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就得恶心别人，成全自己

明知道对方的要求不合理，却不敢拒绝的行为，是一种心理障碍，叫“取悦症”。...






拒绝是最真诚的声音，也是最难的声音。

文/陈梓菲 张家明

你可能经历过以下这些窘迫。

老板给你布置了一份时间紧、任务急的工作，因为不想被骂，所以你勉强答应了，半夜的电脑显示屏映照出你日益加深的黑眼圈。

当同事在你焦头烂额的时候，问你能不能再帮忙做一份PPT时，考虑到大家长期在一个空间工作办公，你只能咬咬牙说好。看着同事施施然准时下班，自己一个人苦兮兮地在办公室加班奋战。



同事求助，你懂得拒绝吗？图/Startup Stock

情人节和女朋友去餐厅吃个浪漫双人套餐。途中，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追上来说：“姐姐这么漂亮，给她买朵玫瑰吧。”你对这种绑架消费深恶痛绝，正欲断然拒绝，却突然瞥见身边女朋友稍显不自在又有点小期待的表情。

明知道对方的要求不合理，却不敢拒绝的行为，是一种心理障碍，美国心理学家哈丽雅特·布莱克称之为“取悦症”。

这种症状在“人我界限”不清晰的东方社会似乎特别严重，人们总是不懂得拒绝别人，结果就成全了别人，恶心了自己。



纵然有心中有一万个NO，你还是说了YES。

为什么内心是拒绝的，行动却不一致？

对于一些事情，我们内心是拒绝的，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像吃了一只苍蝇，默默地承受接下来的伤害，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好先生”和“好好小姐”。

这样的“好人”往往都过得很委屈。《命中注定我爱你》陈乔恩饰演的“便利贴女孩”，指的是有求必应却毫无存在感的办公室职员。像便利贴一样，人人撕下来就用，但用过就丢。谁会在意一张便利贴去了哪里？

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中国文化中有一条类似文法的规则，即“你之中有我，我之中也有你”的“二人”关系，它可以导致A的古道热肠，处处替别人着想，也可以促成B乐于助人，并且以帮助别人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性”。

两相夹击，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在“人我界限”分得很清楚的西方，强求于人是行不通的，他们比人情社会长大的中国人更懂得说“不”。



设计师刘扬在作品《东西相遇》中，用这两幅图说明西方人与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区别。

而且西方社会理解这种拒绝，人们不必为了拒绝的理由和措辞而绞尽脑汁。正如法国现代小说家儒勒·列那尔(Jules Renard)在其著作《日记》(Joumal)中写道：“唯一真正自由的人，是那些能够拒绝宴会邀请而不需给出任何理由的人。”

现代社会的中国人，正处于人情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胶着点，一方面拉不下面子来拒绝亲朋戚友的求助，一方面又感到这种事情干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导致了财物上的损失。咪蒙那篇著名的《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正是这种焦虑的反映。

然而把他们称为“贱人”显然是刻薄了，所以咪蒙后来为了儿子的就学问题求助于读者，便被人批评为“贱人”。都是贱人，有什么资格批评贱人？



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及时拒绝。

答应难，拒绝也不易

“不”字已经在你嘴边千回百转了，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无奈不知为何如鲠在喉，你总有本事在最后破口而出的关头又将其生吞入肚，自我消化到内伤。

作家三毛说：“不要害怕拒绝他人，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所以，给他任何一个其中的答案，都是意料中的。”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男女交往中的好人卡。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朴海镇饰演的辉京，帅气多金，有求必应，然而女主千颂伊不为所动。我们令人心碎的男二号，只能收获到来自女主千颂伊的100张好人卡。

同样遭遇的还有《继承者们》里金宇彬饰演的崔英道，霸道总裁温柔体贴，结果女主角车恩尚（朴信惠饰）与男主角金叹（李敏镐饰）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都敏俊幻想千颂伊与辉京在一起。

男女关系学中有个说法叫“Friend Zone”（朋友区），即男女双方处于一种“友达以上，恋人以下”的状态中。

瑞恩·雷诺兹在电影《前任女友》中说，朋友区状态就像是一种惩罚机制，一旦对方告诉你，你们只是朋友关系，这种游戏就结束了，你就被对方视为“非性的实体”，就像她的哥哥，或者是一盏台灯。

尽管这对男方很残忍，但是站在女方的角度，如何将好人卡派发出去，却是一种高深的人际交往术。表白要讲timing（时机），拒绝也要讲timing，而时机往往就在等待中失去了，最后追求者没表白，被追求者也没表态，使痛苦的朋友区状态无限延长。



从朋友区状态到恋人状态，其实很难跨越。

拒绝是最真诚的声音，也是最难的声音

当你被一个销售员纠缠，强忍着拒绝的冲动聆听对方的长篇大论和软磨硬泡时，你就处于“好人泥淖”中。好在对方并不是朋友，你完全可以面热心冷，意志坚定，斩钉截铁地说道：“不需要！谢谢！”反正你说人话对方也听不懂。

难就难在如何拒绝熟人，以及如何在公共空间里拒绝别人。

孙隆基指出，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讲究“以和为贵”，所以中国人处事的时候往往采取“息争”的态度，使他们看起来总是很好说话的样子。最终，这会造成“一种将自己贬低才能获得社会称许的倾向”，使中国人形成“自我压缩”型的人格。



不懂拒绝，可能会纵容了别人的侵权行为。

这种人格常常表现为没有个性：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听到别人的不同意见后，马上改口赞成对方；明明自己有异议，却不敢说出口，最后错失了拒绝的机会，忍了一路。如此一来，被人占点小便宜是小事，纵容了别人的侵权行为是大事。

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里，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不懂拒绝带来的惩罚：有人靠在地铁扶手柱上当“柱男”，让你无处可扶；有人在公交车上吃早餐，造成满车都是食物的味道；还有人在电影院里聊天、走动、玩手机，看电影的好心情全被破坏了……

由于我们的文化和法律尚未使整个社会形成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的清晰界限，这种状态恐怕还会作为基本国情而长期存在。2004年《新周刊》曾有一期封面专题叫“我反对”，并且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声音。其实，这也是最艰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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