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人吃人的理由(外二题)

 

发了大财、做了大官的人,大多会结交新朋友,疏远老朋友,除了讨厌故人“揩油”之外,害怕被揭老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意林校释》,中华书局。


人吃人的理由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马总《意林·傅子》)



管秋阳兄弟俩带着一个仆人(所谓“伴”)外出躲避战乱,天下起了大雪,干粮又吃光了,管秋阳就说:“把仆人吃了吧,不然大家都得死。”结果,这个仆人就成了兄弟俩的干粮。管秋阳吃人,是出于一种功利的“计算”:三个人身陷绝境的时候,吃掉其中一个,可以救活另外两个;否则,大家死翘翘。但是,为什么牺牲的一定是仆人,而不是他们兄弟之一呢?孔文举先生——就是七岁让梨的孔融,说出了一番大道理:“好朋友吃好朋友是不对的,比如管仲就不能把鲍叔做成干粮。这个仆人不是他们兄弟的好朋友,只是一个会说话的鸟兽,所以他们吃掉仆人,就好比是狗咬死了一只狸猫,或者狸猫咬死了一只鹦鹉。”孔先生的高见,深刻地揭示了“仁义”的本质。所谓“仁”,就是“二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两相对应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才谈得上“仁”。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这里列举的“五伦”,就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五种两相对应的关系,也是考虑“仁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管秋阳和他弟弟是兄弟关系(“长幼”之伦),兄弟当然不能吃兄弟;而仆人呢,和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连朋友都不是,只是“能言鸟兽”,所以活该被吃,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可见“仁义”是要讲关系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
《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崇高背后的虚伪

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罗隐《谗书·英雄之言》)



明明是谋一己之私,偏要说是“替天行道”;明明是想称皇称帝,偏要说是“拯焚救溺”。历史上不少所谓“英雄”也者,脸上涂着庄严崇高的脂粉,头上闪着璀璨耀眼的光环,嘴里喊着慷慨激昂的口号,究其实,则是如假包换的伪君子。电影《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对新收的徒弟韦小宝说:“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所以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和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韦小宝应声道:“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呀!”我读《谗书》这段话,不禁想起电影里师徒二人的对白。这些充满地痞流氓气的对白,在我看来,远比“救苦救难”之类的豪言壮语真实。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何必曰仁义,何苦扮崇高?
《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宁逢恶宾,无逢故人”

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矫焉。弘叹曰:“宁逢恶宾,无逢故人。”(葛洪《西京杂记》)



公孙弘在汉武帝时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国家总理”。老朋友高贺前来沾光,餐餐粗茶淡饭,没有享受到五星级待遇,于是忿忿不平,把公孙弘的老底“晒”了个精光。被高贺这么一抖,个人隐私广而告之,公孙弘不禁感慨万千:“老乡见老乡,背后搞一枪,不厚道啊!”这个故事,本意是讥讽故人刁钻。俗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但是如果这个贫贱之交太挑剔了,狮子开大口,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依我看来,在这件事情上,高贺确实是势利了点儿,但公孙弘的虚伪,也让人不敢捧场。他如果立志于把自己打扮成“以德治国”的楷模,就应当表里如一,“公仆”到底;如果要向西汉人民展现“汉武盛世”的辉煌,那么,身为一国“总理”,吃穿好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只要巨额财产并非“来源不明”,即可向国人交差;在外面吃青菜萝卜,在家里则大鱼大肉,还用劣质毛料挡住里边的名牌服装,那就聪明过头了。所谓“故人”,就是知道底细的人。发了大财、做了大官的人,大多会结交新朋友,疏远老朋友,除了讨厌故人“揩油”之外,害怕被揭老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自己的底细见不得人,反倒责怪故人多嘴,窃以为这么做也不太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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