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从安庆潜山的小山村走向北大的~

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间，充满了坎坷与风雨。7岁时，母亲想让我上一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只好先上幼儿园。12岁时，家里勉强让我上到五年级，又差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的资格。班主任老师来我家做工作，可是，实在没钱。结果，班主任代我交了钱。我考了全镇第二名。然而，这个成绩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丝毫喜悦，相反，却是无尽的忧虑，因为不知道从哪里能够弄到学费。邻居家的孩子都没有考上，相反却因为有钱，可以买上初中。当他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地去镇上上学时，我只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

那一年秋天，同龄人都在新学校上学，过着让人兴奋、充满想象和向往的中学生活，可我，只能在家里放牛。牛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我和它逐渐成为好朋友，慢慢的，我可以把它放在山上不去管它，自己看书。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词。每当黄昏来临，我就和牛儿一起回家。和我家共养这条牛的大爷，总是毫不留情的批评我放牛不认真，牛儿没吃饱。满怀委屈的我，也不做争辩，只是在想，我不适合放牛吧。

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我家会这么穷？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1980年，我出生于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槎水镇）。我们那个村里大多都是姓萧的，因此又叫萧冲。我爷爷有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小，大叔脚残疾，二叔是个瞎子，很早就去世了，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不久也去世了。父亲读过新式学堂，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且不会生活。母亲则好强。我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爷爷去世后，家势每况愈下。母亲无奈开始四处做生意，一开始是收破烂，后来是做蔬菜生意。



虽然80年代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山村还是笼罩在一片诡秘、落后、封建的风气之中。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位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并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大叔以及那位母亲的朋友睡在一起，突然，有邻居急匆匆叫开门。父亲起来开了门，一帮人就像凶神恶煞的土匪一样抢门而入。一群妇女稳住了我母亲，另一群男人们则冲进我睡觉的里屋。他们将母亲的朋友抓起来，推搡着去老屋大厅。他们让母亲的朋友跪在“天地君亲师”之前。第二天，他们把他送到了村公所，有村干部在审问，有干部在笔录，全村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那种情景历久弥新，如今仍历历在目。我记得他们的表情，我记得他们的话语，他们是那么兴奋，那么热烈，在小山村，这或许是一件大事了，大家好久都没看过。

本来，母亲因为性格暴躁、又很好强，经常与邻居吵嘴、打架。可是，父亲又软弱。母亲以及我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有个邻家妇女刚从田里回来，拿了个锄头，啪的一声就捅坏了我家的窗户，把我吓了一跳。还有一次，我们也在吃饭，另外一个邻家妇女刚从山上回来，大摇大摆从我家门前经过，结果不知何事，又和我母亲扭作一团。还有一次，一邻家妇女因为和我母亲吵架，拿起掏粪的粪勺盖在我头上~~



因为这些背景，再加上这次事件，母亲想到了离婚。我记得，母亲坐在门旁一边哭，一边抚摸我的头。她说以后就没有人照顾你和弟弟了，你长大了，要多照顾弟弟。那时，我11岁。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我，还有6岁的弟弟。

可怜的弟弟没人照顾，又黑又瘦。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叫他“黑老”。他常常自己睡在地上。由于没有人管教，他变得很顽皮，时常还小偷小扒。邻居就向我告状。我也没办法，常常关起门来用皮带打他，我一边打，一边哭。

也就是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父亲养了一头猪。我没有求他卖掉猪给我上学。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次凑到了学费，还有下一次。以前，我找他要学费时，他总是让我一个人去要债。他只会卖苦力，而别人也总是不及时给工钱。我只能认命。

那一年冬天，他听从邻人的建议，让我跟随邻人的亲戚一起外去打工。那时，我才12岁。先来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师傅家，帮师傅家干农活，早上要早起。寒冷的冬季早晨，田里全是一层白白的霜冻，我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有时，师傅让我给他们孩子送衣服或者书包。看到同龄人在学校里安静的上学，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后来，师傅带我外去了，来到另一个城市，宣城。我师傅是弹棉花的。我力气小，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话，如刨旧棉絮、牵线等。刨旧棉絮时，常常弄得鼻子里都是棉絮，几乎令我窒息。牵线是用中指勾着，常常弄得中指关节处裂开大口子，血流不止。身体也不好，常常有蛔虫爬出来。



辛苦的冬天过去了，我挣到了75块钱。我穿着在外打工时好心人给我的衣服回家了，很认真的将这75块钱交给父亲。他拿着钱去办了年货，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舍不得卖猪给我上学，却听从邻人一起偷别人家的打稻机，被抓，受罚，结果卖了猪交罚款。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外婆家听说了我的事情，非常痛心。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我考了全乡第二名之后，便义无反顾要让我重新走入课堂。一开始，村里人还是很“小心”，还跟我说：“你妈妈会不会拐走你，要卖了你呀？”我无所适从。外婆家离我家有20多公里，那一天正在下雨，母亲冒雨走来找我，却遭到村里人的白眼。

很幸运的是，通过母亲的努力，以及母亲改嫁后的叔叔——也就是那位她的朋友的支持，我终于重返学校了。我重新上5年级，并于同一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结果考了全镇第一名。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也非常艰苦。母亲家里的经济也很紧张，而且，她改嫁的地方也是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这位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要拐骗他们家的财产，是不安心在那里过日子，母亲改嫁后的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对此尤为阻挠。妯娌之间常常吵嘴打架。不过，很幸运的是，母亲的丈夫——我的继父，对我上学还是非常尽心、非常努力，尽管他有时也会受到别人的挑唆，对我母亲大打出手。母亲伤心的时候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她要忍，她要坚持，她要让我上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常常让我一筹莫展。常常是开学之初，我在马路边等母亲来。常常是望眼欲穿，常常是欲哭无泪。饿了，啃一口父亲给我做的干粮；渴了，就只得忍着。

然而，温暖的校园生活让我孤独、受伤的心灵常常充满阳光和雨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帮助我。有位英语老师的夫人在食堂工作，好心的她常常不收我的饭票，还多给我饭菜。化学老师常常塞给我10块钱。而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周末，我常常买些好吃的东西带回家，给大叔和弟弟吃。

可是，有一次，由于我的粗心，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得到饶恕。为了省钱，父亲常常给我做一些干粮让我带到学校吃，有时候吃不完周末我就会带回家。有一个周末，我照例把吃剩的干粮带回家，虽说干粮发霉了，至少还能给猪吃，不能浪费了。没有想到，饥饿的大叔（那时没有多少粮食，家里总是吃不饱）找到我书包里的干粮吃下了，因为那些干粮发霉了，大叔吃了之后中毒身亡。无论我怎样后悔、怎样哭泣、怎样呼喊，疼我爱我、与我相依为命、善良可怜的大叔还是走了。在他去世前一年暑假，父亲外去打工了，我睡在床上，他早上起得很早，要去干农活。结果邻人偷走了装有财物和证件的箱子。大叔害怕父亲回来会责骂他，他使劲地用头撞墙。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锁门？为什么没有看好家？一年后，受尽了痛苦和屈辱的大叔离开了这个世间。现在，我想好好伺候他，买好吃的给他，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无法实现了。



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重点中学。但校长表示，如果我高中的成绩还是和初中一样好，学校就免除我的学费，因此，我还是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最令我焦虑和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每个期末统计成绩。还好，每个学期我都是全校第一。其中，有个小插曲让我记忆犹新。由于母校的风气不甚好，高年级的学生常常无缘无故打低年级学生。有一次，有两位复读的学生，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同学抓进他们的宿舍，对我们扇耳光，又打又踹，打了两个小时，才放我们出来。忍无可忍的我们，联合高一的其他两个班级，组织了校内游行。我们写了大字报，把床单做成横幅，贴上大字。结果，校长找到了我，很严肃的问我：“你还想不想上学了？”我一听吓哭了。幸运的是学校很重视我们的诉求，对我们的处理也非常宽大，并没有追究。

高中期间，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更多。新校长常常给我100块，班主任、英语老师等常常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同学也常常帮助我。周末，同学们也不嫌弃我家的破旧，一起到我家玩。邻居还很好奇的问他们：“他家这么穷，你们来干什么？”镇里离家有5公里，初中时，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因为要带咸菜和米。有时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肚子早就饿了，只好自己烧饭。又烧不了，弄得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没有米的时候，就常常吃地瓜。邻居又好奇的问：“你喜欢吃地瓜吗？吃地瓜会饱吗？”弟弟一知道我回来了，就立马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怕我管他打他。高二的时候，在班主任、校长的帮助下，镇上有位领导陈叔开始资助我。加上学习任务重，周末回家的次数少多了。



1999年高考，我估了分数可能要比重点线多7、80分。校长就给我填了北京大学。他说如果考不上就免费让我复读。班主任则比较谨慎。因为我在提前录取志愿填了外交学院。我还记得班主任带我去了合肥，见了招生老师。结果老师说我太矮(我1米65)。班主任哀求道：“他还是小孩，还会长的。”最终还是不行。班主任担心我可能考不上北大，太可惜了。

不过，上天眷顾可怜人。我竟然被北大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北大在安徽招的23个文科学生里的最后一个。我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县重点中学有个复读的学生分数比我还高，但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是打心眼里感谢那一年北大在安徽的招生老师。是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到了小山村。村里人不知所措。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村民们变得比谁都快。他们马上给我家送礼，还张罗了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



因为陈叔的帮忙，我很快就筹到学费；陈叔把我送到了合肥，在分别之际，他请我吃饭。当时，我哭了，说不清是感激，还是担心未来的生活。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清和，不要怕，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我清晰的记得，我一个人扛着大包裹，坐着学校安排的大巴，来到北大昌平校区。报道的老师问我：“你一个人来北京的吗？”我点点头。她说，“了不起。”一开始，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常常闹笑话。

来到北大后，先前的担心变得没必要了。我们县里有一家人开始无私资助我。同时，班主任也了解到我的情况，常常帮助我。因为学校里有各种资助，还有各种奖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大一开始，根据成绩以及家庭状况，我就获得了奔驰奖学金，连续四年。(也是在大一寒假，我家才通了电，尽管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以前，我一直在油灯下看书。)大四时，我一方面申请了贷款，另一方面又非常荣幸的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2003年，我获得免试上本系研究生的机会。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孙尚扬教授的帮助，2005年，我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孙师无私的帮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获得北大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从06年到08年期间，我在香港生活、学习。



直到今天，除去在香港的两年，我在北大整整生活了8年。期间，欢乐多于泪水，幸福多于痛苦。但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忍不住还很痛苦。尤其是想到自己还没有能力让母亲安享晚年，心中甚是愧疚。05年草就的一首打油诗，可做存照：



肖清和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三楼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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