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荐书《西方正典》_【中基文化局】

要告诉你们的，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

内容简介

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作者简介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7月11日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早期研究浪漫主义诗歌，曾出版过论布莱克、雪莱、叶芝、斯蒂文斯等英美诗人的专著。六十年代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对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解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九十年代以后又转向《圣经》和宗教研究。 1973年推出《影响的焦虑》，“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图书鉴赏

江晓原：《西方正典》对文学很悲观

好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评论《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的文章，那时我读的是台湾繁体字版，高志仁的中译本。此后，我不止一次对媒体和出版界的朋友感叹，这么一本不错的书，大陆出版社怎么就不出呢？如今此书的简体字版终于问世了———译林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是另外一个中译本。

以莎士比亚为标尺选择正典

所谓“正典”（canon），在西方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意。本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被作者认定的大师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串讲、赏析和评论。这26位大师是：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约翰逊、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卡夫卡、博尔赫斯（阿根廷）、聂鲁达（智利）、佩索阿（葡萄牙）和贝克特（爱尔兰）。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是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美国学术院院士。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有关学说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就是他那本著名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构成了一切正典的标尺。本书所选26人中的乔叟和但丁在莎士比亚之前，但此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而确立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换句话说，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也得以进入“正典”之列呢？答案是某种“陌生性”（strangeness，其实还是台湾译本的译法“疏异性”更准确）。陌生性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

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对文学的悲观情绪

本书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布鲁姆的“正典”和“疏异性”理论，而是布鲁姆对文学极度悲观的态度。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悲观情绪，这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第一章的标题是“经典悲歌”，末章标题则是“哀伤的结语”。布鲁姆认为现今的状况是“低劣”的，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他抱怨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这使他感到文学研究的分崩离析已经不可避免。而时尚的MTV、饶舌乐、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注意本书初版于1994年，那时这些空间形态还很初级）等“声像文化”，当然也让布鲁姆十分厌恶，只有当想象到约翰逊博士或乔治·艾略特如果见到这些玩意儿时必会“加以嘲笑和拒绝”，才能给他一点安慰。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由知名教授接受媒体提问的聚会，主题是书籍与阅读。我发现弥漫在那个聚会上的气氛，倒是与布鲁姆的悲观情绪十分合拍。教授们纷纷哀叹如今的年轻人不肯读书了，至少是不肯读经典了，他们只读那些“拜金和媚俗”的垃圾书籍，只肯“读图”，要他们用“兰”字组词都不会，等等。看来这种对世风日下的哀叹，本身就是相当时尚的，而且是“与国际接轨”的。

不过，悲观与否，取决于个人的性情和立场，并非完全听从理性。乔治·艾略特若生活在今日，面对流行艺术与网络世界，未必真的会像布鲁姆所希望的那样“加以嘲笑和拒绝”，说不定还会乐此不疲呢。

布鲁姆只能告诉读者：我读了些什么，以及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

学者固不能媚俗，但也不能反过来“媚雅”。雅俗之间，学者的立场，不妨借用孟子所说的“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即学者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操守治学，是雅是俗，时尚与否，皆非我所虑也。有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合拍，不妨听之；又一天时尚忽与所治之学远离，依然听之。也就是类似于庄子所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因此，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一书结束时说，“要告诉你们的，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也还算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布鲁姆告诫说“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也无法融入批评的时尚。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时”，虽然抱怨“过时”还是有些意气用事，但也不无道理。在如今这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时代，要静下心来进行真正的“面对伟大”的阅读，有几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