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胜萱：给外乡人留一条归乡路

我希望我在乡村的角色是“开发商”，不遭人恨的那种。...

2011年，建筑设计师朱胜萱来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莫干山，花了上千万建了一家精品民宿。2015年，他又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民间乡建学院。这些年，这位文艺中年的“造乡”运动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建民宿、做市集、办农场、开课堂。与很多回到农村做乡建的人看 法不同，在朱胜萱看来，如今的中国乡村并不能指望当地人，国内的乡村文化大都已支离破碎，而外乡人才是这场中国乡建运动的主角。

• 您是最早进入莫干山的人之一，最初为什么会选择那里？ 
• 我的家乡在云南的一个小乡村，我一直很向往记忆中的乡村生活， 最初我只是为了逃离城市，想找个村子建房子。因为我在上海有事业， 有家庭，不可能逃太远的，只能在周边找。莫干山作为水源保护地，那里连土地指标都没有，整个村庄很穷，只有竹笋业，小农经济已经衰退， 完全是自由经济体制。有能力的当地人都到城市了，留下很多凋敝的建筑，整个村庄几乎是废弃的。也正因为这样，那里的宅基地便宜，政府的力量也小，我当时就是和村里的一个80后书记签了一个看着挺不正规的合同，就开始建第一家民宿了。建成后一些建筑设计圈的朋友来住，慢慢的，他们也想在这里建。

● “依田”是原舍在莫干山的二期民宿，建筑的不远处有一望无际的农田。据说，依田的外墙颇有意思，虽然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几年后爬上墙的青苔会让这座房子变得尤为特别。

• 莫干山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乡建的一个典型，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 现在回想，很多成功都是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要说历史，桐庐、安吉、长兴都比莫干山有的说，但正是莫干山这种无为促成了它的今天， 完全是小社群介入导致的乡村裂变，不是借助政府之手。任何制度的改变都是自下而上的，每个人在能做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就能推动制度的改变。
• 举个实际的例子，其实所有的乡村民宿都不合法，因为农村的宅基地是给农民的生产生活用地，不能进行经营性行为。但是现在乡村民宿建得越来越多，也确实能为当地带来一些好处，政策就不会那么严了。江苏现在正在推行“一屋两楼宇”，每个村庄都辟出两栋楼做商业开发，这就是民间行动撬动政策的信号。乡建需要我们要一点一点往前推，需要更多的人尝试，而不是坐而论道，做错了也是值得的。
• 如果说莫干山是您乡村复兴的第一个阶段，您现在经历到第几个阶段了？ 
• 我的乡村实践从2010年开始，在莫干山的尝试成功后，我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想从一间民宿变成一个田园综合体，去做城乡统筹。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我觉得必须引入商业，崇明岛是第一个尝试，以设计师的力量参与了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做儿童、教育、生态、农业这样一个概念。从设计和创作上这个案例本身是成功的，我们用了最少的资金，大概花了200万的资金，在接近5万平方米的用地上，不改变农业耕地性质，用最生态、最环保的方式搭建了一个儿童绿色游乐场所，也取得了很好的景观效果。但事实是，房地产公司资金出现问题或者房子销售结束的时候，就未必会继续运营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对我而言是失败 的。
• 后来又在无锡进行了尝试，名字叫“田园东方”，旅游+房地产+文化复兴，还包括绿乐园、民宿、大讲堂、餐厅等。当然现在看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房子基本上卖完了，但村落的保护、农业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实现。现在我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莫干山、无锡的模式走不通，需要找房地产来助推。同时搭建一个乡建的平台，这里面包括一个乡村创客学院，有乡建的课程、基地和导师。但这几个阶段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通过对于乡村生活的态度和乡村的美学来塑造一个新的产品，让消费者为美好的生活体验而买单。

• 现在都是什么人来创客学院？ 
• 两类人居多，一种是创业者，希望通过我们能少走弯路；还有一种是转型和升级企业的负责人来游学，或者想找一些好的项目投资。我更愿意把这个学院当做资源交流的平台，因为我认识上百个民宿品牌的创始人，很容易为各种人搭线。
• 乡建不需要门槛吗，或者说需不需要一个主流的价值取向？您在无锡、昆山的项目，也有人指责让原住民集体搬迁是错误的路。 
• 依靠现有的乡村人已经不能实现乡村复兴了。有些专家学者总是说在地性，我觉得在地性不是最重要的。你看看现在乡村剩下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孩子，如果有年轻人，那他一定是没有能力的，不然早就去城里打工了，乡村的价值单靠原住民根本生发不出来。在昆山计家 墩，一共有142户村民整体搬迁，原本这个村子的命运应该就是拆迁、卖地、造高楼。很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它，而现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有12家业态入驻，我们保留了村子里原有的房子，通过部分改建与新建的方式来激活村落的活力。
•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又是哪里的原住民和本乡人呢？我是云南人吗？村里人都出来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我是上海人吗？我有上海户口，但我不会说上海话，上海本地人也不把 我当上海人。那我是莫干山人吗？我为那里做了这么多，但当地人仍不能接纳我是本乡人。谁来保护我们这些外乡人的情怀和权益呢？在我眼中，我比那些所谓的本乡人更爱他们的乡村，他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地租给我，他们到处乱扔垃圾，他们滥用农药把土地都弄坏了，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家乡，我能背出他们300年来的宗谱，我在这里投入两三千万去建房子、搞基础建设。应该给我们这些人一条回乡的路。你可能会说原住民本身也有文化，可文化本身就是流传的，如果他们的文化真有价值，但又流传不下去，就应该被放进博物馆，当做文物保护起来。

● 庾村文化市集坐落在德清莫干山脚下，包含文化展示、艺术公园、乡村教育培训、餐饮配套、艺术酒店。1930年代，莫干山曾是黄郛隐居并尝试乡村改造的故地，市集中的11座建筑，大多是当年黄郛在此兴办蚕种场遗留下的废旧厂房。



● 朱胜萱以哈尼族盛产的“红米”为突破口，试图打通当地村民与外界的经济联动。

• 回到创客学院本身，您是从民宿开始做乡建的，这个学院也会教人怎么到乡村建民宿，您觉得乡村民宿应该标准化吗？
•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先反问一句：你建的民宿要不要商业化。民宿是一件商品，商品都是标准化生产出来的。我承认乡村民宿的个性才是最有魅力的，但一味追求个性化，就会让经营者不重视标准化，甚至排斥标准化，这就会产生一些不那么“诗和远方”的问题，比如卫生间干湿区分、管家服务、 餐饮等等，长远看来，对这个行业是有很大伤害的。当然，建 筑设计上还是要有个性的。
• 目前中国乡建最欠缺的是什么？ 
• 乡建不缺钱和模式，缺的是回去的人，我们不能总是用情怀、理想来忽悠别人，应该通过实现各种创新、创业来吸引人， 比如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建了造船工作室，城里人可以在这里 学做独木舟，一个星期到一年的课程都有，造完了就可以下水去试，完全是体验型业态。在云南阿者科哈尼梯田，风景很好， 但是住宿条件极差，我们计划先建十几间精品民宿，然后再造一个红米生活馆。
• 发展旅游是乡建一个很好的出路吗？现在还存在另一种看法，从保护的角度看，旅游和资本的介入对乡村弊大于利。 
• 首先把旅游观光当做一个乡村业态是伪命题。你去看外国的例子，一 个乡村都是把自身的文化、基建、接待能力做好了，自然而然就有外来的人。要对乡村进行培育，让它发生彻底改变，肯定是离不开资本的。
• 乡村的原生态确实很值得保护，但乡村人是不应该贫穷和被落后的，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另一面去阻止一个村庄的开发和发展。我建议说这话的人去跟那些村里人互换身份待几天，让他住在没电的夯土房里试试。旅游和保护不是绝对对立，不是说一搞旅游，环境就被破坏了。

● 斑驳的树影，透过玻璃洒在屋顶一层层的木梁上，推开隐藏于玻璃墙中转动的玻璃门，林间的风便溜了进来。这座位于锦溪计家墩村的玻璃小屋围绕着一棵树而建，为了保护林间树木，建造时，地基采用机械方式打桩。走进玻璃小屋，在光影的变幻下，玻璃构造的两栋小房子，给人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感觉。



● 住在望山，你推窗或是站在阳台上能看到的就是一年四季的远山，层层叠叠，参差不齐，且颜色各异。

• 开设创客学院，是表示您的乡建模式可以复制吗？会不会导致另一个极端的千村一面？ 
• 模式不能复制，能力可以复制。
• 我自己主导的项目是会避免千村一面的，因为我们会根据乡村的特点去规划。以我在昆山四个村落做的项目为例：计家墩、祝家甸、云谷田园以及绿乐园。每个项目地之间相隔2公里，可以串联成一个从锦溪古镇到周庄古镇的全线昆山本土全域旅游产业升级。祝家甸是在一个大的完整的村落内的产业转型项目，那里有着中国传统制砖的霍夫曼窑，当它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个窑厂还能反哺乡村吗？我在改建这个窑体时，将民宿学院、创客学院等业态植入到这个空间内，用教育与培训的方式，把人才引进乡村。而在周庄古镇附近的闲置配套用地里，我用自然儿童教育艺术馆与亲子民宿做了绿乐园项目。在松阳，我也遇到了很美的村落，那里很多居民已经搬迁，只剩下30多户，让我感动的是那里留下了两个祠堂和很多小庙，以及一些古桥、古道。这些都不应该消失，但是随着人们的离去，这些事物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早晚也会坍塌毁灭。所以，我和县里沟通，选取了一块土地进行商业置换，用新的资本、新的人、新的业态进驻来为村落带来活力，留下的村民也通过旧地安置的方式留住村里。像在云南阿者科，那里有绝美的自然风光、别具风味的少数民族风情、绿色无公害的红米，我们选址了7栋民居融入民宿、餐饮和民俗空间，设计休闲游线路，包装伴手礼。
• 您希望自己在乡建中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 我希望我在乡村的角色是“开发商”，不遭人恨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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