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城文苑 刘建生：被移栽的皂荚树

我每天见证着城市的喜怒哀乐。后来，人们发现我枝叶逐渐枯萎，死了。这棵树本来在乡下生活得很好的，不该移栽到城市里来！”有人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大的树，移栽伤根伤枝，大伤元气。”有人附和。...

作  者：刘建生

图  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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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高大的皂荚树。

我长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高大挺拔，腰围两个小伙子才可以环抱，树干粗壮，枝繁叶茂。我春天发芽，夏季如盖，秋季挂满皂荚，冬季嘛，供鸟儿栖息。

过去，我曾无比风光。每当吃午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端着碗陆陆续续汇集在我身旁，赶“牙察骨会”。东家长西家短，偶尔男人们开个荤笑话，羞得小媳妇满面通红，嗔怪着追打，欢笑声在我身旁飘荡。那段时光真是美妙！我成了村子的政治中心，也成了村里最大的伞！



每年秋季有个50多岁的大叔开着一辆蹦蹦车，和主人讨价还价，花二三百元买下满树的皂荚。然后大叔敏捷地爬上我的枝干，用竹竿轻轻敲打皂荚，生怕伤了我的枝干影响来年的结果。皂荚，是制造洗发水的上乘原料。过去穷人家买不起“海飞丝”，就将皂荚捣碎洗头，洗的头发柔顺丝滑。也有人买不起肥皂，同样用我洗衣，干净无比。敲完，大叔溜下树，一一捡起皂荚，整个过程要半天甚至一整天。

看着大叔汗流浃背，手脸乌黑，我好心疼。从他和主人的对话里，我才知道他自幼妈妈去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家穷（别人家盖平房时，他还住在窑洞里），三十好几还未成家。后来娶一位患精神病的大龄剩女为妻。幸好，生下一双儿女并未遗传妈妈的疾病。为了这个家，大叔春季挖柴胡、远志，夏季开拖拉机拉麦捆、碾场、犁地，秋季播种小麦、打皂荚、打枣。他还在方圆婚丧嫁娶时当厨子，给砖厂开挖掘机……后来，他用多年打拼积攒的20几万盖起和别人一样的三座平房，冰箱、太阳能等一应俱全，为子娶妻，为女嫁婿。他盖好房子的第二年，村里贫困户盖房可以享受国家两万元的补贴。可他不后悔，他觉得住自己努力打拼的房子气长！



可是有一年秋季，皂荚比哪年都繁都饱满，我等啊等啊，大叔依然未来。主人打听后才知道，大叔死了。那是一天晚上他去邻村亲戚家为孩子姨夫宝鸡的饭店联系员工，不料回到自家房后路上突发脑溢血倒地，直至次日凌晨才被出门上厕所的病妻发现。这时，他已经撒手人寰。从此，我寂寞的生长、开花、结果，皂荚依旧，可没有了打皂荚的人，任其落了又落。我的心，也很低落。

渐渐地，村里的有钱人逐渐在县城买房了。回村时他们充满喜悦，向乡亲们讲述住楼房的种种“弊端”，半是实情，半是炫耀。听者当面恭维，背后唾骂，发誓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在县城买房。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青壮年外出打工，媳妇们去城里成了陪读妈妈，人们陆陆续续搬进了县城，村子逐渐成了“空心村”，只留下极少数老弱病残留守在村里。午饭时，再也没人到我下面端着老碗咥干面。

忽然有一天，来了一帮人，给主人给了厚厚一叠百元大钞，然后用挖掘机在我四周刨土，露出我的根须。我惊恐万分，不知将要发生什么。后来，我倒了，他们用油锯锯短了粗树枝，用草绳细细缠住带土的大圆球状树根，用吊车将我吊上大卡车。我一路颠簸，在疼痛中来到县城,被移栽在车站南侧的十二生肖广场中央，成为公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的身上挂着点滴，那是营养液。我好比做过手术的重伤员，剧痛过后逐渐生根发芽、抽枝长叶。缓过劲后，我欣喜地看到了城市的繁华：四周高楼林立，车辆川流不息，行人衣着光鲜，我仿佛在梦里。我做梦也没想到，本打算在偏僻乡村扎根颐养天年的我被高价购来移栽在县城的公园！



我看到，每天早晚一群老人不约而同来到我的身旁，在移动式音响的伴奏下跳好看的广场舞，健身、养性、交友，好不幸福！看到夕阳红，我也好高兴！

我也看到，夜里几个小伙子吃完烧烤提着啤酒瓶边走边喝，一个胳膊上纹着青龙的小伙子恶作剧般将酒瓶故意摔碎在马路中央，另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光头小伙用酒瓶敲掉了兔子大理石雕像的尾巴，还敲掉了猪雕像的右前足，我的雕像朋友痛得惨叫。我大声制止，可我们的语言人类永远无法听懂。我好悲伤！

我还看到，一对初中生情侣在我身下的石凳上亲密地搂抱、亲吻，旁若无人。

我无意中看到，一位妇女在我不远处摆水果摊，不顾天冷坚守到天黑，5岁大的小男孩在妈妈旁边玩耍。给人送桶装水的丈夫责怪妻子不早早收摊冻了孩子。激烈争吵中，丈夫举起结实的木凳子狠狠砸向妻子的头、肩，我拼命劝阻：“住手！你这个野蛮的男人，你怎么不体谅你妻子的良苦用心？她还不是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夫妻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怎么做不到？”

我听到，几位进城的农民坐在石凳上聊天：

“唉，进城有啥好？整天呆在楼里像鸟笼子，心急很！在老家，一出房间门就是院子，抬头见天，出了头门就是水泥路，多豁亮！以前干干活，人就不心急了。可现在，闲着没事干，不是大清早排队去超市买特价菜，就是排队领免费的鸡蛋、挂面，买高价保健品。”一位老爷爷说。我明白，这是进城农民的恋旧、思乡情结，这是进城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县城人互不来往，我对门人家两口都是公务员，头昂高滴，住几年了上下楼连招呼也不打，别扭滴。好几次我想问人家，看人家冷漠的，我也只好闭口。还是农村好，人爱人，亲热。”一位大妈深有感触地说。我想，这也是进城农民的“城市不适症”吧。

我看到宝马、奔驰停在宾馆门口，主人一身名牌。我也看到中三轮停在家具城门口，靠拉家具为生的打工者有时连续几天没生意，饿了买几个干巴巴的麻花嚼。

我看到劳务市场里众多打零工的务工汉，好不容易碰个叫人的，就蜂拥而上，唯恐失去难得的挣钱机遇。

我每天强忍着汽车令人作呕的尾气。

我每天见证着城市的喜怒哀乐。

后来，人们发现我枝叶逐渐枯萎，死了。

“这棵树本来在乡下生活得很好的，不该移栽到城市里来！”有人说。

“树挪死，人挪活！这么大的树，移栽伤根伤枝，大伤元气。”有人附和。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是自然法则！环境只是次要因素。”生物老师说。

周围站着许多人，包括跳广场舞的大妈、卖水果的农妇、酗酒的青年、早恋的初中生，他们都在思考着。

其实，他们谁有没有注意到，新芽正从我的根部顽强地冒出。

2016年9月17日清晨于富强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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