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认识余幼幼很晚，就三四年……

 

认识余幼幼很晚，就三四年，但印象极深。见面四次，每一次都在加强，从内里验证我对她的直觉——她是这个世界几乎灭绝的物种（作为诗人，她是早慧型、天才型的，而且有种与生俱来的毁灭的冲动，要走的路是命定的，社会和时代皆无法修正，表面上的玩其实是一种对同化的抗争）。我最早读到的是她的散文（主持《剑南文学》散文栏目）而非诗歌，几万字的日记体让我惊愕，有着洪水和刀刃的效果。因此找到她的微博，读到她的诗歌和简历，以及王小妮等前辈的留言。这组名为《九州大道》的散文获了奖，在领奖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真人。我送她一本《灵山札记》，她回去在微博提起，并写了篇读后感发表。一个九零后女孩，样貌、言语没有任何出格的标识，有的只是安静与独立。宵夜完毕，大雨瓢泼，借了她伞的一角回酒店，有种与自己另一个女儿相见的感觉——我还真的就设想、幻想过自己有这么一个女儿，天赋顶呱呱，性格桀骜不驯，审美剑走偏锋。与余幼幼初见，我竟然有几分激动，还有种高攀的感觉。这以后，翻了些她的文字，从十五岁到二十二岁，感觉她除了是天才之外，另有一种今人普遍不具备或丧失掉率真与勇气，不管向外向内，都是初心。后者比天才更打动我，也更让我觉得值得珍惜。我找她约稿，她发我若干万字日记，那种毫无戒备的信任如果不是一个孩子的幼稚，就是一种洞穿万物奥妙的无所谓了——或者是真的信任。

第二次见面是在成都，我和羌人六叫了她去参加蓝蓝组织的一个瑞典诗人、作家的活动。第一场在老书虫，第二场在白夜。她大学毕业一年，在川师大打工。我们是打酱油的，活动多是旁观，看一看听一听，开开眼界。在我看来，把瑞典诗人作家的话题放在2014年初夏的成都，特别是放在我和羌人六身上，也太过于纯粹、小资了。这次活动，我唯一感觉到力量的是听叙利亚流亡诗人嘎亚特朗诵他的《城堡》。这次，我把余幼幼带给了浓玛。

2015年10月，余幼幼来平武，正赶上一个小笔会，去了岷山东麓的白马路。拢平武的那天，我带三个年轻人（连同羌人六和马青虹）爬了新区对面的苟家坪，在收了谷子的冬水田拍了照。余幼幼穿一件格子衬衫，有一点假小子。这次见面和上次见面稍显平淡，三个年轻人耍得很开心，吃了什么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在扒西家，余幼幼拍了学仕修家板壁上的曹盖（七八个曹盖脑壳一字排列，都上了彩），还拍了白公鸡、白马和人像。岁月悠悠，再有定力的人稍不慎重也会被忽悠，余幼幼也跑不脱。这之后她换了工作，天南地北地跑，在重庆做了个工作室，在微信做了个公众号。我有时会去想象她可能遇到的艰难，生存的和个人精神的，在这个价值沦落的年代，在这个人活得最不是人的年代，一个写诗的女孩子要坚守自己内心的原则，需要怎样的定力——除非你远离成功，有谁的成功又不是出卖？

这次见，第四次见，我有点预感，又有点意外。或许对于她自己和成都的朋友是常态。她什么都能感觉到，很远的和很隐秘的，只要是能量、信息或者气息，都能准确地捕捉到——表不表现出则是另一回事。去出版社看她，她很忙，那种工作的状态正好把一个诗人走失。雾霾散去，窗里窗外一片亮光，但我看见的分明是一条黑道，像老机关里冬日黄昏的葡萄甬道，下午四点就看不清脸了。求生存的工作也能添加意义，这是良知与天赋的构思，她和同事做了于坚、罗伟章、何大草和我的随笔集。离开成都的头晚，我们在芳草街小聚，浓玛负责买单，羌人六负责喝酒，余幼幼负责买醉……两个小时密度很大，但我感觉到的却是棉花般的松软与温暖。其他的人免谈，只说余幼幼，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面对面坐着，她给我挑菜，与我干杯。她每说一句话我都能听清楚、听明白。后面的路怎么走？抑或作为一个女人、妻子或者母亲……死亡，我不记得她是不是第一次提到死亡，但她提到时，我木木地，抑或舒坦地看着她。对呀，死亡无时不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就像我们自身，有的分量十足，有的轻如鸿毛。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发现，准确地感觉到她与生俱来的绝望和自我毁灭的冲动。应该就是她的诗歌之源、天分之源。清澈而冷冽，是另一种火苗，纯粹是用干净——绝非真空——灼伤人。技巧之人都是假以天赋，而她是抱着，不辨不让，与天赋同归于尽。她的男朋友坐在她的侧旁。我看得平淡，听得淡然，其实已眼泪花花。她不再是我设想中的女儿，她就是我自己，只不过我身体里那个与生俱来的自我毁灭的冲动歇息了、沉睡了，猛一下被她唤醒了。听她讲胡话，看她打手势，醉眼朦胧却又是决绝的，同桌的我们都显得是从未有过的平庸，包括碟子里堪称精美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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