，然明代晚期宋本《東觀餘論》已難以蹤跡，卻是實情，即殘本亦爲學人所貴。
又據此本卷端勞權（1818－1861）題跋，審定此書天頭校記爲錢謙益（1582－1664）親筆。錢謙益《絳雲樓書目》“雜藝類”著錄此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抄本有清陳景雲（1670－1747）朱筆注記，云“三卷，黄伯思字長睿，邵武人，大觀戊子。”[13]陳氏無緣得見錢氏絳雲樓藏書，大約僅據通行本著錄，所謂三卷未必準確。自錢氏絳雲樓散出後歸季振宜（1630－1674），見於《延令宋板書目》[14]。勞權謂“檢《延令宋板書目》所藏有二，其一不著卷數者即此本，但不注完缺耳”，大致可信。中間約兩百年不知藏於誰氏，後流入蘇州書肆，爲勞權所得，咸豐七年（1857）撰爲題跋，認定此本爲南宋紹興建刻本。傅增湘云“此書壬子歲（1912）得之友人魯君純伯，純伯得之塘棲（今浙江餘杭塘棲鎮）某氏，蓋勞氏之戚也。卷中所鈐勞禯印，即顨卿（即勞權）之女，勞氏世藏已五十餘年矣”[15]。1911年之後傅氏致力於善本古籍收藏[16]，此書1914年初以前入藏傅增湘雙鑒樓，著錄於《雙鑒樓善本書目》[17]，題記見於《藏園群書題記》及《藏園群書經眼錄》[18]，又見於《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廣爲人知[19]。此後傅增湘又相繼購得明萬曆十二年（1584）項篤壽萬卷堂刊本、明末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翁方綱校本及勞權校宋本）及清盧文弨手校舊抄本[20]。傅增湘不靳於將此宋本《東觀餘論》與友朋共同賞析、校勘，故在北京學術圈中常有學者談到此書。沈曾植（1850－1922）於1914年於滬上得見傅增湘所藏宋刻殘本，有題跋云：
癸丑臘月，傅沅叔以所得宋本殘帙見示，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錢牧齋以墨筆校於眉間。勞季言跋云（以下抄勞跋，不錄）。書中宋諱闕筆至桓、構而止，北宋諱闕，孝宗諱不闕。訛字頗多，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21]
繆荃孫（1844－1919）亦曾從傅增湘借此本校勘自己所藏舊鈔本，有題記云：
從傅沅叔紹興丁卯其子黄䚮刻本校過，世通行皆毛刻嘉定年樓攻媿刻本也，今照紹興本校改，似覺稍勝。[22]
所謂傅沅叔紹興本即此宋刻殘本。同爲藏書家的周叔弢也常常於傅氏雙鑒樓中摩挲宋本《東觀餘論》等珍貴典籍。1933年或稍前，傅增湘先生將此宋刻殘本出讓。不久復見於日本書賈田中慶太郎《文求堂書目》中，爲使孤本不淪於異域，周叔弢斥資購得，並以題跋記其事：
癸酉（1933）正月，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著錄宋、元、明本凡百餘種，其中多沅丈舊藏，余嘗於雙鑒樓中得摩挲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紹興本《東觀餘論》爲最罕秘，蓋海內孤本也。《通典》索價一萬五千圓，余力不能贖，乃以日金一千圓購此書歸國，聊慰我抱殘守缺之心。獨念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當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於中，余乃惜此故紙，不使淪於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將笑我癡絕而無以自解也。噫！二月十二日弢翁記。[23]
東觀餘論（國圖藏本）周叔弢跋（勞健抄寫）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將此本在內的宋元珍本捐獻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此國家圖書館宋刻殘本《東觀餘論》遞藏源流之大概也。
此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由勞權於咸豐七年定爲紹興初刻本，其跋云：
前帙宋刊，曾經以樓本勘校，係蒙叟手迹，審定为初刻之本，今無䚮跋，殆脱去之。䚮跋所云十卷者，蓋指《東觀文集》中卷第而言之，而兩卷者则攻媿校定本也。[24]
又，勞權所校宋刻殘本跋與之相近，略云：
余向得宋槧本作一卷，雖無䚮跋，要是紹興初刻之本，其分上下卷者，爲攻媿所校定。[25]
東觀餘論（毛氏汲古閣本）
勞權這個判斷，很可能是受《天祿琳琅書目》的影響，其書卷九云“《東觀餘論》一函二冊，此書在宋嘉定間樓鑰刻之建安漕司”，是混紹興十七年黄䚮本與嘉定三年莊夏本爲一。
所謂南宋高宗紹興十七年黄䚮建安漕司刻本，最早記錄見於莊夏本所附黄䚮刊刻題跋，參考此跋及相關序跋，我們可以列出黄伯思著作的刊行歷程：
1.北宋末，成書於大觀二年（1008）的《法帖刊誤》已經抄本或刻本流行，其子黄䚮云“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於世”[26]。
2.紹興初黄䚮寓居福州，刻其父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李綱爲之作《校定杜工部集序》，署期爲紹興六年（1136），其刊刻大約於是年或稍晚[27]；
3.紹興中黄䚮任福建安撫司屬官，開刻黄伯思《校定楚詞》十卷，《翼騷》、《洛陽九詠》、《小楷黄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葉夢得於紹興甲子（十四年，1144）得見福唐刻本《急就篇》，故其刊刻不晚於是年[28]；
4.紹興十三年（1143），黄䚮命筆史抄錄黄伯思所錄米芾《跋秘閣法帖》，附於《法帖刊誤》之後[29]。這很可能是黄䚮爲編纂《東觀餘論》所做的準備。後至十七年（1147）黄䚮任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將其父所撰《法帖刊誤》、秘閣古器説、論辨、題跋編輯爲十卷，總名之爲《東觀餘論》，與《校定師春書》同時刊刻於建安轉運使司[30]。
李綱所撰《黄伯思墓誌》云，黄伯思終年四十歲，可謂英年早逝，其時其兩子詔、䚮年紀尚幼，“不克銘於墓” [31]，更無力整理乃父的著作。黄氏著作最早傳世者極有可能是《法帖刊誤》，按黄伯思《法帖刊誤序》的署年爲“大觀戊子”（二年，1108），大約結集於此時。大觀年間黄氏在洛陽任河南府户曹參軍，王玠、許翰與之同官聯署，常常往復論學，《法帖刊誤》大概已在洛陽學人當中傳佈[32]；其後，大約政和（1111－1118）年間黄氏來到開封任九域圖志所編修官，與劉燾、董逌等學者互相切磋[33]，逐漸聲名藉甚。然黄氏著作終其一生亦未及刊刻，他卒於政和八年（1118），宣和五年（1123）入葬，紹興九年（1139）即葬後十七年方得李綱作墓誌以表其徽猷；而《東觀餘論》的編纂要到紹興十七年才由其次子黄䚮完成，故《東觀餘論》最早版本即紹興十七年黄䚮福建刻本，爲十卷本，所謂川本、三劉本等均晚於此本。另外，黄䚮刊刻此書雖然在其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任上，但是仍然屬於家刻本，是由家人編輯並籌集經費刊刻的，並非福建路轉運司（或稱爲“福建漕司”）刻本。紹興十七年黄䚮福建刻本雖爲初刻，然錯訛較多，讀者病之，莊夏曾云“建本訛閡不可讀”[34]。
爲了糾正舊本之誤，莊夏與樓鑰商議以樓氏家藏手校本爲底本，刊刻新本，於是就有了嘉定三年刻本。編校過程中，樓鑰與莊夏曾有重要的編輯原則的改變，最初，莊夏刪去了三十一篇重複的黄氏題跋，故跋云“既又得蜀本參校，而删其重出者”，樓鑰也同意莊夏的想法，但是此後樓鑰的想法又有了變化，他在《東觀餘論》書末第一跋中指出：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干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35]
此跋係手書上板，極有可能是節錄樓鑰致莊夏的一封書札，附刻於書後。嘉定三年刻本保留二十八篇題目相同或相似的篇目，這是它與川本的最大不同。這個編輯思想的變化應該在版成之前，因爲從現存的嘉定三年本中已經刻入了原計劃刪除的二十八篇，若版成再補，勢必會重新刻版不可。據書末所附莊夏跋文，此本係用樓鑰家藏手校善本爲底本，參校川本和劉本及相關典籍，於浙江一帶刊刻新版，版成於嘉定三年。
然而我們今天所見上海圖書館藏莊夏刻本卻非嘉定三年版印本，而是經過嘉定四年重修之本。此書莊夏第二跋云：
是書刊於〔嘉定〕庚午（三年，1210年）之秋，明年（嘉定四年）正月得公（指樓鑰）書，又校示一百五十五條，塗者一百二十一，注者三百一十七，乙者四，凡貼改四百四十二字，並以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附於㢧後云。
這表明在嘉定三年版成之後，樓鑰又補充了很多校勘意見，且附錄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此外就需要在原有書版上作很多挖改，以更正樓鑰新近貼改的四百四十二字。莊夏在嘉定三年舊版上加以修補，將樓鑰嘉定四年的校改經刻入此書。經過修版的《東觀餘論》印本與嘉定三年印本相比，幾乎是渙然一新的書籍。修版的痕跡，我們今天仍然能從上海圖書館藏本中找到。
現存兩種宋刻的刊刻過程考證如上，然今所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究竟屬於哪一版本系統？我們當以前面總結的紹興十七年黄䚮刻本和嘉定三年莊夏刻本的特徵予以衡量。
首先，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並非紹興十七年刻本。理由有如下兩點：其一，紹興本當爲十卷，兩者分卷不同。陸心源（1834－1894）云“紹興丁卯黄䚮刊本十卷，今不得見”，是承認黄䚮所云；而勞權則辯稱“䚮跋所云十卷者，蓋指《東觀文集》中卷第而言之”。筆者認爲勞權的説法不能成立，《東觀文集》編成未刊，入南宋即已不傳，故不見於《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其卷次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且今《東觀餘論》所收各篇在《東觀文集》中的位置亦難有定論；且黄䚮題跋云“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秘閣古器説、論辨、題跋共十卷，總名之爲《東觀餘論》”，言旨明確，難以另作解釋。宋刻殘本因書賈撤去部分總目（自“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條以下殘去，幾近一半目錄），且正文亦佚失一半以上，故暫時無法斷定究竟係二卷本還是不分卷本。十卷本與二卷本在編次有和差異，我們不得而知，從今存二卷本、不分卷本看來，篇目排列大致相同，只是川本、嘉定三年本刪去部分重複篇目而已。其二，紹興本刻於福州，而宋刻殘本刻工皆爲浙人，且字體風格亦屬浙刻，兩者恐非一本。莊夏刻本所存黄䚮刻書題跋與其他部分字體迥異，具有濃厚的顏體風格，疑爲模仿黄氏建安刻本舊樣，嘗鼎一臠，可知其味[36]。前引勞權的結論對於傅增湘曾有影響，故其早期《雙鑒樓善本書目》依照勞權的題跋將此本認作紹興建刻本[37]，而後來在《藏園群書題記》就有了重大的改變。他經與今藏上海圖書館的嘉定三年刻本比較之後，指出“此本（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以雕工審之，當是浙中授梓，而又非樓本，則宋時浙中此書即有两刻矣”，從而定爲浙刻本[38]。
其次，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亦與嘉定三年莊夏刻本不同，最重要差異即是樓鑰校記的有無。陸心源非常敏鋭地注意到今本《東觀餘論》中小注的差異，他説：“書中小注有伯思自注者，有攻媿（樓鑰）校注者，莊跋所謂注三百一十七是也。毛子晉跋以爲出項篤壽者固謬，或以爲皆伯思自注者，亦非也。”[39]莊夏本《東觀余論》各條多有雙行小注，這些注釋有的爲黄伯思自注，有些爲樓鑰校注。《東觀餘論》某些小注頗爲清晰，一望便知是黄氏自注，如“跋《寶篋經》後”題下注云：“乃王晉玉所畜書，凡五軸，求予跋尾。”[40]按，王晉玉即王玠，與黄伯思過從甚密，曾爲其《法帖刊誤》作題識[41]；黄伯思曾爲王玠所藏《寶篋經》、《韋鶠馬圖》和《桓溫像》作跋[42]。而另外小注則很明顯是樓鑰、莊夏所作校注，如“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末注云“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可曉”[43]，這是對於此條敘述矛盾之處的質疑；又如“跋黄庭經後”引《真誥》之後小注云“以《真誥》校”[44]，這是校核原書的說明；再如“跋秘閣第三卷法帖後”有小注云“川本作‘府’”[45]，等等。從內容和語氣上，我們大致可以分析出部分黄伯思子注和樓鑰校注的不同，但是沒有明確的證據我們仍然難以斷定。正是因爲宋刻殘本全無樓鑰校注，故兩者相較的結果，黄氏自注和樓氏校注就能分得一清二楚了。宋刻殘本天頭欄外錢謙益墨筆所書，除極少數提示內文重要語彙之外，基本上都是對勘莊夏本所得的異同。
以宋刻殘本與莊夏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宋刻殘本並無關於版本校勘和引書校勘方面的注釋，皆爲黄伯思自注。例如莊刻本《跋十七帖後》校注用張彥遠《法書要錄》校，《跋黄庭經後》用陶弘景《真誥》校，皆爲引書校勘，宋刻殘本無此注；又如《法帖刊誤》第三晉宋人書云：“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自太原王耳，非琅耶族也。非通古甚那至尔。”原注云：“非通古甚那至尔，川本去此七字。意非字下有不字。”此系版本校勘，末句更屬理教，宋刻殘本亦無此注。再如《法帖刊誤》第七王會稽書中，校注以劉次莊《法帖釋文》校勘，屬於莊夏題跋所云“質於它書而兩存之”之例，宋刻殘本亦無此注。又莊刻本《跋黄庭經後》條“字勢放歐率更”，“字勢”二字之間有一字的空格，當是樓鑰刪去此字，故剜去；《銅戈辨》條有長達五字的墨丁，宋刻殘本作“名爲干將亦得”六字，當是樓鑰認爲此六字當刪，故修版時改爲墨丁。此皆爲莊刻本修補嘉定三年舊版的痕跡，而皆不見於宋刻殘本。
《法帖刊誤》第九王大令書上《靜息帖》條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其後云“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樓鑰附注作大字，並低兩格，云：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 此段《本草》誤列在礜石部（以上六字莊本刻作雙行小字），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46]
此條初見不免令人生疑：若是黄氏自注，不應有“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的商榷語氣，若是樓鑰校注，又不應作大字。然樓鑰題跋云：“王大令《靜息帖》礜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385頁）”由此可知《異苑》條附注不是黄伯思原文，確是樓鑰校注[47]。洪邁（1123－1202）不及見莊夏刻本，故其《容齋隨筆》稱引黄伯思《東觀餘論》“靜息帖”條並未引用《異苑》“礬石”條，而文字與宋刻殘本全同。筆者推測，大約是此注文字頗多，且注中有注，刻作小字不便閱讀，故低二格刻作大字。總之，若無莊夏刻本，我們不能獲得樓鑰校勘之成果；而若無宋刻殘本，我們則不能得知黄伯思自注和樓鑰校注的分别。故兩本合之並美，分之兩傷。
據以上考證不難得出結論，此宋刻殘本刻於浙江一帶，刊刻時間應在紹興丁卯（十七年，1147）之後，開禧丁卯（三年，1207）莊夏與樓鑰籌畫刊刻新本之前。此本改變了黄䚮刻本十卷的卷次，編爲三卷，又不見用川本和三劉本校勘，疑是最早的二卷本或不分卷本。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東觀餘論》宋代刻印的概況，此書最早的刻本是紹興十七年（1147）黄䚮福建刻本，此後是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刻於1147－1207之間），其後又有川本和三劉本（刊刻年代不詳），然後是嘉定三年（1210）刻本及四年修補本。此外，根據國家圖書館藏兩種明影宋抄本推測，在嘉定三年本系統上，還有增添篇目的再刻本。又《景定（1260－1264）建康志·書板門》記載有一浙刻本，共二百一十板，陸心源推測爲嘉定三年本，但是今存諸宋本及影宋抄本葉數不合，所以可能是另外的刻本。
又，莊夏刊本中特別重視字體的正定。因此書往往談及古器、碑版、法帖、典籍中文字的正俗、訛誤問題，故《宋史藝文志》將此書置於經部小學類，亦非不倫。正是因爲《東觀餘論》這個特徵，樓鑰卷末跋語強調云：
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即黄伯思）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隠”，最之爲“冣”之類尚衆，此既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48]
取莊夏本與宋刻殘本相校，我們發現樓鑰確實是正了不少訛俗之字，例如宋刻殘本之“法”，莊夏本皆正作“灋”，“羙”正作“美”，“放”正作“倣”，等等。
黄伯思之子黄䚮編校《東觀餘論》微有訛誤，其中最爲明顯者是“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條。莊夏刻本此條標題之後有小字樓鑰校語云“此跋三十五字，乃《真誥》全文”，意謂此跋非黄伯思所作，而係全引《真誥》原文，故加校語以別之。《東觀余論》全是輯錄黄伯思論說題跋，唯此條與全書體例不合。筆者推測，此係黄䚮將黄伯思父手錄《真誥》文字誤作乃父題跋。黄伯思曾多次抄錄陶弘景《真誥》（崇寧年間、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並於其後題跋，今見於《東觀余論》者有“跋崇寧所書《真誥》册後”、“跋所書《真誥》數紙後”、“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諸跋，而“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則是陶弘景原跋，想是黄伯思抄錄時較之正文低一二字抄寫，與黄氏自跋格式無異，而黄䚮輯錄時遂不加分別，又未取原本《真誥》校勘，故誤以陶跋爲黄跋。这是黄䚮疏誤之處，樓鑰雖知其誤，卻不知何以之誤，故不可不表出之。
原載2013年《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237—248頁。
[2]此書有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所作《影印宋本東觀餘論説明》，著錄辨析綦詳，有益讀者。此説明又見《琅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1頁。《古逸叢書三編》綫裝本《宋本東觀餘論》豐坊題跋部分墨色黯淡，平裝本則開本太小，皆不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清晰。
[3]陳先行《古籍善本——打開金匱石室之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1頁。
[4]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1437頁，索書號善本8245。
[5]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01頁。按，經筆者目驗原書，傅先生所云刻工“花耳”，當作“從耳”或者“聳”字；“葉遷”未見，或是“葉雪”而誤認作“葉遷”；“奴”未見；多“陳丠”一人，丠即丘之俗寫。
[6]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5頁。
[7]勞健《東觀餘論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宋刻殘本卷首。
[8]豐坊《真賞齋賦》，繆荃孫《藕香零拾》本，中華書局，1999年，624－625頁。
[9]黄櫰，字懋甫，生平不詳。臺北故宮博物院《明人便面集锦册》有《明无款梨花白燕》扇面一幅，有黄櫰、文彭、文嘉等人題詩，文伯仁有《贈黄懋甫關山行旅圖》（上海鴻海商品拍賣有限公司2009年“古調今韻”中國傳統書畫专場拍品，圖上題記云：黄君懋甫來金陵，館於何元朗（即何良俊）翰林之弟，道舊論文，留連旬日，余亦與焉。間徵拙惡，意頗篤切，不知何所取也，因爲作此貽之，未知果以爲何如也。嘉靖戊午年（1558）十月十日五峰山人文伯仁紀。），可見黄櫰與文徵明子（文彭、文嘉）侄（文伯仁）及何良俊等頗有過從。范半醒，明代書畫收藏家，與文徵明友善，見文嘉《鈐山堂書畫記》（《叢書集成初編》本， 7頁）。明董穀《碧里雜存》云：“王雨舟，名濟，烏镇人市人也。官橫州別家，詞翰俱佳。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叢書集成初編》本， 98－99頁。）
[10]其時尚無項篤壽萬卷堂翻刻宋本，故非項氏本可知。
[11]此係趙前老師賜教，特誌謝忱。
[12]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71頁。又瞿鏞《鐵青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子部雜家類《東觀餘論》條云：“此本爲萬曆間（1573－1620）酉陽山人顧飛卿氏校定。”（412頁）
[13]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抄本，其中“大觀戊子”係指黄伯思《法帖刊誤序》的署年，因《法帖刊誤》爲全書之首，故陳景雲誤認作《東觀餘論》的成書年代。
[14]季振宜《季滄葦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5，13頁。此書著錄《東觀餘論》一處作“二本”（5頁），一處作“上下二卷，四本”（13頁），勞權云無卷數者即此本。
[15]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402頁
[16]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序》云：“第四十歲以前，多緣求學所資，而吾家未有者爲急，以云善本，殆未遑也。逮辛亥（1911）解組，旅居滬瀆，得交沈寐叟、楊鄰蘇、繆藝風諸先輩，飫聞緒論，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資，而舊刻名鈔之足貴。遂乃刻意搜羅，思有以紹承先緒。”（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1頁），又《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所收討論善本古籍的書札均在1911年之後。
[17]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序》，111頁。
[1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401－403頁；《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1983年，734－735頁。
[19]葉德輝《書林清話》云：“建安漕司本：紹興癸酉（二十三年）黄䚮刻其父伯思《東觀餘論》不分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見傅沅叔增湘藏書。”（中華書局，1959年，62頁）葉氏將此宋刻殘本認作紹興黄䚮刻本，且作爲宋代建安漕司的典型，皆誤。其注云“見傅沅叔增湘藏書”，故知葉氏曾目驗此本。
[20]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735－739頁；又見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112頁
[21]沈曾植《海日樓題跋》，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0頁。
[22]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藝風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15頁。
[23]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書端（勞健書），錄文見李國慶編著、周景良審定《弢翁藏書年譜》（黄山書社，2000年，74－75頁），惜誤作借，據原跋墨蹟校正。
[24]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書端，又見於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401頁）及《藏園群書經眼錄》（735頁）。
[25]國家圖書館藏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勞權校宋本，又見於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736頁。
[26]黄䚮《米芾跋秘閣法帖題識》，《宋本東觀餘論》，99頁。
[27]黄䚮跋，《宋本東觀餘論》，377－378頁；李綱《校定杜工部集序》，同書354－358頁。
[28]黄䚮跋，《宋本東觀餘論》，377－378頁；葉夢得《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章草急就篇》，同書358－359頁。
[29]米芾《跋秘閣法帖》黄䚮識語，《宋本東觀餘論》，99－100頁。
[30]黄䚮跋，《宋本東觀餘論》，377－378頁。
[31]李綱《黄公墓誌銘》，《宋本東觀餘論》，372頁。
[32]王玠《法帖刊誤題跋》，《宋本東觀餘論》，89頁；許翰《法帖刊誤題跋》，同書90頁；李綱《黄公墓誌銘》，同書369頁。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08頁）、《宋史藝文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33頁）均單獨著錄《法帖刊誤》，《直齋書錄解題》亦將米芾《跋秘閣法帖》單獨著錄（408頁）。今傳本，如《百川學海》本，皆爲截取《東觀餘論》而單行者，非復宋代單行之本。國家圖書館藏宋本殘本《東觀餘論》中之《法帖刊誤》另起頁碼，值得注意。
[33]樓鑰題跋，《宋本東觀餘論》，382頁。
[34]莊夏跋，見上海圖書館藏袁廷檮五硯樓抄本《東觀餘論》，錄文附見於《影印〈宋本東觀餘論〉説明》（《宋本東觀餘論》，5頁），國家圖書館藏明影宋抄本（索書號13332）亦有此跋，惟壞字頗多，疑底本如此。《東觀餘論》嘉定三年經莊夏據樓鑰手校善本再刻之後，樓氏仍然校出一百五十五條錯訛或疑問，貼改四百四十二字，由此看來所據底本訛誤確實不少。
[35]《宋本東觀餘論》，379頁。
[36]由莊夏刻本保存手書上板的莊氏、樓氏題跋看來，此本雕工長於摹勒，故仿刻黄氏舊樣亦屬可能。
[37]傅增湘《雙鑒樓善本書目》，111頁。
[38]傅增湘游日之後，多從刻工入手考證古書版本，似是受當時日本書志學家影響。此係王天然提示，特誌謝忱。
[39]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明仿宋槧東觀餘論跋》，《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658頁。
[40]《宋本東觀餘論》，239頁。
[41]《宋本東觀餘論》，89頁。時在政和四年（1114）。
[42]《宋本東觀餘論》，239，273－274，278頁。
[43]《宋本東觀餘論》，283頁。
[44]《宋本東觀餘論》，256頁。
[45]《宋本東觀餘論》，233頁。
[46]《宋本東觀餘論》，77－78頁。
[47]沈曾植最早發現此係樓注，見《海日樓題跋》，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20頁。
[48]《宋本東觀餘論》，3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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