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圣司马迁》：第1章 司马迁的生平(1)

------第1章 司马迁的生平(1)------



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司马谈是一个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对《史记》的发凡起例，尤其是对司马迁的精心培养，奠定了其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伟大历史人物的地位。研究司马迁不及司马谈，就是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必不得要领。因此，在讲述司马谈的成就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这一内容是不可或缺的。

（一）出仕与师承

《太史公自序》曰：“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集解》引臣瓒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太大史令。”太史公即太史令。《自序》又载，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但他的生年、表字、确切的出仕之年，以及怎样出仕《自序》均失载。文献无证，我们只能作一些合理的推论，用以充实司马谈的传记，以期抛砖引玉，待人们考查。

《茂陵中书》简称《茂陵书》，它是汉武帝置茂陵邑产生的户口簿。茂陵为武帝守陵，于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司马谈属籍茂陵，他以太史丞职分参与修陵工程，因“勘定陵址，预卜吉凶”，正是太史、太卜职分以内的事。那么司马谈应在建元二年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出仕，但又不能越出建元元年。也就是说，司马谈于建元元年出仕。考汉武帝初即位，于建元元年十月举贤良，罢除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拉开了独尊儒术的序幕。但这时临朝称制的窦太后尊奉黄老，所以在这次罢黜百家中没有罢黜道家。司马谈思想倾向道家，是一个有渊博学问的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举贤良而出仕。初为大史丞，元封三年至元封六年之间升为太史令，于是在京师供职。

司马氏远祖世守天官和世典周史，但自春秋时司马氏去周适晋，失其守而中衰四百余年，史官文化的家学实已不传。司马谈立志重振家学，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由于他勤奋学习而作出了显绩，所以说他是一个天才而博学的历史学家。

《太史公自序》在“谈为太史公”后接着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是说司马谈的广博学问，来自师承，他出仕京师仍孜孜以求，正因出仕京师才获得了向名师学习的条件。

1.学天官于唐都。天官，即天文学。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也有尊卑等级，“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

古代天文学有两个分支，一是星占家，是来观测恒星流蓄的隐现，用于占卜，《周礼》中保章氏传其学；另一是历家，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用来制定历法，《周礼》中冯相氏传其学。古代天文学是和迷信混杂在一起的，星占家讲天人感应，历家讲禁忌。但天象观测和历法推步又都是实学。《史记·天官书》涵盖了星占学，《历书》涵盖了历法推步，推进了古代天文学科学知识。司马谈师从唐国。唐都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星占家，他十分精通星占与历法方面的学问。《天官书》说：“夫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这里把唐都和魏鲜区别开来，说明唐都比较重视实测。《历书序》云：“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

《集解》引《汉书音义》：“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指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至今上即位”，指最初即位的建元元年。今上，指的是汉武帝。唐都和司马谈同时出仕。星占为太卜属官。太史、太卜都隶属太常。司马谈和唐都同僚，如果唐都为太卜令，则和司马谈同品位，如果只是太卜属官，就比司马谈低。至太初元年，唐都与司马迁都在一起制定太初历，年龄至多与司马谈同辈或稍晚。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可谓是不耻下问。对于司马迁来说唐都是长辈，既是他的父亲的老师，自然也作了司马迁的老师。对于唐都来说，他凭借渊博知识成为了司马谈、司马迁两位历史学家的老师。唐都的学识对司马氏有很大影响。

2.受《易》于杨何。杨何，字叔元，淄川（现山东昌乐县西北）人。汉武帝时，他是当时的《易》学大师。《汉书·儒林传》中记载，杨何传《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司马谈是元光元年以后向杨何学《易》的。《史记风汉书》两书《儒林传》记载《易》学师承如次：田何为秦末汉初人，他因为是田齐苗的后裔，被汉高祖从山东齐地徒往关中杜陵，号杜田生。田何的学生除了有王同之外，比较知名的还有洛阳周王孙、丁宽，齐人服生。王同一同学习的除杨何之外，还有齐人即墨成，广州孟佃，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僵。这些人都在汉朝时作了高官。《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易》学，有周氏、服氏、丁氏、杨氏四家的文学。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易》属于显学。《易》长于变通，太史公“通古今之变”，受益于《易》学者匪浅。

3.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又称黄生。黄子是景帝时期的博士，也是司马谈的长辈。司马谈学道论时期，黄子已经是到了耄耋之年。

文景时期比较崇尚黄老之术，黄子是当时的道学权威具有很的地位。《诗》学博士辕固曾经在景帝面前向黄子发难，两人有一场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

辕固生与黄子的辩论，实际上是一场儒与道的斗争。但是，由于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崇尚黄老术，后来她找岔儿罢免了辕固生的官职。

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重用儒生，任命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们都是申公的学生，申公为鲁人《诗》学大师。赵、王建议立明堂，派使者召申公入京。但后来赵、王又上疏汉武帝，请窦太后归政于武帝，遭到窦太后的嫉恨。最后，两人还是被窦太后找了借口，而锒铛入狱。窦太后罢免了倡导儒学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官职，窦婴本来为窦太后的侄儿，田蚡又是武帝的舅舅，两人身为皇亲还是不能避免罢官的命运，何况其他官员呢。足见这场儒道斗争的激烈。

景帝和武帝初期，政治上两次儒与道之间的斗争，都是儒家失败的结局。当时虽然皇帝也站在儒家一边，为什么还会失败呢？这是由于汉初期黄老政治确实给社会带来了繁荣安定。汉文帝崇尚黄老，又是个贤明的贤君，窦太后是汉文帝皇后，她当然会捍卫黄老之术，当时大多数朝臣都笃守道学，所以黄老之术还占上风。不过从景帝时就已经始尊儒了，特别是汉武帝，16岁即位就举贤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想要以此为契机向窦太后夺权。司马谈亲身经历了这场争斗，也看到了儒学的前景，因此他让司马迁向当时两位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而自己仍然坚持学习道。黄子的道学已经走下坡了，自己晚年能得到司马谈这样的学生，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司马谈在道学上的造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西汉当时著名的道学家。《论六家要旨》表现了他杰出而深邃的思想。

出仕之前，司马谈曾经在故乡自学，只能承受塾师家学。那时他的知识已经非常渊博，为此他才能以举贤良而得官。

（二）发凡起例“太史公书”

1.司马谈发凡“太史公书”的写作宗旨。《史记》原题“太史公书”，表示为太史公所作之书，至东汉桓、灵之际才演变成为《史记》之名的。司马谈官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显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每年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马谈的这段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酝酿构思早已孕育于胸中。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就是为述史作准备。元朔七年，汉武帝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并改元为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文成致麟，象征天下太平。司马谈激动非凡，决定述史下限止于元狩元年，示意绝笔于获麟。所以元狩元年是司马谈正式述史之始。《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的作史计划。上限起于陶唐，则是效法孔子述《尚书》起于尧。司马谈追步孔子的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已历十二年，司马谈作史，应有相当的规模，或已成若干篇章。前已论及，《天官书》、《封禅书》皆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据昔贤今人的考论，司马谈作史达三十六篇，五体皆备，有何依据，如何评价，分层讨论如下。

2.昔贤今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有《书史记十表后》、《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两文，是最早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有论及。专论有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和李长之先生的《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两文。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位青年学者赖长扬和赵生群也写了专论。概括上述各家考论，可以条列为六条鉴别标准，析论如此：

（1）从交友上立论，“太史公曰”中所称交友凡年龄与司马迁不相及者，为司马谈作。顾颉刚据此断定《赵世家》、《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游侠》等篇为司马谈作。王国维则认为《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三传是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

（2）从时代上立论，叙事至文景时止者为司马谈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断定《文帝纪》、《律书》、《封禅书》、《老庄申韩传》为谈作。方苞亦曰：“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

（3）从思想旨趣上立论，《论六家要指》为一“试金石”，凡具有道家色彩的篇章为司马谈所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以此断定《文帝纪》、《景帝纪》、《律书》、《历书》、《天官书》、《老庄申韩传》、《日者传》等篇为司马谈作。

（4）从文字用语上立论，方苞以言“著”者归司马谈，言“作”者归司马迁，断定十二本纪为司马谈作。李长之从讳与不讳立论，凡当讳而不讳者如《晋世家》、《李斯列传》不避“谈”字讳，为司马谈作；而《赵世家》、《平原君列传》避“谈”字讳为司马迁作。

（5）从称谓上立论，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断定《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等四篇年表为司马谈作。赵生群以“余读”断定为司马谈作，因司马迁既言“余读”，自然在“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当存在”。计有殷、周、秦、始皇等四篇本纪，陈杞、宋微子、齐太公、鲁周公、管蔡、卫康叔等六篇世家为司马谈作。

（6）从两个断限上立论，顾颉刚认为《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司马迁所续。孤立地来看这些鉴别标准都有一定理由，但综合起来研究，这些立论互相矛盾，无所适从。若将这些标准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与《史记》全书关联，可以说无一条立论能成立，试析之如下。

立论互相矛盾。顾颉刚按交友年龄立论，认为《赵世家》是司马谈的杰作；而李长之按讳与不讳立论，断定《赵世家》为司马迁所作，互相抵悟。又，顾先生按年龄交友所论六篇，《赵世家》、《游侠》两篇赞语太史公自称“吾”，《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四篇赞语皆用“余”均指司马谈；而方苞、赵生群从称谓立论以“余读”之“余”指司马迁，则与顾氏所论又互相矛盾。未完待续......欲知下回，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回复 xse90832 获取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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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传记名著小说 《史圣司马迁》

作者：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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