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玉门关外有春风

围绕着《西域水道记》的著述、刊行与使用，徐松与邓廷桢、林则徐这三位先后遣戍伊犁文士的交谊，体现出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知识界深刻而清醒的危机意识和经世思想，也体现了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兴起和兴盛的重要人文因素。...

嘉庆十七年（1812）遣戍伊犁的清代学者徐松（1781—1848，字星伯），以其《西域水道记》的名著为代表，成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创始人。[1]据与他同时而稍后流放伊犁的龙万育记载，《西域水道记》早在徐松嘉庆二十五年赐环回京之前，就已经写就初稿。[2]然而，学术著作出版的艰难可谓古今一揆，遣戍归来的徐松虽然因为《新疆识略》的编纂而起用为内阁中书，但二十多年的时间，却一直沉浮在位卑禄薄的京官任上。《西域水道记》这一名山之作在当时的刊刻付梓，如果不是“有力者”的资助，可谓遥遥无期。从道光三年（1823）龙万育的序言到道光十九年的最终印行，正是这样一种漫长的等待。这期间，龙万育这样著名的书商、李兆洛那样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为该书的刻版印行做出努力，但最终还是由升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1775—1846，字嶰筠）毅然镂板自任，使《西域水道记》在道光以后风行天下。否则，不仅李兆洛感叹“冀及未死而见之”的愿望不能兑现，即使徐松本人，恐亦难以在生前看到《西域水道记》的付梓；他的《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等传世名作，都是在身后才刻版印行，可为明证。[3]

与徐松同时而稍晚的沈垚曾经多次感叹说：“黄梨洲先生言：学之盛衰，关乎师友。”[4]邓廷桢为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镂板粤东，毫无疑问是西北历史地理学兴盛而“关乎师友”的一个重要明证。

《西域水道记》的刊印，不能不论及徐松与邓廷桢的私谊。关于这一点，日本西域史的研究专家榎一雄也注意到邓廷桢在《西域水道记序》里称徐松为“同年”，但他错误地将“同年”一词理解为仅仅是同榜进士相称，所以既然邓廷桢在嘉庆六年、徐松在嘉庆十年先后中了进士，遂推测这里的“同年”只是因为二人在朝中成为编纂《全唐文》的同事，因而攀缘相称。[5]这一理解其实是不准确的。“同年”一词原来是进士考试的同年登第者之互称，后来也有因攀附而泛称者，如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所论：

古人以同举为同岁，见于《后汉书·李固传》及《三国志·魏武帝纪》。其称同年则自唐始。唐宪宗尝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风俗犹为近古。……今世不论年谊有无，通谒概称年家，即屠酤儿亦然，最为无理，王新城《分甘馀话》中尝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来，若不署此二字，见者即疑为轻己，辄有拂然之色，亦可怪矣！[6]

但这里邓、徐之间的“同年”称谓却并非这种世俗的攀缘，而是因为在明清时代，乡试中举也成为士人科举道路上重要的环节，故同年中举同样可以称为“同年”。通过《邓尚书年谱》和《徐星伯先生事辑》[7]，可以发现他们二人确实是嘉庆五年（1800）的恩科举人。因此，邓廷桢与徐松之间虽然没有同年考中进士，却还存在着同年乡试中式的科举事实。同时的严可均作《答徐星伯同年书》以及在《王仲堪墓志跋》称“同年徐翰林松购藏于家，拓数本赠予”[8]，也是以嘉庆五年中举而称之为“同年”者。基于这样一种乡试同年关系，邓、徐二人在先后中进士、授编修之后，又曾有过同事相谐的岁月，因此非常投契。从同时人孙尔准（1770—1832）记载他们在编修《全唐文》时期的聚会诗作如《雨中偕邓嶰筠、徐星伯饮陈小孟寓》[9]中，就不难体会这种同事的欢娱。而在邓氏的《双砚斋诗钞》中收录《喜徐星伯入关，以诗迓之二首》的作品，更可以分明地确认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投戈瀚海竟归来，琴未全焦烛未灰。天要霜毫成地志，松湘圃相国欲作《新疆志》，适君至，遂以属焉。帝从雪窖老人才。七年磨蝎宫中坐，万里明驼塞上回。尚有书生豪气在，莫辞百罚覆深杯。

忆昔相将踏五云，文坛史局未离群。戊辰、己巳间，星伯提调文颖馆，余提调史馆，盖无日不偕也。玉堂转眼巢痕扫，尘海惊心驿路分。庚午夏，余既补外，星伯亦于是秋视学湖南。鸡肋一官空绊我，鸿泥双印又逢君。好将乐府刀镮信，报与南徐逐客闻。范川编修谪后，主讲海岳书院，近亦不得其音耗矣。[10]

这两首诗作于嘉庆二十五年邓廷桢任西安知府而徐松遣戍伊犁期满赐环时，对友朋绝域生还的喜悦，全从往昔“无日不偕”的回忆与痛饮深杯的豪情中体现了出来。此后的徐松回到京师，执掌文坛近三十年，成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领军人物，完成了《西域水道记》等一系列名山之作的撰述。而邓廷桢也官运亨通，从西安知府之后，先后担任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安徽巡抚等职，并于道光十五年升任两广总督。正是由于这一同年“有力者”的资助，《西域水道记》这样的煌煌巨著才得以付梓印行。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刊印《西域水道记》的动机，除了这一同年之谊，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和作者徐松一样，对《西域水道记》这一著作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现实和学术意义的卓见。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序》提及出版该书的动机时说：

予于畴昔，自木天以载笔，喜访舆图；纂李唐之全文，勤搜志乘。虽功疲于掌录，固愿廑于胸罗。今者劳劳保赤，编筹海晏而不遑；勿勿汗青，烛炳公馀而姑待。宝书观成于我友，珍帚顿触乎初心。勉分校字之劳，重辱弁言之属。[11]

舆图志乘的偏好，胸罗世界的执著，是邓廷桢的夙愿；因为海防的操劳使他不能完成早年的著述愿望，而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完成，正好促动了他敝帚自珍的初衷。邓廷桢所以如此欣然地“勉分校字之劳，重辱弁言之属”，正是由于徐松的著作完成了他们一代人共同的经世心愿。榎一雄根据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序》的内容及其禁烟事迹，也曾对这一崇高的心期作出过高屋建瓴的结论：

正因为他（笔者按，指邓廷桢）作为两广总督深知与英国交涉和取缔鸦片的艰辛，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新疆社会的特异性以及对其统治的艰难，才能痛感详细准确地掌握有关这一地区知识的必要性。……徐松流放伊犁，趁受托编纂地志的机会，彻底展开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一定也是痛感到这种必要性的结果。而劝说作者拿出藏在书箱底十年以上的原稿，并将其刊行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一定是痛感这种必要性的一人[12]。

对于道光年间有所作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作出这样的理解，确实是深中肯綮而符合实际的。关于那一时代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论述，过去比较集中于林则徐、魏源这样的少数典型人物身上。[13]而从《西域水道记》著述与刊刻的例证，包括该书众多的题词中反映出的经世精神[14]，就可以发现，“放眼看世界”其实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笔者也曾申论：“邓廷桢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夜刊印西北边塞的地理书，除了邓、徐之间的个人交谊之外，更应关注的是知识界的精英对于来自西方挑战的预感。这种危机感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就遥远的海防前线刊印《西域水道记》一事，便可见他们——嘉道之际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同光之际发生‘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后来者。”[15]

历史时常伏有先机。这一鸦片战争前夕刻印的《西域水道记》，也很快在战争发生后不久，便成为刻印者邓廷桢本人及其战友林则徐的行动指南，因为历史让他们在1840年及稍后的日子里重蹈徐松的覆辙——由于禁烟运动的正义行为，邓廷桢和林则徐先后革职并充军伊犁。邓廷桢刻印《西域水道记》，及其序言中表彰该书“补阙”、“实用”、“利涉”、“多文”、“辨物”的五善，都在他们的遣戍途中一一得以验证，这是邓廷桢人生的“书谶”！

无论如何，值得欣慰的是，徐松与邓廷桢的“同年”友谊持续了他们的一生。在徐松的晚年，曾于道光二十三年升任榆林知府，而此时流放归来的邓廷桢也于次年被起用为甘肃布政使，下年又升任陕西巡抚。相隔二十五年的宦海沉浮之后，晚年的两位老友再度在西安相逢。

经历西域遣戍的邓廷桢，晚年曾一再提及徐松在西域的萍踪，如道光二十四年升任甘肃平庆泾道的徐松同年进士魏襄，曾经写信给徐松，告知在经过兰州时与邓廷桢相晤的情景：

到甘省，晤嶰翁，虽彼此俱未见过，而同乡同年，且相好中俱之熟识而投契者多，故一见与故交无异。流连五日，无日不纵谈，亦无不谈及阁下。渠言口外所经历各庙宇，凡楹联之可诵者，皆出星伯之手。因背诵某处某处联句，历历不遗一字。[16]

从以上的记载中，使我们得知徐松的文学才情在边塞的抒发，这在其文集散佚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17]

道光二十五年，徐松一度在榆林知府任上拂袖而去。身为巡抚的邓廷桢再一次伸出援臂，使他续职录用。[18]次年三月，回任的徐松在临近潼关时，却未及与老友重逢，便听到了来自西安的邓廷桢的噩耗。[19]

枯守着邓廷桢为他刻印的《西域水道记》，晚年的徐松仍然继续补正着这一名著，而将一张张笺条夹注其中，但似乎再也没有邓廷桢这样的挚友在其生前肯来关心《西域水道记校补》的印行。两年之后，他也相随邓廷桢遽归道山。由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镌刻的《西域水道记》木版，辗转流落到京师书肆本立堂；徐松自藏的一套《西域水道记》初印本及其亲笔修订的《西域水道记校补》残卷，在半个世纪之后漂泊东瀛。[20]

林则徐（1785—1850）与邓廷桢在虎门销烟和伊犁遣戍期间情同手足的交谊，是广为人知的历史佳话，毋庸赘言。邓廷桢与徐松围绕《西域水道记》的交友，如上所论，在西北历史地理学的背景中，也无疑可方驾鸦片战争中的林、邓之契。与邓廷桢齐名的林则徐，其与徐松的交谊似不如邓、徐二人密切。但是在林则徐遣戍伊犁的行囊中，便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在他道光二十五年往南疆勘地时，这部著作也被随身携行。[21]《西域水道记》这一经得起实地验证的地理学著作无疑给遣戍途中的林则徐巨大的帮助和深刻的印象。林则徐在邓廷桢之后从伊犁赐环，也在邓廷桢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继任陕西巡抚。这时候的徐松仍然在榆林知府任上。在徐松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林则徐对其吏治的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评语，在林则徐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847年1月23日）上奏的密折中被保存下来。其中论及徐松的文字是：

榆林府知府徐松，年六十一岁，顺天进士。学优才练，率属严明，遇事矢勤，精力亦足以副之，似为通省知府之最。[22]

毫无疑问，短暂的接触之后便使林则徐对徐松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此前《西域水道记》的印象恐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松后来迁任署理潼商道，虽然是在林则徐道光二十七年四月补授云贵总督之后的事，但此前林则徐的密折无疑是重要的基础。《西域水道记》这部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名著最终在道光十九年由两广总督邓廷桢刊刻印行，是与徐松、邓廷桢之间亲密的友谊有关，也与他们共同的经世意识有关。其后的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给予徐松崇高的评价，与他在遣戍西域期间对《西域水道记》的深刻印象有关。围绕着《西域水道记》的著述、刊行与使用，徐松与邓廷桢、林则徐这三位先后遣戍伊犁文士的交谊，体现出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知识界深刻而清醒的危机意识和经世思想，也体现了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兴起和兴盛的重要人文因素。

原文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注释：

[1]徐松遣戍伊犁期间的生活，以及此后在京师的西北史地学研究，可参拙文《徐松遣戍伊犁时期的生活考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20页；《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究》，《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65—294页。

[2]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嘉庆丁丑岁（二十二年，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余方为迻书，而先后赐环归京师。”《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徐松著、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第7页。

[3]《西域水道记》的撰述与刊刻过程，可参拙文《〈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文献》2004年第1期，第172—194页；《〈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383-404页；《〈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再考》，《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第76—81页。

[4]沈垚《纪思诒事略》、《与孙愈愚书》，分载《落帆楼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影印嘉业堂本，卷四，第廿二叶正；卷八，第十九叶正。

[5]榎一雄《徐松の西域调查につぃて》（《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榎一雄著作集》第二卷“中央アヅア史Ⅱ”，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0月，第96页；易爱华中译本载《西域文史》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87页。

[6]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王彬、严英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41—42页。

[7]邓邦㝩编《邓尚书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4月，第135册影印宣统元年（1909）刻本，第134页；缪荃孙辑《徐星伯先生事辑》，载《艺风堂文集》卷一，光绪辛丑（廿七年，1901）印行本，第卌三叶正面。

[8]分见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三、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影印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第1488册，第659页；第1499册，第72页。

[9]孙尔准《泰云堂诗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册影印道光间刻本，第568页。

[10]邓廷桢《双砚斋诗钞》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99册影印咸丰二年（1852）梅曾亮序刊本，第336页。

[11]《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徐松著、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第5页。

[12]《榎一雄著作集》第二卷，第100页；易爱华中译本，第289页。

[13]即使是林则徐和魏源，他们的经世意识也多有从徐松著作和交往中互相砥砺所得者，参下文“徐松与林则徐”，及拙稿《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339-353页。

[14]如徐松同年进士彭邦畴的题词开篇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5页。

[15]拙文《〈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385页。

[16]《大兴徐氏同人书札》，叶十五正面。

[17]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仅得徐松在巴里坤关帝庙一联，其云：“赫濯震天山，通万里车书，何处是张营岳垒；阴灵森秘殿，饱千秋风雪，此中有汉石唐碑。”《烟画东堂小品》，1920年缪氏刻本，第7册，第三叶正面。

[18]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本《陕西全省同官录》“徐松”条：“（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奉旨补授浙江嘉兴府知府，因回避原籍，奉旨调补陕西榆林府知府。二十五年五月，兼护延榆绥道。七月，因病开缺，旋即调理就痊，经抚台邓给咨送部，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坐补原缺。二十四日，奉旨补授榆林府知府。”

[19]徐松道光二十六年《上穆鹤舫中堂书》：“松由河南前进，于三月廿三日行抵潼关，闻嶰翁之变，人人解体。”《星伯先生小集》，第十六叶正面。据《邓尚书年谱》记载：邓廷桢于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薨于陕西巡抚任，即此所谓“嶰翁之变”。

[20]参拙文《〈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第三部分“《西域水道记》校补本的流传与早稻田大学汉籍收藏”，第398—404页

[21]见林则徐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日《致赛什雅勒泰》，《林则徐全集》，同书编辑委员会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册，第30页。此承周轩先生检示。

[22]林则徐《密陈司道府各员考语折（附清单）》，《林则徐全集》，第4册，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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