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这个举动，让人又一次相信了教育的意义

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私以为，这句话并不是仅能用于18世纪的...

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私以为，这句话并不是仅能用于18世纪的那场法国大革命，每个时代、甚至每个被广为关注的事件，都可以发现那些或好或坏的痕迹。

这是真的，是灌再多的鸡汤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有些人一出生就站在了人生的终点，有些人拼尽一生的气力，也只为活着而已。这话由一个站在寒门对立面的高考状元提出来，莫名显得特别“包容”，没有所谓的戾气或者身居高位的睥睨或同情，就这样用平淡甚至杜甫式心怀天下的语气诉说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那种本身就站在罗马的人，不用在十几年的学习生涯中绞尽脑汁寻找那些通往罗马的路，像今年或是往年其他的高考状元一样，凭借或是知识分子、或是身处高位的父母，凭借优渥的生活环境，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还有那些总能先人一步的新新观念，就能比较轻松地获得成功。

与他相反的，是真正的寒门，比如公益广告上那些混在泥土教室里的小孩；比如变形计里那些被撕破黑暗却又见不到阳光，磕磕绊绊还是逃不出宿命的农村娃；比如我们同情心泛滥同情过的每一个遭受命运折磨的人；比如我们乡村支教的时候只许过他一个月光明的山村学生，再比如在今年高考中同样以另一种方式“突围”进入我们视野的魏祥。怕是读过魏祥的请愿信的人，都会或多或少被打动。这个考出648分好成绩的甘肃学生，因为先天的残疾，可能终身都需要亲人的照顾，因此，在写给清华大学的请愿书中，他希望清华能给予一间陋宿供其母子同住。不得不说，魏祥的请愿书感人肺腑，家庭的贫寒、先天的疾病、父亲的去世与母亲的坚持，让人同情之余更添敬佩。

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贝多芬、海伦凯勒、张海迪或是史铁生，这些曾被我们拿来当作文素材的名人，或多或少的都在某一程度上震撼过我们。但这次有所不同，让我真正感动的，是那一份无比珍贵的清华大学的回信。这份回信让人知道，在我们认识到教育不公平这种“坏”的基础上，我们也见证了给予寒门栖身之地的“好”。

有人说这点温度算什么？总会有人用看似理智的冰将它降温。所以那么多人跳出来说：

为什么？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自诩理智跳出这样那样的温情圈，用济世悬壶的眼光批判一切不完美？

如果连这种“希望”都要毁灭的话，你凭什么让他们相信，那个你一直坚持却又虚无缥缈的健全社会会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至于工作，总要有人试一试才会知道应该如何做，总有有人身先士卒才能告诉别人：我即使残疾也可以这样活着。更何况，为什么提到大学就只能想到工作？谁说我们读大学只是为了学会一种谋生的手段？记得之前看节目，清华博士梁植跑到节目中问自己以后应该找什么工作，高晓松直接抨击：一个名校高材生，对于国家、社会没有一点自己真实的想法，反而在纠结如何找工作，这样的格局，你有没有觉得愧对清华十几年的教育？何谓名校，名校乃国之重器，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而不是小格局到怎样找工作。清华这样几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学府，出来的人怎能如此浅薄没有厚度？

同样的话，清华学生或是其他名校学生暂且不谈，我想总是在操心人家怎么找工作的网友应该品味一番。在你眼中，可能谋生是读大学的目的与追求，但总有人站在比你更高的格局上看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非要把别人拉回到和你一样的低层次，还对别人的人生观大加评判。在我眼中，实现所谓“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的论证的，恰好是熊轩昂和魏祥这两位少年。

前者让只能为高阶层人士服务的“平民教育”这种“坏”暴露在全国人民眼前，让我们无比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教育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有缺陷却无法改变的，至少在短时间内，我们只能看着这样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却没法伸手帮那些穷学生一把。

而后者的出现，却又让这种看似阻碍了寒门学子路的高等教育，给千千万万个寒门带来了希望，让他们知道，哪怕是一点温度，哪怕只有这么一点的“好”，这个社会是有可能让你成功的，你不能等，你要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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