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我粗犷的农夫的肉身掘入妳，并制造出从地底深处跃出的孩子

聂鲁达写女人并不仅仅止于肉体，而是呼唤出了生命力，这正是大诗人才能有的深度。他和迪兰·托马斯一样，都有写大地幽暗生命力的能力。他们的诗歌在精神内质和写法上也相似。...

——聂鲁达《如果白昼落入······》



这三首诗都选自聂鲁达年轻时候的成名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想要阅读完整二十一首诗歌的朋友，直接在本公众号回复“聂鲁达”即可。

聂鲁达充分吸收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现代手法，并同美洲大地的地域风情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超现实的浪漫主义，激情澎湃，想象奇诡，情诗尤其著名。

聂鲁达写女人并不仅仅止于肉体，而是呼唤出了生命力，这正是大诗人才能有的深度。他和迪兰·托马斯一样，都有写大地幽暗生命力的能力。他们的诗歌在精神内质和写法上也相似。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的确如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所批评的那样，聂鲁达模糊而又不透彻，很多比喻似是而非，文章的肌理并非总是有序统一。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选聂鲁达诗歌的时候，觉得选不出更多的原因。我看到的那些诗歌都不够完美：巨大的优点和缺点并存。具体的批评文章请看后面希梅内斯的两封信。

希梅内斯致巴勃罗·聂鲁达的公开信

1

第一封信



马德里那些非常不愉快的事，巴勃罗·聂鲁达，您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情况已经很不相同。人们强迫我在那时对您的诗作，不论是好的或不好的，都要在公开场合表示看法。我们每个人对别人，根据情况，全面地或不全面地都有一个完整看法，对自己也有一个全面的或片面的看法。如果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就会迫使我从这种或那种意义来纠正自己。我从来不撤回自己从前写的有关别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您。由于这是侧面的和以前的看法，我可以修正。尽管我不撤回，但是对我的创作和自我批评，还是可以不断修正。

我作为人和作家的良知要求我修正对您的看法（我还要将它公诸于众，这是因为我更需要这样做，而为了您的成分要少一些）。现更正如下：

我现在长期生活在美洲，这迫使我以另一种方法来看待美洲和西班牙的许多事物（在《哈瓦那大学》学报上我已经说过这一点），其中包括对您的诗作的看法。很显然，您在以卓有成效的探索表现一种从整体上来看很地道的西班牙美洲的诗，这种诗具有这个大陆上全部自然的巨变，生与死的变形。我并不因为西班牙美洲很大部分的诗都这样而感到惋惜；我不会按您所说和像您那样去感受这一点，但它“就是”这样。首先是杂乱无章的堆积，然后才是最终的、必要的舍弃，首先是史前的，然后才是史后的；首先是昏暗的、幽闭的阴影，然后才有较好的、开放的光明。您是首先的、史前的、昏暗幽闭的。我认为，以前西班牙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正面，而美洲则是我的反面，可是刚到大西洋的半路上，我身上就产生了变化。现在我大概不能说美洲已经是我的正面而西班牙是我的反面，而只能说，那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相互之间很不相同的两个正面或两个反面。真理，特别是诗的真理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它到底怎样地对什么人来说是真理？很久以来我在着手写一本《现代主义》，我将在书中就此问题尽力提出一些独自的见解。

永远属于您的朋友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科拉尔、加布雷斯、佛罗里达

1942年1月

2

致何塞·雷布埃尔塔斯



阴暗的美洲？

堂·何塞·雷布埃尔塔斯先生

《美洲汇编》杜墨西哥城

我亲爱的评论家和朋友：

最终搬到另一个城市，必不可少会造成符合逻辑的拖延，在这种打仗的日子，由于运输等困难，就使我那些又大又沉的邮件（书籍、杂志等）在迈阿密耽搁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今天我打开渐次收到的从我们原来家中寄出的邮包，感到非常吃惊，发现那里面有您于1942年5月刊登在《美洲汇编》上的文章《阴暗的美洲》。

首先，什么也没有比严肃高尚的批评更使我高兴，因为它能正确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我憎恶阿谀奉承或恶意中伤的批评，尤其是混淆黑白的批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开诚布公表明我们与旁人的东西是优是劣，而不必考虑其后的效果如何，感谢您作品的诚恳。

现在书归正传。当谈到或写到巴勃罗·聂鲁达或随便“什么人”的时候，我心目中从未将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比较性的词汇，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作家”或者“诗人”。凡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对自己一系列似乎算是诗的作品从不满意。这不是信口开河，我每天都在用自己推敲和修正“作品”的行动证明这一点。首先，我追求作为创作者而写的诗，并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批评，然后才进行一般的诗歌评论，就好像我本人并不是作者一样。诚然，一个批评家，即使洞察力再强也不会一贯正确，由于对某个重要环节难免显得无知，也许连批评对象的最基本情况都不能全面了解。您的文章勇敢提出了本土的和伊比利亚美洲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在您这篇诚恳的文章中，也有一种对我的极大的不公正，因为您不了解我对西班牙的征服、以及对它的总的殖民政策的看法。

我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安达卢西亚人，从小我就以天生的眷念、带有诗意的固定看法热爱讲西班牙语的美洲（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称呼它：拉丁美洲、伊比利亚美洲或西班牙美洲？怎样才能不造成持任何一派意见的人不高兴？因为我问过的美洲人想法各不相同）。我觉得，在我的范围之内，越是了解它，就越热爱它。谈到我对这个美洲的行为，在西班牙受到很大误解，如果您有时间，请读一读我的小册子《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中对何塞·马蒂的描述，我希望您别再把我与征服者的剑和十字架混为一谈。此外，我从来就不像许多人那样，是从美洲的方舟上盗宝的作家。在不同机会和不同场合，有许多美洲人盛情地邀请我进行“诗歌巡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总想弄懂一切。我认为自己正确地估价了美洲本土主义问题。是的，在美洲，如同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曾存在着一个人民，一个伟大的人民。当时它对西班牙来说是原始居民，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原始，有他们的艺术、科学、宗教和生活习惯，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们来了，不，我是说，那些西班牙人来了，那是一些最糟糕的、中等的以及最好的西班牙人，欺凌他们，压迫他们，或是与他们同化。现在继承下来的，毫无疑问，是曾经有过最充沛的生命的、以多种不同方法留传下来的十六世纪美洲本土的本土主义。可是，比如说，墨西哥绘画（对不起，我不太懂绘画，或者您不太明白我的意思）并不是十六世纪美洲本土主义纯粹的和直接的继续，而是经过欧化的——不仅是西班牙的，而且是一种很复杂的经历——四个世纪之后的有意回归到本土主义的作法，这种回归是一个总是“应当站出来”的、不完全的印第安人的回归。它站出来捍卫一种从总体上来说不人道的事业，反对它一直象征着的事物。我看这种艺术没有多少本土味道，只是有一点墨西哥味道，特别是带点美洲味道，因为政治事件并不等于艺术。

请您看看吧，比如说，乔托（1266—1337，意大利画家。——译注。）、威廉·布莱克，不论是古典的或是当代的画家的绘画，您就可以知道最优秀的画家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就像您说的那样，很显然。问题很清楚，印第安人并不是因为他愿意纯正或者因为他有一点印第安血统就纯正，而是由于他一直是、永远是、持续地是本土人。在这里，在华盛顿，我认识一个据我看很有前途的厄瓜多尔画家，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敏，他是一个纯粹的印第安人，父亲、母亲、祖父、祖母都是印第安人，他和一个纯粹的印第安女人结婚了，孩子们也全都是印第安人；再有，他人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具有印第安人味道，本土主义者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在他身上，在他画的东西中，虽然也有些挺要命的影响存在，但是，我看到的只有印第安味道的东西，要比当代墨西哥那些过分矫饰的画家的要多，要多得多，比巴勃罗·聂鲁达作品中的多得多，因为我是怀着纯朴的、深刻的、不会改变的爱这样感觉的。摸一摸，除去他本身之外，还剩下什么？不要夸大他所剩的东西。他是个印第安人，自然，与不是印第安人者相比，也与自认为印第安人者相比，与想和印第安人相似者相比，他的确更像个印第安人。

对您来说，巴勃罗·聂鲁达是您文中的主要人物，我认为，他并非总是他现在一心想成为的带印第安味道的人，他有时是，有时又不是。他有的是从国际旅行经历中学来的一种本土主义。一个自然的印第安人，如果想要一种绝对的纯粹，那么他可以并且应该继续成为这种印第安人；但是，我不能把如今这到处泛滥的、人为的本土主义作为本土主义的主要表现来接受，就好像我不能把加西亚·洛尔卡的西班牙吉卜赛主义当作西班牙民间的主要表现来接受一样。吉卜赛主义、本土主义，就好像白人的黑人主义一样，它并不是黑人的，它曾使多少民权主义的伊比利亚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艺术家和评论家误入歧途。印第安人的、黑人的、吉卜赛人的，从外部来看，是做作的文学，并非直接的诗。要能成为直接的诗，诗人必须是吉卜赛人、黑人或印第安人，而不是涂抹上其中任何一种人的色彩的一个白人。

我很高兴谈到巴勃罗·聂鲁达，因为他具有一种丰富的诗意的东西，具有可塑性和富于人性化的东西。

我不能全盘接受巴勃罗·聂鲁达作品中那没有生气的、累赘的脂肪，我为他明显的矫揉造作和根本的或是美学上的自满，多次感到惋惜。因为我想，一个印第安人，一个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译注。）是一个西班牙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吧，他应当从自己诞生于其中或者他的出生地的混沌之中自拔，脱离开来，把曾经附着于其中的一片模糊的子宫的胎盘抛到九霄云外。他靠自己，而不是作为那一片模糊的牺牲品，已经把从那里吸收的精华消化了，吸收了，并且痛痛快快地排泄出来了。这种痛快自由是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种族和国家的光荣。一个人处在混沌之中，生活在大气层空气的海洋之中，成为自己的肺和心脏的俘虏，他不愿意说出，由于他的思想孤孤单单地站在一个可能存在着的上帝、一个固有的或是感觉得到的上帝——时间上帝的对面，他不愿逃开，然而实际上，人是被束缚在他命中注定的轨道空间里的。

我认为人是父体和母体的外来混沌的整顿者，他本身就是永恒的野兽，不必操心，永远不会改变。人，为了证实他的天堂般的、洪水般的、巴别塔式的优势，唯一的可能，我认为是培养他的批评智慧，加上他的经验，可以补偿脆弱的、残忍的心（心，我在年轻时对它是如此执著，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再加上全部的外表。我宁愿一切都具有一种永远清新的“好动感情的智慧”，我渴望这种智慧的动感情中最高级的花朵和果实，我将它们称为“外在的高贵”；我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非常无能，我不是光开花不结果的人：我想完善自己。不，我不相信诗的完美，我记得我写过“十全十美只不过是最完全”。

比较完美的是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西班牙神秘主人诗人。——译注。），他比贡戈拉、比索尔·胡安娜（1651？—1695，墨西哥女诗人、剧作家和女权主义者。——译注。）、瓦莱拉（1824—1905，西班牙小说家、评论家。——译注。）等人更完美；要说完美的话，我认为还差得很多，在他那仅仅是局部的表面的充分、准确之中，还缺乏那么多“必不可少的补充物”。

 如果诗人愿意，他可以自我补充，因为他一半是创造者，一半是批评者。这是真正的人的两个组成部分，也是诗人的两个组成部分。比如，兰波就是一个不想也不需要补充的诗人，歌德则进行了充分的自我补充。巴勃罗·聂鲁达既不属于兰波的类型，又达不到歌德的地步。他需要补充，然而自己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对自己的想像力缺乏兰波那样的先天的批评本能……兰波那样的魔鬼般的明确，不是像达利的那种陈腐的超现实主义，而是像毕加索那种充满活力的匠心。歌德则几乎像朱庇特那样，因为他从未动摇过祖传的侍从性格。任何感情充沛的诗人，只要愿意，都能像聂鲁达一样写作，也会毁掉自己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然而聂鲁达即使愿意，也不能像但丁那样写作，因为他缺乏顺理成章的组织才能，而且也没有精确的词汇。在孕育完美的维纳斯的过程中，聂鲁达是不足月的，他只有三四个月。当然，可怜的马拉美却怀了十一个月，绝无仅有的十一个月，而不像瓦雷里，有“确切的”十二个月，更不像自我完善的豪尔赫·纪廉，有四千四百四十四天。他的《赞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发表，因为“只有”四十九首，而他却想写五十首（瓦雷里的诗集就是由二十五首旧体诗和二十五首现代诗组成的，中间是《命运女神》），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写成那首不完整的诗……

此外，我认为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对印第安人或对俄国人的爱。爱不是冷静的应景，那首《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不是爱，它同样可以献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城市，只要改变一些专有名词即可。《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做作、乏味、沉闷，有两节主要的诗，它们符合诗人的心情，是他的文学发泄，还有一个长长的结尾，对于耕耘的犁锄来说，完全是牵强附会的。这首情歌如何能与卢文·达里奥的《致罗斯福》相比呢？前者的俄国味儿、乡土味儿如此淡薄，而后者则亲切、直爽，充满活力，乡上气息浓厚，那发自内心的爱感人肺腑，情同手足，这并不是出自宗教情绪的爱。它是那么全面，尽管并不完美！

把卢文·达里奥放在他的位置上吗？什么位置？美洲人不理解卢文·达里奥，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一个印第安人。巴勃罗·聂鲁达的本土主义的作品，我“猜测”是从《地球上的居所》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卢文·达里奥。难道他不像卢文·达里奥一样，他的第一批、第二批书不是从西班牙出来的吗？他不也是从那里脱颖而出的吗？请你们去寻找吧，请对此关心的人到聂鲁达那一时期之前的西班牙书籍中去寻找，去寻找那种方法、那种比喻和那种永恒的声音吧。还有一点，一个亚细亚的土著人，他的本土主义的以及非本土主义的东西，他那西班牙的声音，把他变得如此安达卢西亚化，那么拉美化了。我的朋友雷布埃尔塔斯，有多少事情要澄清啊！这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这是最奇特的事情了。难道聂鲁达就没有像那时西班牙流行的巴罗克主义那样，差一点堕入对维亚梅迪亚那（1582—1622，西班牙伯爵，“夸饰派”诗人。——译注。）的贡戈拉式的贪恋？而后来，从另一方面，当代西班牙的两股力量才势均力敌。

也不能说我并不为卢文·达里奥的某些方面，他最矫揉造作的方面感到痛惜（应当注意，“矫揉造作”这个词和“美好”是一样美好的，但运用起来却是那么不好），我是说，最空泛、最华而不实的雅致，也就是最具有帝国主义味道的。我发表在马德里出的《西班牙》杂志上的“卢文·达里奥的长处和短处”引起了很大反响。如果您能读到这些文章就好了，您就可以找到我向您断言的这些东西了。正如您当作对比而非常准确地暗示的那样，卢文·达里奥是一个或者很想成为一个富有欧洲味道的人，一个纯粹的西班牙人，一个西班牙丈夫，一个法兰西情人。他的诗作和神话也是由他从法国的浪漫主义、帕尔纳斯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爱中得来的。正是由于他对于一个作为中心的西班牙的这种挚爱，他才对我们，这些曾经是西班牙现代派的青年们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会由于这位伟大的尼加拉瓜人的本土主义的东西而革新我们自己，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并不觉得与他贴近。卢文·达里奥被包括进西班牙中并非由于他的本土主义，他的这种能力那时还没有很好地脱离出来，虽然我们可以从他默默的、忧郁的静态中，而不是从他的节奏或色彩中看出，这些东西是可以从外部察觉的。我坚持认为，应当记得，卢文·达里奥输入到我们这些被迷醉的国家的法国的帕尔纳斯主义和象征主义，其最早的题材是西班牙的（“吉卜赛少女”、“熙德的东西”、“锡拉诺在西班牙”、“致奥斯卡国王”、“肖像”等），然后是受到了西班牙的启发。因为法国的象征丰义并非是法国的（拉封丹，拉辛），而是英国的、德国的和西班牙的（神秘主义的）——象征主义是文艺复兴在法国迟到的复兴。在那里，比如说，对于诗坛的群星，就不像在西班牙一样，在适当的时期为西班牙的诗人们提出一个尺度，人们就提不出一个法国的奇才的尺度。要指出法国的象征主义是否为当代世界级的诗人（叶芝、斯蒂芬·乔治（德国诗人，1868—1933。——译注。）和安东尼奥·马查多）指出了一条比文艺复兴时期意人利人的道路更好的路，使他们能找到自己的故土，现在不是时候。

而我，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既不喜欢西班牙诗歌中的意大利东西，也不喜欢其中的法国东西。至于形式，从那时起，我只是一直写八个音节的罗曼采，同一种性质而多种形式的诗和明了的诗，普普通通的。如果有时我写出十一十音节和七个音节交替组合的自由诗、十四行诗或十一个音节的四行诗，那是我从前的诗的流露。

我不相信尽善尽美，也许倒相信“尽善尽美是不可企及的”，如同相信“缺欠是随时可能的”一样。此时此刻，我的创作是空前的。如果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就等于说，由于完美的终结，自己已经失去了活力，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生命都将失去自由。幸亏由于其他人的原因，每隔十年我总能有所长进。的确，我喜欢整理，喜欢在创作前和创作后进行整理。整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整理的自由能使我们解放，使我们升华。也就是根据情况，使我们自我解放，自我升华，无论是文明的还是土著的。一个文明人不能说“已经”是个土著了，而一个土著总会成为文明人。那么，一个土著为什么不能自我解放，不能升华，不能成为完全的和自觉的，不能摆脱窘境和阴影呢？或许是我们想让印第安人在困境中停滞不前，让他总是受苦，让他总是成为他人、成为我们的玩物吧？

这个具有诱惑力又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我是永远探讨不完的。我认为人是一个监督者，又是一个被监督者。请监督我吧，这是我最好的愿望，我本人已在自我监督；请帮助我进行监督和自我监督吧。再次感谢您，墨西哥人何塞·雷布埃尔塔斯，感谢您那真诚的文章，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亲爱的、优秀的美洲人，您的西班牙好朋友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华盛顿，43年7月12日

（我在这里很少看到拉丁美洲的报纸，只有一些文学杂志，我恳求，不论是谁，请他们帮助我了解美洲和它的重大事件，请给我剪下他们认为我会感兴趣的文章，使我通过它们更好地观察我的批判观念的工具。）

我请求将这封长长的回信发表，对不起，谢谢。

（段若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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