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丨走进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的生活

劳动节，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在中国也是法定节假日。但是这一天，有些群体可能更加忙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阿荣（足疗连锁店青年女技师）的生活。...

星期三，上午10点，出租屋里，阿荣和姐妹们陆续起床。尽管阿荣这周是白班，但她昨晚显然没有休息好。因为临近年末，公司生意特别好，所以昨晚她被部长两次叫起来加班。阿荣说：“我们在正常班以外，基本上24小时开机，24小时待命”。

上午11点，洗漱、化妆完后，阿荣和姐妹们开始往公司走。因为住的地方和公司只隔了一条街，所以用不了5分钟就可以走到公司。经理点过名后，阿荣和姐妹们开始打扫包房。中午12点，阿荣和姐妹们就陆续到二楼的餐厅吃饭。因为工作的原因，阿荣她们通常不吃早饭，中饭对她们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早中饭”。餐厅提供自助餐，在外闯荡多年的阿荣对这里的饭菜评价很高，“我们的伙食是很好的，因为客人在我们这里做足疗，就包括一顿自助餐，所以我们也跟着沾光，每天都能吃上自助餐”。

饭后，阿荣和姐妹回到二楼的休息室。她们要在这里聊天、打牌、玩手机或者织毛衣打发时间。另一边部长正在前台统一调度，轮到谁谁就出来提供服务。这几天因为生意好，大家都很累，所以都懒洋洋地坐着或躺着，各自玩弄着手机，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即便如此，阿荣还是嫌这里人多嘈杂，一个人跑到包房睡觉去了。她想趁没轮到自己之前先休息一下，而且午后总是让人想打盹儿。

下午2点，客人陆续来了，很快就轮到了阿荣。这里没人喊名字，每个技师都有一个工号。阿荣的工号是15号。迎宾把客人带到指定的包房，不一会儿技师就捧着一桶药水进来。一般服务时间是90分钟，但有的客人会在结束后“加钟”，加一次钟是60分钟。所以遇到“加钟”的客人，一次下来技师要不停地工作2个半小时。

下午没熟客，也没“加钟”，阿荣还是被轮到两次。晚上6点，阿荣的第二次服务差不多结束了，在两次服务中间她还抽空休息了一会。晚上6点半，上晚班的姐妹们来了，经理在大厅点名。点名后，阿荣被喊去迎宾。她说，“我们每天都会被安排去迎宾，因为我们（技师）人多嘛，没事的时候部长就叫我们去迎宾，除非排到我们，或者有客人点我们的钟，不然我们就要一直在门口站下去”。

晚上7点半，没生意的姐妹陆续去吃饭了，阿荣还在门口迎宾。8点，阿荣被部长换下去吃饭。但没过五分钟就有熟客“点钟”，阿荣只好急忙扒了两口饭就赶忙去了包房。因为是熟客，所以加了阿荣的钟。晚上10点半，阿荣从包房出来正打算歇口气，就被部长叫去下一个包房，说客人已经在等着了。晚上的生意相对白天要好很多。本来再过半小时，也就是11点，阿荣就可以下班了，但被部长这么一叫，就意味着她今晚又要加班了。“我们这里最近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太累了。”阿荣说完，匆忙赶去下一个包房……

看到阿荣忙碌的一天，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究竟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工作似乎不再是阿荣生活的一部分，相反成了生活的全部。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仅被打破，而且工作趁机“霸占”了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切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至上”。而“工作至上”显然只是一种表象，在其背后有一套资本（制度）和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从时间、空间、身体以及心理层面控制着她们。这也是为什么用“霸占”一词来形容她们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并非出于自愿，这种强迫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本和市场。时间：全天候的工作安排

阿荣告诉我，她们现在是早晚两班倒。“早班从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夜班从晚上六点半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早班是12个小时，夜班是差不多17个小时。”而早班和晚班一周轮换一次。阿荣如果这周是早班，下周就是晚班。阿荣说，最令她们姐妹头疼的就是早班和晚班交替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她要连轴上24小时。

即使下了早班，阿荣晚上睡得也不踏实。因为客人晚上来的多，所以人手不够的时候，部长会把已经下班回去的阿荣再叫回来。

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让阿荣感到心烦，受不了。既然如此，那阿荣为什么不去休息，或者给自己放放假？阿荣告诉我，她们是计“件”工资，没有底薪，做一份才能拿一份的钱。所以，无底薪的计“件”工资制度把阿荣和她的姐妹们牢牢拴在了工作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工厂流水线上才看到的工人“争强游戏”（布洛维，2008）的景象。在足疗店，计“件”工资制度让阿荣和她的姐妹——为了多挣钱——不得不忍受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而且她们有时候还会因为部长轮班不公让自己挣得少而心生妒忌，并由此制造闲话。

因此，计“件”工资制度不但让阿荣她们没日没夜地参与“争强游戏”，服从于全天候的工作安排，还让她们之间因嫉妒产生闲话，甚至产生分裂。此外，如果说工资制度是在激励阿荣她们尽可能地多干活，那么请假制度则从另一个方向要求她们尽可能地少休息。阿荣没有说她们的请假制度是怎么样的，也许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阿荣告诉笔者请假不容易，“经理几乎不让，在他眼里我们像机器一样，要不停地上班不停地上班。下个月我弟弟要结婚，我要请几天假，他就让我这个月不要休息了，所以好想下个月快点到啊，好想休息”。空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

阿荣和她的姐妹们住在一间不到100平米的出租屋里。这间屋子经过公司的简单装修，就成了阿荣她们的集体宿舍。阿荣说，“人多的时候这里要挤下几十个人，现在因为走了不少人，所以就我们十几个人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床铺。有些姐妹为了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就在上下铺的外面围上床单。阿荣说，“这房子是公司租的，但公司不收我们的房租，我们相当于免费住在这里，我们也不用缴水电费”。说这句话的时候，阿荣表现出很满足的样子。出租屋离足疗店非常近，只隔了一条马路。阿荣她们每天走5分钟就可以到公司。起初阿荣还觉得这样方便上下班，但很快她就明白，公司这么做实际是为了便于她们“随叫随到”。“公司就在对面，经理打个电话我们就得过去，你要是住的远肯定不行啊。”

阿荣和姐妹们的生活方式让笔者想到了寄宿学校的寄宿制生活。只不过场景从校园变成了足疗店。阿荣和姐妹们吃住在一起，尽管不在足疗店里，但离足疗店并不远；她们每天要在规定的时间起床、上班、吃饭和睡觉；她们甚至还有“生活老师”——部长和经理在监督和管理；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定在足疗店内，偶尔才能回趟家。

任焰和潘毅（2006）把当代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她们认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实现了工人劳动和生活居住的一体化，将工人置于全面的控制之下，造成的结果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加剧了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攫取。

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这种“宿舍劳动体制”。因为公司就近安置阿荣和她的姐妹，表面上看是为方便阿荣她们上下班，实际上是出于资本需要的考虑。可以说，寄宿制的生活方式是为全天候的工作安排服务的。就近安置在空间上进一步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对于阿荣她们而言，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缩短到5分钟。

而且寄宿制的生活方式不仅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还将阿荣她们置于经理和部长的监控之下。前面说到，阿荣她们被要求“随叫随到”，而且经常还是在夜里被部长叫回来工作。她们起床、吃饭和睡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经理和部长。由于寄宿制的生活方式，阿荣她们的劳动时间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结果就像潘毅和任焰指出的那样，资本加剧了对她们剩余价值的剥削。

但是对于刚刚进城打工的女性农民工，她们对工作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能够提供基本的“食宿庇护”。阿荣当初正是因为足疗店可以给她提供宿舍，才愿意进入这一行业。而“食宿庇护”恰恰是寄宿制生活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寄宿制生活方式在空间上迫使阿荣她们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化，还要看到她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的被迫与无奈。身体：精致的产品

化妆是阿荣和姐妹们每天起床后的头等大事。阿荣说，“不化妆被经理发现是要扣钱的。再说女人不化妆怎么行，人家来你这里消费，你至少化一下妆，整个人都显得精神，不然对着你个黄脸婆人家也不舒服”。阿荣还说，在她们店里，打扮的标准是有差异的。一般的足疗技师最起码要上淡妆。而泰式和养生技师，就不仅是化妆这么简单，她们还要穿短裙、丝袜和高跟鞋。

他们并不愿意穿短裙、丝袜和高跟鞋，因为从工作方便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穿着打扮并不合适。但她们还是被要求如此，而且这一做法似乎也成了行业潜规则。这说明在化妆打扮的背后，有一种超越工作方便的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个力量就来源于市场，即迎合顾客需要。在这种穿着打扮背后是市场发力、资本强迫的结果，因为“不化妆被经理发现是要扣钱的”。阿荣她们的身体被资本按照市场的需要恣意地控制和摆布，很大程度上被商品化，被作为精致的产品而不是人的产品而存在。

在光鲜美丽的身体假象下，在短裙、丝袜和高跟鞋的遮掩下，隐藏的是阿荣她们不为人知的身体痛楚。

阿荣手指关节处的老茧已经分外明显了，两个手也比常人肿胀得厉害。阿荣告诉笔者，她们这里的姐妹都是这样的。因为帮客人按脚，全靠手指关节用力，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就有了厚厚的老茧。而这双布满老茧的手却和她们年轻俊俏的脸蛋极不相称。阿荣每次也羞于把手露在外面。阿荣说她的指关节经常会间歇性地疼痛，有时候她都无法工作。阿荣手上的老茧和疼痛可能还容易被发现和察觉，但阿荣身上，特别是那些多年从事足疗按摩的技师身上硬邦邦的肌肉恐怕只有她们自己才能体会和感知。这种身体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她们就失去了女人最引以为豪的身材，留下一身硬邦邦的肌肉。工作消耗的不仅是她们的体力，还有她们终将一去不返的青春、健康与美丽。身体的劳动者为他者的身体服务，却以自己的身体伤害为代价。

因此，客人在身体消费的同时也消费着技师的身体。一方面阿荣她们要按照不同的标准穿衣打扮，身体变成了精致的产品被顾客欣赏和消费；另一方面，阿荣她们以自己的身体痛楚或身体消耗为代价来换取顾客的身体享受。无论如何，身体已经不再是她们自己的，穿衣打扮也不再是生活私事，而成了“工作至上”的牺牲品，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再次被打破。心理：出卖情感

“我觉得做我们这一行的，身体累是一方面，心也好累。往往做完一次钟就想找个没人的包房静静地坐一会，休息一会”。阿荣这里所说的心累，其实就是情感劳动的一种身体反应。与产品的劳动不同，身体的劳动发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的互动中。因此，“操弄、生产、贩卖符号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人际互动变成劳动过程中的原料或元素，导致更多面向的身体被整合入服务业的劳动过程”（蓝佩嘉，1998）。

自从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一词以来，作为服务业长期被忽视的情感劳动开始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霍氏认为，“商业化使处理情感问题成为工作的重要且必须的内容，尤其是在服务业、零售业这些行业，更需要管理感觉和表达情感，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劳动’”（转引自马冬玲，2010）。基于此，霍氏对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情感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她看来，“情感劳动就是为了挣钱而出卖情感”（Hochchild，1983）。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感被商品化了。情感不再完全是个人的体验和表达，而成为商品被不断地生产与消耗。但情感生产的成本以及由情感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却被资本悄无声息地掩盖和攫取了。因为经理并不会为阿荣和姐妹们在服务过程中付出的情感劳动支付工资，相反这部分劳动被经理以熟视无睹的方式白白攫取了。

此外，由情感商品化导致的情感异化也开始显现。因为久而久之，阿荣她们会把客人当作一个需要服务的客体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这样她们的情感表达更容易表现为一种条件反射，即表现出来的情感与内心的实际感受完全分离。客人看到的微笑和热情都只是她们为了完成工作而做出的一种机械运动。“这些都是公司的规定，我们见到客人一定要微笑，要主动热情地打招呼，我一天不知道要微笑多少回呢。特别是迎宾的时候，你要一直微笑，有时候嘴巴都僵硬了。”

阿荣告诉笔者，在每次开始和结束服务的时候，她都会向客人点头（鞠躬）、面带笑容地告诉客人自己的工号，说很高兴为客人服务或者希望下次有机会继续为客人服务等等，这些都是“程式化”的。这么做既符合公司的规定，又减轻了她们每天的情感负荷。总之，情感这种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东西如今也以工作的名义被资本加以利用和剥削。

本文节选自“身体的劳动与劳动者——以足疗店青年女技师为例”，略有改编，全文发表于《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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