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朓：你认为卡萝当时在想什么——关于门罗短篇小说《沙砾》_【在场主义散文】

慕朓，男，1977年出生，福建莆田人，莆田市秀屿区作协主席。2000年开始在《福建文学》《诗歌月刊》等省、市级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作品。著有散文集《内心手稿》《老莆仙味道》...

你认为卡萝当时在想什么

——关于门罗短篇小说《沙砾》

慕朓

“你认为卡萝当时在想什么？”

这是“我”只向他人询问过三次的问题，但是，作为当事者卡萝的弟弟，“我”从懵懂儿童到大学教师，心里无数次在问这个问题（我想，作者也应在苦苦追问）。哪怕后来“我”从理性上认同继父尼尔“任运随缘”的人生理论之后，仍心有不甘地问：“但在我的心里，卡萝仍然不停地朝水边跑去，跳进水里，仿佛带着胜利的姿态，而我仍不知所措，等着她向我解释，等着那哗啦的一声。”

《沙砾》是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中的一篇。主要通过“我”的角度，追忆“想要在生活中有更多兴奋和刺激”的妈妈弃“迟钝和保守”的爸爸而去，跟业余演员尼尔同居。从他身上，妈妈感到了“活力”，哪怕是从镇上搬到乡下一沙砾堆旁的拖车房里居住。在这期间，姐姐卡萝一直想回到镇上生活——保守，但是完整的生活。她和继父尼尔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她通过让小狗找回镇上的家，乃至通过和狗一起跳进沙砾水塘的方式，来拒绝尼尔和他的“拖车房”世界。后来，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妈妈最终和尼尔分手，独自一人照顾新生儿——“我”的弟弟布伦特。爸爸和乔西另组家庭，我则跟爸爸一起生活。尼尔继续他的“生活原则”，在大学附近的一个体面而邋遢的地方，以辅导学生、代写论文谋生。

莆仙地区有元宵抬妈祖出游的习俗，八人共抬一轿，神明牵引八个汉子往不同的方向前进。抬轿者从不同方向感受到神明意志的力量，他们在妥协、矫正、配合、牵引。轿子虽然游移不定，却最终走出一个神明意志指出的方向。也许，《沙砾》一文的诸多人物，就是这些轿夫。第一位“轿夫”是妈妈。她是这些轿夫中的初始牵引力。她是庸常生活平衡性的破坏者，“牵一发而动全身”。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盛行的时期，西方女性解放意识崛起，自由、独立、个性，正是新女性追逐的时髦词汇。在这种背景下，追求个性解放的妈妈需要艺术、需要释放、需要“逃离”。她在镇上的夏季剧团里找到了突破口。她忙着参加剧院各种募款活动，并义务担任引座员，“也开始像演员一样穿着打扮，披着披肩，穿着长裙，带着亮晃晃的项链。她任由头发变得凌乱，而且不再化妆”。而遇到演员尼尔之后，她感到了“惊喜”。在他那里，她感到了活力，“也许是这辈子第一次，真正有了活力。”妈妈在尼尔那里似乎找到了激情的出口，“她的人生重新开始了。”但是，她走得太快，不但“赞成艺术”的爸爸被她远远抛在后面。以至于尼尔也被她超过去了，她比他更需要“秋天的疯狂”，她“打算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在乡下赤身裸体地四处走动，只要天气暖和。”这为接下来妈妈和尼尔的情感之路埋下隐患。

而尼尔是第二号“轿夫”，他是个新思潮背景下诞生的角色。他不是一名真正的演员，从事表演不过是为了“看他能在自己身上挖掘到什么。”他奉行“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抛弃责任、义务，追求绝对的个人的自由自在，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欣然接受。一切都是礼物。我们给予，我们接受。”这种看似超凡脱俗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自私冷漠、无责任担当。尼尔对已怀孕的妈妈提出家里应该配枪以求人身安全的要求，无动于衷；他抽烟、吸毒，对卡萝的死及其葬礼，漠然于心；对他的儿子布伦特（事实上不是他的孩子）的出生，采取躲避方式，仓皇离开。这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性自由，和妈妈追求个体活力的个性自由，有本质的区别。妈妈和尼尔分手不可避免。尼尔和妈妈是两股始合后分的力量，因为这两股力量的凝聚和消散，引发了周边人际关系的动荡。

小说的矛盾爆发点，第三股力量在于“我”的姐姐卡萝。这是第三位“轿夫”。虽然年幼，却有意外爆发力的卡萝，成为所有牵引力量的关键导火索。妈妈搬到沙砾堆旁后，卡萝和尼尔的矛盾就呈现出来了（这个矛盾又直接影响到妈妈和尼尔的感情）。作为妈妈贴心小棉袄的卡萝和尼尔有过几次“心理”交锋。第一次交锋，是对小狗布丽兹生活习性的辩论。第二次交锋，是她两次偷偷让小狗回到镇上爸爸的家。第三次交锋，就是她带小狗跳进沙砾水塘中。卡萝希望回到镇上爸爸那里，多处细节表露了这一点：小说开头，卡萝在睡觉时总让我努力想起镇上房子里（爸爸在那里）的诸多细节，因为我不能正确回答而恼火；与妈妈去取信，感觉遇狼之后，一家人探讨狼是否存在时，抢着说“狼只生两只”，否定尼尔和妈妈的说法；向尼尔讨烟抽；故意问妈妈她和狗能不能到水塘里玩，等等。这是个敏感自尊而耻于表露内心的女孩。她采取“恶作剧”的，乃至极端的做法，来表达自己的心理诉求。卡萝溺亡，直接的结果是，妈妈和尼尔分手，而间接的结果是，引起“我”一生的愧疚、追问（这也成为本文的主线索）。

“你认为卡萝当时在想什么？”这是“我”后来一直背负的心理负担。“我”或者其他人如心理咨询师、女友、尼尔等等，逐一否定掉了“我”所有能够想到的理由：卡萝跳水是为了表达低落无助的心理？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让父母按照其意愿行事？未注意到自己不会游泳，恶作剧过头了，引发意外溺亡？而“我”一直在追问卡萝是抱着什么心态跳进水中，自己当时又在做什么，为何无所作为。是不是因为自己为及时跑回去告诉父母，致使姐姐沉水，或者即便是告知了父母，因为尼尔磕了药、妈妈怀孕，而无法施救？为了消除心中的“魔鬼”，我还主动请教了心理医生，也主动见了自己非常不乐意接触的继父尼尔。所有这些“主动”的行为只是为了“忏悔”，摆脱良心的不安？

小说中的第五个“轿夫”是爸爸。爸爸是个古板、保守的保险经纪人，长年工作在外。没有给妈妈需要的时尚、浪漫、艺术等东西，他最后失去了“妈妈”。后来，他深刻反省，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开始了较大幅度的人生改变。以至于妈妈对爸爸冬天去古巴度假的行为，表示出“惊讶”、“赞许”。爸爸最终调整并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乔西“重组”，并且感到真正的幸福。这是主波力量引起次波力量的调整和重新定位。

此外，还有爸爸的第二任妻子“乔西”，“我”的女友都是这把神明轿子的轿夫，起到辅助、调节、平衡的作用。比如，女友督促“我”一定要去见尼尔，以便解开多年“心结”。而乔西对平衡爸爸这个“脚力”，也起到了稳固作用。

《沙砾》中所有的这些人物关系、性格、价值取向，是否是具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宿命意味？他们调而不和，引出无法意料的种种“意外”结局。

但这只是表象，门罗笔下的小说世界，或许远超过这些。

我最初读门罗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逃离》，印象是门罗是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女性内心的把握者，她善于在复杂的家庭关系、社会人际中来观察女主人公。门罗是解剖人特别是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思想、梦想、心灵的高手，通过这些纷纷逃离的女主人公，如《逃离》的主人公卡拉对父母以及丈夫克拉克的失败性逃离、《激情》的主人公格雷斯对未婚夫莫里的精神性逃离，《机缘》中朱丽叶对父母的逃离，而在《沉寂》中女儿对朱丽叶的“永不相见”式逃离，等等，我们由此感到有人把门罗定位为“女权主义者”的某些合理性。

而在本文中，我们依然看到又一个试图“逃离”旧我，走向“新的生活”，但是最后不得不妥协、回归，走到“意外”结局的女性——“妈妈”。

从人生的角度，逃离是一种反常态。“生活在别处”，是对现有秩序、规则、观念、习俗、文化的被动式拒绝。生活在别处，是每个具有艺术基因的用灵魂呼吸的人的存活方式。逃离，然后遇阻返回，矫正、妥协、回归，最后在遗憾、忏悔中求得自我宽容、宽恕——这是多少具备艺术气质的人的“宿命”？

但是，反抗旧有，奔向未知，找寻自我，这是门罗作品的全部？现在我们又发现，在看似家长里短式的小说，作者事实上融入了更多的思考元素。我想作者门罗有个终极命题需要解答。那是什么？

或者《沙砾》可以从以下角度去理解。作者本身处于一种艰难抉择的关口，甚至我们可以听见作者在叩问人生抉择、命运播弄时那灵魂深深的一声叹息。在男权世界，作为女性的自我有多个出口：一种是毅然决然的逃离，一种是不可抗拒的回归、妥协，一种是不可谅解，一种是宗教般的忏悔，一种是自我消解与原谅，这五种意识都有对应点，分别是：妈妈、妈妈、卡萝、我、尼尔。这是作者内心各股力量争斗、调和的结果。八人抬轿，神明决定出行路线。《沙砾》中作品终究走向几近苛刻的忏悔、追问、不可原谅——必须要一个答案。小说结尾写道：“……我仍不知所措，等着她向我解释，等着那哗啦的一声。”

如果说写《沙砾》一文时，作者还在努力地平衡、掌握内心风暴中的诺亚方舟船体。那么，在门罗最新的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中，作者的思考似乎明确了方向。她借助《亲爱的生活》中小说人物说出了这无常和对无常的宽容和原谅：“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

“重要的是开心。……这与环境无关。……接受一切，然后，悲剧就消失了。”这难道就是卡萝溺水的意义所在？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把握的人生走向。“这是关于生活，你能说出的一切。在这趟旅途中，所有的事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生。但到最后，这些都不要紧。我们终将原谅这个世界，原谅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