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 追求明亮和快乐 封面人物
他想生命，想宇宙，“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
那些奇怪的想法也有很多，时候立马变成他的行动。张楚和姜昕在后海看到新疆，姑娘在那里跳舞，第二天起床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在乌鲁木齐了。想去感受海南经济特区，开发的热潮，他就跑到海南岛要当义工
“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我就是想达到一个我想企及，的快乐幸福，无论这个东西被，叫作和平也好，被叫作创造性或者最，黑暗的抗争也好，它综合来说是想要，超越现实的幸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1期
文 | 本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北京
编辑 | 雨僧 rwyzz@126.com
全文约10439，细读大约需要23分钟
一
2019年9月初，张楚因为新专辑《一部分》在九霄俱乐部举办，一场小型的发布会。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商场的，地下一楼，从下着小雨的室外要穿过两，道门进到室内，几百号人把屋子挤得，有些闷热，中间立着一尊巨大，的奔走的白色恐龙雕塑。在近乎可以直接触摸到他的，开放式舞台上，张楚踩在一块柔软，的地毯上唱歌，人们坐着或站着一起听歌。唱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首歌的时候，张楚用力起来，嗓音里沙哑的部分，更加用力地敲打耳膜，听歌的人激动起来，吹起口哨欢呼。
1994年张楚推出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那个文字还没，变得廉价的时代，魔岩唱片的张培仁为这张专辑(张专辑)写，过一个经典的文案开篇：这是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苍蝇》充满布鲁斯情调，《和大伙儿去乘凉》尝试Bossa Nova，《厕所和床》有朋克味道。张楚瘦小的胸腔唱，出来的歌词像诗，诗里有一个想冲破束缚，的年轻人，一位赵小姐，一个恋爱的季节人们应该，相互交好，“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放/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那些在春风中摇摇晃晃的，人们就这样被点燃了二三十年。
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张楚的头发长长剪短，搬到这里住，又搬到那里住。他逐渐从依赖唱片公司、乐队到更独立地，完成音乐制作的各个部分，歌里不再叙述具体的人，事物而是讨论抽象概念或状态，他在音乐里加入了竖琴、更多小提琴，加入了特雷鸣琴，在dj张有待(张，有待)的电台节目中，他形容新歌《一部分》的气氛为“气体的感觉，它还不是液体的”。
听众觉得张楚似乎变了，熟悉他的朋友则，一致认为他没变，张楚自己呢，一直想在自我认知这，件事情上抓住一些什么。
有一段时间张楚常常去看话剧，在北京，在乌镇，他忘了是在哪一年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场——讲一个伦敦的中年人，他和他的朋友，都是社会变革的激进分子，自己一头的灰，很困扰，他的朋友去挪威休整，他则在伦敦继续思考，话剧用大量对白讲述，激进青年的成长过程。
“寻求答案内心激烈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影响他，继续积累下去，又是什么让他平静下来。”他说，“我觉得这个人讲得好，发自内心啊。他的朋友怎么从一个激情的，人到换了一个地方去休整一下，然后重新去看待我的，激情是什么。”
张楚戴着一顶灰黑色的飞行帽坐，在沙发里，12月的中旬，他来参加友人，的新书发布会。临近傍晚，人逐渐多起来，环境的嘈杂让他，的敏感变得显而易见。摄影记者也敏感，发现张楚的眼睛，总是睁得很大，眨几下，却不怎么看镜头，两个人总是对不上点。
以这样的敏感，经历了起起伏伏，直到51岁，“我的棱角一直都是有的，只是变得更像针对解决，一个问题，不是仅仅是带动一个情绪。”
二
张楚离开西安来到北京的时候是1987年，他念了两年大学就不念了，先到北大，再到北师大，再到中戏，游走在各个学校之间。那个时候，年轻人亲近诗歌，写诗的人亲近张楚，他有一把红棉牌吉他，还有一首《西出阳关》和一首《姐姐》。在北师大的时候他住在，伊沙的宿舍，他们是西安三中时期，的校友，一个想进入诗坛，一个要闯荡歌坛。伊沙是相信才华的，无论他之前与张楚的交集多么，寥寥或者之后分道扬镳，再到释然，他都不会否认听到，张楚唱歌时候的欣赏。
“80年代的那种文艺青年，都有一点启蒙意识，觉得自己是带有使命的，觉得自己是先觉的。”伊沙说，即使那种启蒙意识是，不自觉的。
于是他们四处寻求机会，但传统音乐人对摇滚乐，的接受度并不高。刚到北京那会儿他们骑着，车带着抄好的曲谱去见一位作曲家，作曲家拿过来，在自己的钢琴上弹了一下，兴致不高。还有一回他们拿着，谱子去投稿，主编拿过去，就着简谱哼了一段，说，曲子差点意思，歌词倒是能发表。
张楚还参加几个年轻人，组成的“摇滚普及办公室”，到高校、企业或者政府机构，里去普及摇滚乐，那时候的摇滚乐意味着，甲壳虫、约翰·列侬和崔健。
也是在那时候，张楚一度与主流非常接近，他的《姐姐》在中央电视台新设立(新，设立)的栏目《中国音乐电视》中被播出，他参加了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奥运——中国之梦”大型摇滚音乐会，又两次参加中日友好歌会。品牌邀请他出席活动，一场几万元，那时候摇滚乐甚至要成为，主流。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推出半年后，张楚和窦唯、何勇、唐朝乐队作为代表，跨过罗湖口岸往南，抵达香港，参加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那场演出由内地、台湾、香港各地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团队人员272人，考虑到香港人对摇滚乐，的接受度不高，主办方主动派送了一批票。”同行的摄影师高原后来在影集里，回忆当时的情景。
1994香港红勘，演唱会张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张楚穿着格子衬衫坐，在高脚凳上唱了四首歌，人们就记住了他，将他认作“魔岩三杰”之一，再也没有忘记。
而他只记得演出前一天，排练已经结束了，他和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一起，跑到尖沙咀一间7-11买了各色瓶子的啤酒，兜着往海边走，找到一个小码头，坐在那儿晒着，太阳把啤酒喝完。
张楚后来对我说，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并没有意义，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去，摆脱它。
三
预兆不断出现。1996年，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持续上升，张楚录制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造飞机的工厂》，这张在很长时间里都在精神上强烈支撑，他的专辑反响并不理想。
姜昕认识张楚29年了，除了工作也常常，在生活中交往，她形容那个刚认识的张楚，是阳光少年，“晒得微黑的皮肤发着亮，眼睛亮亮的，穿一双好看的球鞋，那种青春热情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姜昕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坐在沙发里说。
1995年她录制，第一张专辑《花开不败》的时候，张楚写了其中那首《欲望号街车》，他到姜昕西便门，的住处找她，“径直在地毯上坐下，盘着腿抱着我的琴说，我给你唱一下吧，然后就唱了，我就特别喜欢。”
两三年后，姜昕再次找张楚写歌，过了几天张楚说写好了，姜昕去找他。张楚抱着吉他看，了她一会儿说，要不然我对着墙唱吧，我现在不太习惯对着，人唱歌。他转过去，两三分钟后又转过来，说，要不然我们下一张再合作，我现在状态不太好。
临走之前，张楚送了她三本书，其中两本是《宇宙的奥秘》和《音乐与数学的内在生命》。
最重要的是，张楚发现自己的表达和创造，陷入一种困境，“魔岩三杰”的名声和摇滚乐的，反叛性格太过深入人心，像一颗钉子一样把，他钉在了墙上，“我更加茫然，我就只能似是而非。但是我在我个人空间里，我知道我是要确定。”他发现暂时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这种困境。
张楚离开北京回到西安是，在1999年，世纪交替前夕，空气里富裕的气氛更，是浓厚，人们站在了欲望的洪流里。按照当时乐评人颜峻，的说法，中国有了摇滚乐，它变成集体的文化、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存在，“一整套在生活中起到，作用的一种风格”。但那时候张楚很少演出，在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完整地，推出十首作品的新专辑，那段时间人们只是偶尔能在音乐节上，看到他的身影。
王博是在那时候，认识张楚的。上大一的王博有个乐队，所以常常在陕西省体育场旁边，楼上的排练房碰到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博和张楚说话都会紧张，“你不说话他不说话。”有时候在排练室排练到，凌晨，他们走路去吃夜宵，路上有人认出张楚，喊他，他也不回应。
2004年6月份，姜昕跟许巍去参加，西安音乐台八周年庆典，她托音乐台的人联系张楚。吃晚饭的时候张楚来了，他显得有些疲惫。
姜昕觉得好难过，“那么阳光的眼睛，脸上都闪着光，的少年不见了，感觉一下好像超越了三年时间，里人应该有的外表的那种变化。2004年，我们都是30出头，应该还很年轻，但是我感觉他开始有中年，的感觉了。”
第二年人们在贺兰山的，音乐节上也看到了张楚。贺兰山是极偏僻的地方，离最近的城市，银川还有四十公里，主办方原先预测能来，一万人，结果三天来了十几万人，像疯了集体发癔症一样。
他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写，起那段时间：我脑袋有些空白，后来我的生活，也有好些空白，像生命自己冻结了一样。
四
“环境会给我特别大，的思维困境。”张楚说，“加入到集体我会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别人做选择，我也不能说我的想法就是，别人的想法。”关于那个90年代摇滚乐忽然，兴起并加诸光环的问题，时至今日他仍然，想尽力摆脱。他越来越强调自我认知，主张所争取的和，所达到的都是自我满足，“自我认知得到了满足，这个人就会幸福。在自我认知中稳定了以后，他的才智就会被激发出来。”如果说张楚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定包含着这一部分——和他认识快30年，的吉他手罗岩所说的越来越“不合群”。
张楚想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还要期待他，去批判社会，“可是我看不清楚，批判什么呢？”他有一次和朋友提起过，“我们都是自己，道德的受害者。”
“人必须符合一种集体辨识，的价值观，特别是近代，你不批判点社会就，不深刻了。其他的是次要，你的所作所为能给自己的创造带来好处，是不重要的。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张楚说。
有时候他也会反击。前几天王博把他拉进一个，微信群，在几句“致敬”之后，有人问，可耻的人是否也是孤独的？张楚回，可耻的人是开心的。
然后他转发了一个，哈佛大学75年研究幸福的报告，接着说，“我觉得你们的问题都太不，考虑实际的人生，挺盲目的，但是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思考心态。人有热爱有激情，还有世界和自然，那里有很多真相和自由。”
张楚认为，更多的真相和，自由最后指向和平，他追求明亮和快乐的事物。
在北京的时候，张楚的朋友曾把她的助理，介绍给他，看是否适合给他做助理。他和那个女孩在咖啡馆，见完面，走在胡同里的时候，“她突然跳到路边的台阶上，觉得很好玩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还像，个天真的孩子，我就让她回去了，这儿实在是太辛苦，让自由的天真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吧。”
五
“他不思考的时候好像很少，脑子像上了发条似的，想一些事——听上去可能怪怪的——他就想生命，想宇宙，想人的心智，想我怎么能够让大家都能，感知到幸福。”王晴和张楚认识十余年，他们常常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他跟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时空和界面里，我也老觉得他，是一个孩子式的大人。”张楚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做戏剧的人都，那么绝望？是这个时代没有疯，是这个时代冷漠”，有时候在想“这个时代的人们需要什么”，有时候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
问题会随时随地出现，也会随时随地发给朋友们，大家经常收到满屏消息，是张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庞大问题。
“因为大家是理想者，现实跟你的理想，有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别扭、不舒适的。但这个东西不是自我调节就，能够解决的，就像我们朋友间谁有，想不通的，或者状态不好了，会相互鼓励，或者是答疑解惑。但其实谁也不能回答谁，谁也替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这样一群我认为比较有，思考能力或有营养的朋友彼此营养。”王晴说。
没有办法总结出他在，想什么，周围的人只知道他在思考。因为张楚总爱思考，姜昕甚至因此在她的小说《长发飞扬的日子》里给他这个角色取名叫“秦思”。
那些奇怪的想法也有很多，时候立马变成他的行动。张楚和姜昕在后海看到新疆，姑娘在那里跳舞，第二天起床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在乌鲁木齐了。想去感受海南经济特区，开发的热潮，他就跑到海南岛要当义工。
这些思考甚至与他，的生活产生了敌意，朋友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出门的时候张楚的，身份证不能由他自己保管；打不通电话也许是手机，没电了但他自己不知道；没按约定时间来吃饭出席活动或者接受采访，那他应该是忘了，真的忘了。
前些年有一回，大家去张楚家吃饭，他炖了一锅鸡汤，就这一道菜，七八人围着桌上那锅，鸡汤不知所措。有人问，还有其他菜吗？张楚说，还有俩鸡蛋，于是又去把鸡蛋拿出来。
在西安见面之后，张楚带姜昕去玩，他们路过大雁塔，张楚意外地发现那里，有喷泉，“我说你在西安待了三年，你都不知道，然后他就钻到喷泉里去，都淋湿了，就跟孩子似的。出来跟我说，如果在这做，一个演唱会什么的。”
“如果他不想这些，他就不是张楚了。咱们讲他有点拧巴，但这就是他对吧？”王博说，“但实际上他很聪明，会用他的方式找到，突破口的，原来是那些摇滚乐，现在他觉得堵住了，会有别的出口。”和王博通完电话，他发给我一页日历，日历上面是那张经典的《号外City Magazine》封面，报道的是“中国摇滚乐势力来势汹汹”，那天正好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演出，25周年。
六
实际上，不止一位朋友与他提起，不必总去想这些费尽心思但，并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姜昕觉得，生活在哪个国家、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给自己什么，你就获得什么。你给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就获得了想要的生活。”确实有一段时间张楚搬到了，北京六环外，从一对艺术家手里，租下一栋楼待着，附近有山，还有一片向日葵。因为紧邻机场，偶尔能听到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他和朋友说，觉得自己都不拧巴了。
这几年张楚又搬回城里，现在去他家，能看到他冰箱里摆着，各种食材和调料。他还养着两只一岁，的埃及猫，粘人，只要醒着就会跟着他，走到这儿走到那儿，“你去烧水就在那儿，看着你烧水。”
只是拧巴会不定期反复，张楚仍然每天要，想许多问题，揪出其中某个问题，都能耗费掉毕生精力。他的思考是辩证性的，但他的表达不是，他偏不，他要去探索乐器本身，甚至很多次要放弃歌词。就像摘下帽子后头发被压得，贴在脑袋上，化妆师给他抓几下，他说，我就喜欢扁扁的。
那么摇滚乐又是什么呢？
姜昕和张楚有过一段关于“火炬”的短暂讨论。
姜昕讲：“文化和艺术，像王小波说的，是人类一代代传递，的一个火炬，一代人一代人会把火炬，传递下去。”
坐在对面沙发玩手机，的张楚突然头也不抬地说：“我觉得仍然是不要火炬。”
“你就在做这个火炬，难道不是吗？”
“我不是。我觉得经常有的时候，没有火炬的人也挺多的。火炬还包括有影响力，但一个人只要他自己活，得很开心，就已经（不错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也许你没有去，照亮别人，但是能照亮你自己的生命，也可以。”
“对，我觉得对。”达成了某种共识。
他写过这样一段文字：精神去掉玫瑰色，我也不是一个能，照亮黑暗的火把，甚至这个火把不一，定是人类野心的挚爱，人类也许更喜欢，别人飞蛾扑火。而他希望的是，音乐能让人觉察到的美是，一种舒适与洗礼，“感觉到自己的一种缺失，而且那种缺失唤起了你，对人的最大内容的一种向往。”
就像阿多尼斯曾提到(曾提到，)关于诗歌是什么的两种观点，重现诗人所见或是呈现非书写，不可见的部分，张楚想，音乐当然应该是后者，“《滚石》杂志总结说，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我就是想达到一个我想企及，的快乐幸福，无论这个东西是被叫作，和平也好，被叫作创造性或者最，黑暗的抗争也好，它综合来说想要超越现实，的幸福。”
七
张楚特别喜欢月亮。在他推出的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里，那首同名歌曲充满想象，与异象，他写：马车运着夏天慢跑过没人，的工厂大门/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我怎么来说好呢？”说到夜晚的时候张楚，停下来思忖了一下，“我们来这样说吧，如果白天的，那种文化社会性，他是给你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人类母系，但是你在月光下你感觉到你的，母系语言变了，你的母系更像自然本身，变得更柔软，更奇妙，更平静，更情绪情感化，而不是思维化。”
有时候他想，这或许出于对儿时的，某种补偿，补偿西安西郊工厂大院里白日的，孤独和夜晚父母下班回来后才有的温馨。
朋友们发现张楚有一些无意识，的动作，认真聊天的时候他的右手捂，着左心脏，“很多时候他也是皱着眉头，然后觉得很愁苦”，但是放松下来，“笑的时候又特别灿烂”。
张楚也开始变得温厚，开始关心周围朋友的生活。
“他在生活里就像一个很，天然的孩子，孩子是无意识状态的，饿了就哭，困了就睡，他就是一个想到什么就会随时把，思考说出来的人，不会顾及那么多。但同时他又有另一面，一个非常深刻的艺术家，内心充满了善意跟敏感，又总是不能够找到很具体的，方法去解决自己跟世界的冲突的人。”王晴说。
经过90年代对环境，和自我的质疑，到持续几十年的修正，张楚不断去找一些“能够平衡这些的东西”。大概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倾向一种回归自然，的力量，整个人群不断，往前奔流而去，他则面对着人群往回走，“这个时代大家，需要更多自信心，因为人有自信心才能做出更，符合自己价值或者更合理的选择。”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张唱片文案的经典开头之后其实还有一段和，张楚更接近的文字：他决定要找寻一种，更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他的情绪发泄，而是来自思索与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中能得到，更实在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他希望自己更像，一个叙事者，和人站在一起，不愿意站在，太高太远的地方。
2005年张楚在青岛生活一年，那是一段舒适的生活，青岛有一半是海，另一半才是人与人交往的，社会。
2011年他开始出国旅行。他去印度尼西亚，有一天岛上因为，一场事故停电，他在海边走，“大自然朝你扑面而来，所有社会灌输给你的知识体系在那，一瞬间全部都不需要，所谓的文化政治体系全，都是碎片的。万物有一种相互的依赖性，那种依赖性明确地，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是互相所属的。”
他去马来西亚，看到很多人开，餐厅代代相传，“能感觉到漫长的统一性，特别让人觉得，还瞎折腾什么呢？”
他去埃尔岛，去斯文堡，去卑尔根。
有时候他在森林里跑，前面没有一个人，天又快黑了，觉得越来越放松和宽容。在那样的环境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魔岩三杰、孤独的人和自由等，都不重要了，海、树、阳光或者大雪也不重要，没有什么必须是重要的。
出口再次打开了。
历史是历史，个人是个人
对话张楚
对话张楚
我从来没有太反抗性的思维方式
张楚：我想是尽量维护一点，精神面貌和现实之间真实的关系，不想把一个东西放大，到多大，把价值赋予到多高，然后把它放到，身上作为光彩。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光彩，只是人想象的。
人物周刊：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还是近几年出现的？
张楚：其实我自己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对社会的关注只是，某个角度，但是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意识。从早期的《造飞机的工厂》到现在的《一部分》，都是用思辨的办法，不要用一种固定的方式，来判断价值。我不算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态的歌手，我更多在人怎么认知事物这件，事情上去做分析。
人物周刊：怎么分析呢？
张楚：我举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当你认为我要照顾我的猫，要让它生活幸福，那么你的猫的调皮捣蛋，猫的所有的缺点，都会尽量去维护，对吧？但如果我站在猫是一个，自私的动物，它利用人来，生存这样一个价值，我就会挑剔。而文化也有很多，类似的价值，你的主动性不一定被，人认可，这种主动性是指就像你认为这个猫，是有缺点的，但仍然无条件照顾它，你认可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你要无条件配合它。
人物周刊：也会有好多人知道这个世界有，缺陷然后接受它。
张楚：对，有很多人是这样，也有的人把这种不足，作为他改造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两种人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人物周刊：你是哪一种？
张楚：我倾向于认可这个世界，的缺陷。实际上我从来没有那种太反抗性，的思维方式，我主张怎么让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自我理解得到满足。我觉得自我认知，得到了满足，这个人就会幸福。在自我认知中稳定了以后，他的才智就会激发出来。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说年轻的时候还挺想，成为一个摇滚巨星，有国际舞台，后来发现似乎，没有可能实现。
张楚：有两个问题没办法实现。第一就是，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建立，在知识版权的体系上的，发达国家有知识版权，每个人还要付费，它是付费体系。我们的知识付费，体系不够完善。你怎么能成为巨星呢？有市场环境，很多创造力竞争才可以，比较出来，所以这道就给你咔嚓掉了。
第二个咔嚓掉的是，因为摇滚乐还是代表了一种，认知能力，一种先进性，如果这种先进性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告，诉人新的东西，你最多能告诉人们这些普遍，生活的起起伏伏。
没有自我依据，人生就完了
张楚：相比梵高，我更喜欢高更。
人物周刊：怎么讲？
张楚：其实高更那个世界挺难，做到的，他离婚了，所以对男女之爱，没有那么多幻想。高更经历了很多，世俗的东西，他对世俗的理解太多了；梵高对世俗还有一种向往，在世俗中有，一种更高的追求，所以我觉得高更成熟一些。
人物周刊：也更接近于你想要，的那种状态吗？
张楚：更像一个人的理解方式。
人物周刊：2016年左右，你说之前有几年挺纠结，挺痛苦的，你当时在想什么？
张楚：还是过去那个问题，人类共同驱动力的问题。
人物周刊：怎么解释这个共驱力呢？
张楚：一个共同的需要，大家认为这个东西在，未来让我们变得更好。共驱的另一个方面是回归，回到最原始的那个东西。
人物周刊：在你追求平静这个力，的过程中有哪些感受呢？
张楚：其因为你做一个音乐，音乐被赋予了力，被赋予了很多人对它，的投射。而自己在上面就觉得，所有人看一个事情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力，但实际上大家想从这个地方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人物周刊：之后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张楚：我会去修正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力后来是不是变成，了所谓的英雄主义或者精英主义，那么怎么才能回到一个，偏正常的东西？我应该是从四十多岁以后，开始去找能够平衡这些的东西。当然回归的过程中是会碰到，很多挫折的，因为很多东西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比如说中产阶级还没有，达到大多数人，所以（对经济、文化的）期待还是向上的。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沉淀的时代，当人越来越多，有沉淀的时候，我相信文化应该，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思考问题，会不会不是特别关心，生活的其他部分？
张楚：也会关心，看一些新闻，也会看看周围的人，想想很重要的人怎么想，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想平静一下，我喜欢那种回归的力，现在年纪大了，觉得那个力挺美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需要，更多自信心，因为人有自信心才能做出更，符合自己价值或者更合理的选择。
人物周刊：那段时间你也说，你要去找让你快乐的事情，一定要去做，你找到了吗？
张楚：后来就是做了这张唱片，《一部分》，这就是我想做的事儿，不局限在单一思维的东西，虽然这种可能也无效，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做这个事。
实际上按我的个性来说，我就是想保持跟现实世界，一定的距离，有个人想象力，过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一张，我就开始认为艺术家要，坚持个人想象力。只有个人想象力是一个人，的需要，它不是真理，它是需要。
人物周刊：想象力来自哪里？
张楚：知识面的扩展，必须要更大量的知识面才能有，更好的想象力。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不要局限，在单一思维的东西，具体怎么讲？
张楚：因为我也走过这样的路，我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时间其实你的生命依据始终是，跟社会的关系，没有自我的依据了。没有自我依据，我觉得人生就完了，很无聊。当我们每个人自我依据充分，的时候，就会更宽容。自我依据不好的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反倒容易非黑即白。
人物周刊：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现在还是，挺普遍的。
张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新浪潮(新浪潮)时代的，那些电影里，作者给这个世界上的输，和赢、对和错更多的选择，对吧？
新浪潮(新浪潮)的电影能，把两个人无疾而终的爱情给你讲得很完整，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有始有终的，对吧？无疾而终对人来说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像我一个朋友，他在四川工作，他讲他碰到一个事儿，有一个朋友去世了，周围的朋友觉得，这个人这么天才，他怎么能在那一天就，这么去世了，是自杀还是怎么样，给了特别多的原因，还给他的死亡做出，解释和赋予一些意义，就是说一个有才华的人的死不应该，是那么的偶然。他就跟我讲，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偶然，死去呢？为什么连死亡都，必须有一个正确性？
人物周刊：自我依据包含哪些内容呢？
张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方式吧，自我依据也产生于学习。人最大的宽容，来自于彼此不同，在彼此的不同上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和他人的差异性，允许别人是一个和自己，不同的状态。
摇滚乐是超越现实的幸福
人物周刊：你现在住在哪里，时间多一些？
张楚：在北京吧，要做唱片的事，另一方面我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清理我自己所喜欢的和外界所，喜欢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当中有……
张楚：很大的差异。比如说这张唱片挂到网上，有些留言觉得特别好听，让你安静下来，觉得这个才是真实。有的留言就说，这些旋律都这么好听吗？告辞。就是说，有的人依然选择社会，属性的表达。但是，我就觉得简单的没有过多修饰，的快乐特别珍贵。我看到有一些英国的新，音乐家开始写纯天真的创造性的东西，他们不把历史的，痛苦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历史是历史，我个人是我个人，我的天真跟历史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家才是，特立独行的。他是发自我本心，我的天真，我爱我自己的一种行为，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人物周刊：所以做音乐和艺术最大的，动力还是满足自我的愉悦是吗？
张楚：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你要是在台上砸琴，这些东西被标榜为在，反映什么痛苦，但那一瞬间你，绝对不是痛苦的，实际在那一瞬间愉快，得不行。至于把摇滚乐称作什么，燃烧自己，我觉得有点矫情。《滚石》杂志总结说，什么是摇滚乐，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我就是想达到一个我想企及，的快乐幸福，无论这个东西被，叫作和平也好，被叫作创造性或者最，黑暗的抗争也好，它综合来说是想要，超越现实的幸福。
人物周刊：现在在做的电子乐跟，你原来的创作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张楚：它是音乐引导的，不是歌词引导的，就更自信了。我觉得文本是，有宣导能力的，但是音乐没有，它也有攻击性、刺激性，但它没有宣导能力。
人物周刊：你怎么描述你音乐，当中的美学呢？
张楚：美第一是舒适吧。另外一个就是被洗礼，你感觉到了自己的，一种缺失，而且那种缺失唤起了你，对人的最大内容的一种向往。美是调动人性纯真，你必须有一些唯美的层面，唯美的层面能够调动，回到非二元化的理解方式。
（感谢贾敏恕先生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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