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最受欢迎的中国史终于来了！

如果想读通中国历史，你会推荐什么书？...

是否觉得这些要么太过简略，要么太过学术，或部头之大让人望书兴叹？

如果这样，那6卷本《哈佛中国史》的出现，让读书君和诸位读者又多了一种选择。 它是西方顶尖学者写给普通读者的全新中国通史，内容量适中而丰富，是一部“大不一样的中国史”。

十多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找到早已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的卜正民先生，力邀他主编一套面向普通读者和大中学生的简明、清晰、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通史，关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反映50年来世界上中国史最新研究成果。

卜正民先生在接受邀约后，邀请美国清史研究名家罗威廉、美国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陆威仪、德国宋史大家迪特·库恩一起，经过近10年的辛勤创作，完成了这套代表着世界上中国史研究成果和水准的《哈佛中国史》丛书，并在2009到2013年间陆续面世。

得知这项浩大工程在美国启动后，中文版的引进、翻译和出版也早早地酝酿起来，经过10年筹备，5年编辑，终于，这套书要和读者见面了。

六卷本，篇幅适中。不用再为读史不堪重负，是一套写给大众读者的权威、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反映50年来世界中国史全新研究成果。

与皇皇十余卷、内容专深、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的“剑桥中国史”不同，“哈佛中国史”每个断代均由一位学者一气呵成，文风通贯，浑然一体。

丛书共六卷，分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个时代分野，上迄秦朝统一，下至清朝终结，以一种新鲜、紧凑、好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

“哈佛中国史”丛书由国际顶尖汉学名家卜正民领衔罗威廉、陆威仪、迪特·库恩，倾10年之功辛勤创作，集世界中国史研究之大成。

中文版出版团队酝酿10载，邀请海峡两岸优秀青年历史学者王兴亮、潘玮琳、李仁渊、张远、李文锋等勠力翻译，编辑历时5年，精细打磨，力图向大众读者呈现一套可靠、可信、可读的中国通史。这套书外包装采用灰色函套，图案烫金，大气经典。封面设计选用了最能代表每个朝代的图像或是画作，来展现当时的精神气象。比如秦汉卷，用了兵马俑，士兵身旁的战马孔武有力，体现了大一统的帝国气象；唐卷选用了敦煌壁画，展示当时在世界上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的繁盛景象。

2009年出版以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伦敦时报》等近百家媒体争相报道，好评如潮；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史乐民，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牛津大学教授戴彼得，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等世界知名汉学家一致推荐；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其指定为中国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如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莱顿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备受欧美大中学生和普通读者的青睐。这本书的编者，是著名的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也许普通读者对他不熟悉。但说起他的老师一定如雷贯耳，那就是以《叫魂》一书广受赞誉的孔飞力。

人都说北美汉学，有三个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者：史景迁、孔飞力，还有一位，就是卜正民。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1215-1294）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太湖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一大水系，它像一颗心脏，通过纵横交错的自然与人工河流的密网为这片淤积地带输送水分，上至明朝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下至沿海港口上海皆仰赖它的润泽。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下，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良田变成了泽国。

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击到龙。这次，它出现在陈山，这是位于太湖东南75 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陈山上有一座修于宋代的龙王庙。这座庙被称为龙王行宫，行宫是皇宫的专称之一，因为龙王就像皇帝一样，在全国各处巡视，故有此说。因庙宇年久失修，地方官觉得应该重新修葺，以期取悦龙王，为全县普降甘霖。至元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293年8月25日），临近正午时分，画工正在作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两条龙驭风而至-龙王和他的幼子驾到了。双龙俯瞰战战兢兢的画工，随即摆尾，没入云中。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雨从天而降，为该地长达两年的干旱画上了句号。

翌年，忽必烈汗薨。三年后，龙王携子二度在陈山呼风唤雨，竟被群龙乘暴雨大闹鄱阳湖（即长江自太湖溯游而上的第二个主要湖泊）的声势所压倒。它们在空中纵横翻腾，兴风作雨，让周围的州府都遭了洪涝之灾。

此后42 年内，龙再未现身。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1339 年7月29日），一条恶龙猛扑向滨海省份福建的腹地山谷。恶龙带来的疾风暴雨横扫了800户民宅，冲毁了1300 公顷农田。10年后，五龙再次驾云莅临江南，吸卷海水于天空喷洒。此后的17年内（1351-1367），有关龙见的记载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就是元朝的最后一年，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六月四日（7月9日），北京。只见一道电光闪过，便有一条龙从废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飞冲天。那天早晨稍晚些的时候，有人看见这条龙栖息在附近一间寺院的洋槐树上，事后人们发现树干上有抓痕和灼烧的痕迹。第二次在一个月后，山东省的龙山，这里是一处祈雨胜地。在七月的暴雨中，一条龙曾现身山顶。待龙飞升后，一块大石自峰顶滚落，留在了该地的民间传说中。八个月后，忽必烈的众多玄孙之一被迫放弃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异族军事统治遂告终结。尽管国家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登记婚姻，但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男女双方家庭都把婚姻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并接受法律对婚姻的约束。例如，中国的一夫一妻制意味着一个男人可以同时和几个女人一起在他的家庭中生活（他的妻子、妾和婢女），但他只能有一位法定的妻子。妻子，即正房，位列家中等级制的女性之首，特别是在其儿子娶妻、她成为婆母后。根据法律，一个已经娶妻的男人严禁再娶一位妻子，否则会受到刑罚处罚，只有他的妻子死后或他离婚之后才能再婚。

大多数家庭请女性媒人来给儿女安排良缘，媒人们熟悉当地情况，他们牵线搭桥促成好事，让双方家庭最终同意男家下聘礼，女家出嫁妆。在与男女双方家庭的商谈中，女方家庭的财富要比待嫁女子的相貌或其他条件更为重要。适龄的年轻男女只是婚姻棋局中的卒子，在男女双方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双方父母预先定好婚约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与邻国的蛮夷不同，宋朝人通常是同代相婚。11 世纪时，女子的适婚年龄是14 岁到20 岁；男子是16 岁到30 岁，在更小的年龄婚嫁也是被许可的，年长而不婚被认为是不幸的。

唐代上流社会家庭喜欢从世家旧族中选择儿媳，在宋代，富家之女是人们选择儿媳的首选。蔡襄曾对此有抱怨：“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在新儒家哲学家看来，这种婚姻观念带来的堕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男人的财产、他的聘礼以及妻子的嫁妆成了婚姻的决定因素。

宋代的富裕之家通常来自士绅和商人阶层，这些人家为其出嫁的女儿置备了田地和嫁妆作为陪嫁品，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了。他们四处打听在京城进士考试中及第的年轻士子的信息，这些人被视为未来女婿的最佳人选，整个家庭都期待着从与进士结亲而获益。而对于一位受过教育、富有而又可爱的正当妙龄的女子来说，她的父母要让她读文阅史、填词作文，使之善于谈吐，精于女红，士大夫为了幸福和家道兴旺似乎会把这样的女子视为求婚的最佳人选。有时候，有的家庭还会对未来女婿的教育进行投资，“榜下捉婿，亦有缗钱，谓之系捉钱”。

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寻找合适的配偶可能是个挑战，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哲学家程颢（1032- 1085）的女儿。她的叔叔程颐是个坚定的卫道士，不让她嫁给不及她智力水平的男人，认为这样的男人与她不配。在她24 岁因病而亡后，年老的程颐说：“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为免嫁不出去的尴尬局面出现，北宋上流社会家庭在朋友、同僚和亲戚的家庭中寻求婚配之家。在南宋，地方交往在促成婚配中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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