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父亲是一座无助的山

电视台紧邻的是一栋公寓楼，因为近在咫尺，站在编辑部的窗前就能看到对面楼里那家主妇在厨房做饭的身影，当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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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也忘不了三月份的那个晚上。就在那个晚上，父亲被人打伤了。

及至今天，在我用笔记叙和还原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会伤心流泪。

记得是那天晚上八点多钟，我正驾车在山路上驱驰，往一百多里外的一个城市赶，半路上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你快回来吧，咱爸爸刚才被人打了。”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爸爸被打了？怎么可能？他是那样一个连出门都困难的半身不遂的残疾老人，说话也说不利索，怎么会被打呢？还是在晚上？

我急问：“怎么回事？咱爸爸的伤怎么样？对方是谁？他要干什么？”妻子说：“当时我们都不在家，邻居给我们打电话说有一个人闯进了咱家，把爸爸打倒在地上了，爸爸的伤不重，头上、脸上有擦伤，别的地方没什么事。那个人喝醉了，听说他是哪个局的领导。邻居报警了，现在派出所的人已经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我调转车头，急速向家赶。然而刚刚调转车头，我忽然发现我无法再开车了，——我的泪水不觉间汹涌而出，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在我的脸上疯狂的流淌。我把车停靠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面，无声的恣意的抽泣起来。虽然知道爸爸的伤不碍事，我暂时放下了心来，可是一想到爸爸，那个几乎整日坐在轮椅上的可怜的老人在自己的家里受到一个醉汉的殴打和羞辱，我的心里就如针扎一样的难受、痛苦：我心疼爸爸所受到的伤害，我怨恨自己保护不了年迈衰老的爸爸，我害怕爸爸会有更加严重的伤情，害怕爸爸的病情会因而复发、加重。

我哭泣了很久，才止住了泪水，继续开车回家。

一路上，我接打了几个电话，才明白了事情的大概：晚上八点多钟，爸爸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有人急速的拍门，爸爸以为邻居们有了什么急事，就艰难的从轮椅里面挪步出来，打开了屋门，孰料，门外闯进来一个陌生的醉汉，上来就把爸爸按倒在地上打了几下。邻居们听见动静，进来劝解，把那个陌生人拉出我家，又把爸爸搀起来，扶进卧室；然而那个醉汉又一次闯进我家，赶进卧室，再一次把爸爸打倒在地。邻居们劝解不开，只好打了电话报警。警察来后，那个醉汉仍然气势汹汹的说着醉话：“我是XX局的书记，我儿子在县政府上班，你们能怎么着我？”

每一次接到有关于这件事情的电话，或者无缘无故的，我都会泪流满面，以至于我不得不多次的把车停靠在路边，一任泪水横流，让自己的情绪缓解平稳下来后，再继续开车上路。

每当我把车停下来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想到爸爸，想到爸爸生平的几个片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民公社化的集体劳作制度下面，爸爸带着妈妈，不论农闲农忙还是春夏秋冬，每天都得起早贪黑的在生产队的集体田地里面耕种，每年分得的，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粮食，就凭着这些粮食，爸爸养活了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还供养我们几个上了大学；看爸爸那时仅有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爸爸瘦得可怜。

那时的体制下，爸爸不得不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集体的农活上面了，只有每年春节前的几天，集体合作社放了假，才被允许忙一点自己家的事情。每年的腊月二十七二十八，爸爸和妈妈才有时间上山为自己家打柴。那时从我家进山打柴，沿路没有桥，一路得拉着板车重复在同一条小河里面趟过十四个来回，去的时候，趟七次河，回来的时候，还得再趟过七次河。去的时候好说，拉着空车，挽着裤腿，打着赤脚，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趟过了河，只是，河水冷得刺骨。回来的时候，车上是高高的一堆木柴，有好几百斤重，根本没有可能拉过河去，爸爸妈妈只有卸下木柴，脱下鞋袜，先把空车拉到对岸，再回头把木柴一捆一捆的背过河去，再将木柴装上板车，再向回拉；走一段，遇上小河了，再重复同样的卸车、脱鞋袜、背柴过河、装柴上车的动作；等把一车柴拉回家，往往已经快要半夜了。在想象中，我曾经很想仔细很认真的把爸爸妈妈赤脚趟过小河的次数准确的统计出来，可是一想到我熟悉的那条小河的宽度（很多地方河水约有十几米宽），再想一想数九寒冬时节河水里面漂浮的冰凌，我顿感不寒而栗，失去了细数的勇气。妈妈后来回忆说，每上山打一回柴，她和爸爸的双脚、小腿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被河面冰凌划伤的细密的血口子。

八十年代初期，可能是供销社有组织的在山里面伐木烧炭，因为山路崎岖，又缺乏运输车辆，烧出来的木炭得由附近的村民担往县城，每送去一斤炭，供销社付给五分钱的报酬。为了这区区五分钱，爸爸冬天里不要命了似的到山里挑炭：每天刚刚鸡叫头遍，爸爸就起了床，啃一点冷馍，喝一碗热茶，叫上几个邻居就往山里进发；他们摸黑沿着山路赶到炭场时，大约是上午八点钟，在炭场喝点热水，吃点冷馍，稍事休息，就得挑上百十斤木炭（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多了根本挑不动），急匆匆的往县城里赶。中午在路上歇一歇，吃点冷馍，到下午三点左右，赶到县城，把炭交到供销社后，按照自己挑来炭的多少领到相应的报酬后（大约每人五元左右），爸爸他们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回家里，到家的时间，是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还得重复同样的活动。从我家村前的公路到县城的距离，大概是三十华里，路还比较平坦。从我家到炭场，一直没有具体的里数，我只知道，爸爸当年挑炭的炭场，现在被国家开发成了一个4A级旅游景区，为了配合景区旅游开发，政府沿着当年爸爸他们挑炭时走过的山路，在我家门前修了一条宽敞平坦的水泥路直达景区，我去年开车到景区去时，从我家门前到进入景区山门，我足足开了四十分钟。

就在那样的条件下，爸爸把我们弟兄姐妹四个扶养成人了。

他温和、宽容，沉默、木讷，就像大地一样宽厚沉稳，就像大山一样雄伟有力。面对饥饿，面对穷困，面对欺压，面对伤病，面对白眼，他从不做声，从不叫苦叫累，总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着，生恐我们受到伤害和委屈。

1984年，大哥如愿参军了，爸爸兴冲冲的把这一喜讯告诉邻居们时，一位邻居居然这样泼来冷水：“一个农村娃子，成天傻乎乎的没一点机灵劲，当二年兵还不是得灰溜溜回来？还不如在家干二年活。”爸爸不做声，内心仍然高兴不已。

1986年，二哥考上大学，家里拿不出几百元钱的学费，二哥已经以为上学无望了，是爸爸，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十块、二十的借齐了学费；其中遭受的难处，只有他自己知道，可他从来不说。

1987年，姐姐考上了大学，又为菲薄的一点学费难住了，又是爸爸，奔波了几天，才筹集到了学费。那时我舅刚卖了一头猪，手里有一百多块钱，爸爸满怀希望和信心的找上门去时，舅竟然这样拒绝了：“一个女娃子家，上什么大学？拿我卖猪的钱让你闺女上学，还不如给我娃子买几身衣裳！”

1988年的春夏之交，爸爸正在筹措木料、砖瓦，准备盖一座土坯房时，家里断了粮，爸爸借来两篮麦子，靠着这两篮麦子和邻居们无偿的帮助，爸爸盖起了那座土坯房。

对于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因为爸爸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过，都是妈妈后来告诉我们的。

开车回到家里时，是晚上十点多钟，爸妈卧室的灯已经熄灭了，我很想推门进去看看爸爸，可犹豫了几次，我又缩回了手。我怕吵醒了艰难睡去的爸爸，我怕看到爸爸受了伤的脸庞，我更怕看到爸爸那委屈流泪的眼神。

记得李承鹏有一篇文章叫做《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一个斗士》，他在文章里面说：“我小心翼翼地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不必考虑尴尬问题的条件。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很潇洒和浪漫，不甘人后，不输于人，成竹在胸。我不要儿子看出我的不堪。我已是父亲。”

爸爸并没有多少文化，可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隐瞒着他所有的痛苦、劳累、疲惫、卑微、贫困，以一个高大、沉默、坚强、有力的父亲的形象示于我们，从不让我们看到他的软弱、失败和所有的不堪。在我们心中，爸爸，是一座有力的伟岸的高山。

可是在现实中，我的爸爸，始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渐老去的农民啊，他的一生，注定是会有许多的辛酸、失败和委屈的。

1991年的一个夜晚，爸爸一个人跪在堂屋的地上，面对着爷爷奶奶的遗像独自放声大哭了很久很久。我知道，爸爸也有委屈、也有压力，也有他撑不下去的时候，这时候，一个人的痛哭就是他唯一可以发泄和减压的方式。

2008年的夏天，爸爸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住院的第一天，症状较轻，只是右半身轻微麻痹。晚上，爸爸坚持让我们弟兄都回了家，不要我们伺候，因为他还不习惯被孩子们伺候和照料，还总以为自己是那个强壮的可以包办一切的父亲。半夜里，妈妈搀扶爸爸起来上厕所，爸爸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挪不动右半边身子了，他用尽一切力气，可还是挪不动脚步，往厕所去的几步路，竟然成为了他难以逾越的鸿沟障碍。几经努力也无用之后，爸爸放弃了努力，趴在了床上，极力的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就那么无声而激烈的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向我们复述这件事的时候，爸爸把脸扭向墙壁，一眼也不肯看向我们，默默的自己啜泣，泪水汹涌。

爸爸出院的时候，刚刚能够艰难的挪步，能在屋子里面自己缓慢的移动。有一天，他拒绝我的搀扶，自己走进卫生间，然后我听见里面传出“哗啦”的一声东西碎裂的声音，我急急进去看时，见爸爸摔倒在地上，旁边，是支撑不了他将要摔倒的身体而掉落摔烂的瓷质洗脸台。我急忙扶起爸爸，却看到他正在流泪，脸上完全是一副不甘不信又无助失落的忿然的神色。我知道爸爸因为什么流泪，我心疼爸爸突然失去力量和面对半身不遂的病症时的委屈、愤怒、无助、伤心、恐惧，可我又不能把这种感受说出来，我故作镇定的扶起爸爸，对他说：“没事的，爸爸，不就一个洗脸台吗，打碎了，我们再买一个新的，花不了几个钱。”爸爸不看我，只是流泪。

爸爸后来终于向命运低头了，他不得不每天坐着轮椅，接受儿女们的伺候、照料。

我知道爸爸始终是不甘心的，他不甘心自己的病况和身体，不愿意早早就受到儿女们的照顾，他把这个视为对我们的拖累。

可是，他由不得自己了。

在他被打的这个夜晚，我第一时间很想看看爸爸，宽慰宽慰他，却又不敢。我知道，这时候，爸爸更害怕让我们看到他的无力、无助和难堪。

最后，我默默走出家门，去了派出所。

我要求见见那个无辜殴打我爸爸的醉汉，那个正科级领导。办案的民警面有难色。我说：“放心，我不会打他，不会骂他，不会侮辱他，不会和他对话，不会让你们有一丝一毫的为难，我只想看一看，会对一个年过七旬、半身不遂行动不便的老人动手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形象和面孔。”

透过派出所留置室门上的玻璃窗，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我听到他在里面大声嚷嚷：“我是XX局的党委书记，正科级干部，我儿子在县政府工作，你们凭什么扣着不让我走？”

我对办案民警说：“你一定也听到了他的话，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领导。而我爸爸呢，只是一个身患重病、半身不遂的普通农民，身份悬殊，地位悬殊。对这个案件，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视同仁、秉公执法。”

半夜里，办案民警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书记的儿子来了派出所，他说他的爸爸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长时间在派出所留置，申请让他爸爸先回家休息，明天再来接受调查。只要我同意，他就可以先回家醒酒休息。还说书记的儿子要求和我对话。

我拒绝了对话的要求，对办案民警说：“我的爸爸患病多年了，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他的具体伤情。按理我应该拒绝他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他的爸爸的确患有心脏病，我还知道饮酒过度可能会引起心脏病的发作，我也理解书记有不得不饮酒过量的理由，我欣赏他为醉酒过量的爸爸所做的努力。因此，我同意肇事者可以离开派出所。我还是那一个要求，就是秉公执法。明天上午，他必须回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床去看爸爸。爸爸刚起床，第一眼看见我，他就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眼泪，那泪水里面，有屈辱，有委屈，有羞愧，有无奈。我的眼泪也一下子流了出来。我轻声安慰着爸爸，察看他的伤情。好容易才止住了他的眼泪。

吃早饭的时候，我对爸爸说：“我们去医院吧，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看看你哪里还有伤。在医院住上一阵，观察观察。”爸爸说：“我没事，不用去医院检查。”又说：“我的伤没有啥大事。这事，咱就算了吧。那人是当官的，咱们惹不起人家。”我的眼泪一下子又流了下来，因为爸爸到了这时候还是在为我们儿女们考虑着。我哭着对爸爸说：“不行，爸爸，你养大了我们四个，可是昨晚上你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的身边。现在是你的伤不重，可要是你被打出了好歹，我们可怎么得了？我们一辈子都不得心安呀。就算他是再大的领导，我们也要让他受到处罚。”

爸爸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我知道，对方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和我们接触、沟通，甚至会通过一些压力来迫使我们就范，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诸如道歉、赔偿的条件，然后到派出所撤回诉讼，使肇事的书记免于被追究责任。

我已经做好了应付这种事的心理准备。

可是，很奇怪，一直没有这样的关系人找来，就连一个说情的电话也没有。一开始，我很是不理解，还以为对方没有做这样的努力，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对方没有做这样的工作，而是他们找到的人，在听了事情经过以后，都觉得无法出面开口讲情。是的，谁能够容忍和宽恕一个对年迈的半身不遂的老人施以伤害的醉汉呢，即使这个醉汉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

但是，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一个我认识很久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问候了爸爸的伤情之后，很为难的说，有一个县长让他问问我，看事情有没有和解的可能，说那个人完全喝醉了，根本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很轻但是很坚定的对他说：“如果被打的是你的爸爸，无论是副县长还是副市长出面，我都不会给你打这样的电话。”朋友急忙向我道歉。我挂断了电话，心想，电话那边，朋友一定羞愧不已。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书记最终被送进了拘留所。拘留期限是十五天。

得到这样的结果，我心里是十分满意的，因为那个书记并没有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而逃脱法律制裁，法律的公正性得到了实现，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告慰我的曾经高大有力而今却孱弱无助的爸爸了。

知道了这个结果的爸爸，却并没有多少的喜悦流露出来，他依旧沉默着，似乎更加有点不安和不开心。

三天以后，爸爸对我说：“那一家人来找了，想让我们同意让派出所提前把他放出来。算了，咱们同意算了，不和人家致气了，那人当一个书记也不容易。”

我的泪水，又一下子流了出来，我知道，爸爸根本不是在体谅人家，他是在为我们着想，他怕我们因为这事得罪人，怕我们过后吃亏，怕我们日后遭到人家的怀恨和报复啊。

我含泪点头，答应了爸爸。

这时，爸爸的脸上终于才又露出了笑容。

在每一个孩子的眼里，父亲都是一座伟岸有力的高山，他温暖、慈祥，永远不知道疲倦为何物，也永远不需要休息。

可是，岁月总是在无声而迅急地侵蚀、风化着这每一座高山，直至把他们变得弱小、无力，逼迫他们弯下挺直的脊梁，悲哀、无助地仰望着别的山峰。

到了这个时候，父亲是一座无助的山。

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座无助的山。

（本文在扫花网 发布日期：2013-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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