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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旧社会，“书香门第”、“诗礼传家”一直受到社会的尊敬、向往。只要不是太穷，《三字经》、《千家诗》、四书、《纲鉴易知录》这类的书，小康之家多半是有的。社会风俗中，对写得有字的纸，必须捡起来。乡下还有用石或砖做的小塔，上面刻着“爱惜字纸”四个字，是为了把不要的字纸拿到塔里烧掉。

我小时常听到大人的教诫，“用脚踏字纸，会瞎眼睛的”。这种对文字近于迷信的尊重，对书的尊重，乃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对文化的尊重。这是历史上经过许多黑暗时期，而依然能保持人的基本条件，不随横流以俱泯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大的趋向说，

书的出产越多，书对人生的分量似乎越减少。就香港来说，现代化特征之一，是报纸杂志取代了书的地位。除图书馆外，报纸、杂志，是翻完后就丢掉的，书在时间中有它的过去未来，报纸杂志的寿命便只有当下的片刻。真的，现代人的生活，除了银行的存折外，都是当下的片刻性的生活。房地产是不动的，时间性较久的。但房地产变为投机对象后，买房地产也没有“制业”的意味，也成为片刻性的东西。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有钱的人，除了由银行存折表现他的生命的连续外，连一间好好的工厂，也要化为地产投机而将其片刻化了。怎能想到很难登记到存折中去的书呢？越是有钱的人，越是消耗在片刻性生活的能力越大，连有价值的杂志也不看，连报纸上与存折无关的严肃性的新闻也不看，更何况于文学作品，更何况于线装精装的古典。这便是香港有钱人所代表的现代化的趋向。

对书的态度，大概和文化传统的久暂有关系，越是暴发户，越不知道有书。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说英国人很爱书，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许多人，很努力使自己有个小图书馆；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私人的住宅变小了，书多了便安放不下，不能不减少藏书的兴趣，当然和公立图书馆的发达也有关系。

日本人的爱书，爱读书，可能居世界第一位。我昭和三年（一九二八）春到日本留学，先在成城学校学日语时，有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工，是专门管烧热水炉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他坐在炉子边的破凳子上时，总是手不释卷。我留心他所看的东西，都是日本文学家的作品，尤其是菊池宽的作品。这是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的共同象征。

《中央公论》在卷头的画页中，有一个专题是“我的书斋”，每期刊出一位日本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实业家们的书斋图片，今年八月号，已经登到一五六位了，大概还要继续刊下去。从图片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书斋，真令人神往。仅就这一题材的选择来说，也够有芬郁的文化气息了。这正与香港的有钱人作出明显的对比。一般日本家庭中，没有书架书柜，没有几十册以上的书，大概是找不出来的。假定一个人的生活，

不需要从书上找知识来支持的时候，此时书对于人的生活，会有甚么意义？尤其是假定一个人在工作以后，并无暇读书，读也读得有限，则买些书存放在家里，又有甚么意义？

书，尤其是古典性的书，都包含了人类生存的另一种时间空间的世界，包含了人生在各方面所展开的生活方式、生活意境、生活价值。就是随便接触一下，使人们知道除了自己现实生存的空间时间外，还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许多空间时间。除了自己所有的及自己所看到的生活方式、意境、价值外，还有其他很多的生活方式、意境、价值。

便于不知不觉之中，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拓大，得到升华，感到除了银行存折以外，人生还有些看不见，却可以感受到、享受到的东西，并且让自己的子孙看到书架或书柜里的书，使小孩子的心灵中印上“呀！还有这些东西啦”的印象，这即是对小孩子们的一种教养。而所费的不过是一次应酬费而已。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华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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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微信号：徐复观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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