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她，就和她一起做个小飞人儿

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地出现，夏加尔回忆：“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与鲜花。从古老的时候起直至今日，她都穿一身白衣白裙或者黑衣黑裙，翱翔于我的画中，照亮我的艺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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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第一次看到画家夏加尔的画，《生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幅   

画，也是夏加尔最受人喜爱的作品之一。

画作名为《生日》是因为夏加尔描绘了在他生日那天，妻子贝拉手捧鲜花为他庆祝的场景，若只看画面，张小娴一本散文集的名字《悬浮在空中的吻》也许更为贴切。

夏加尔在1923年从俄罗斯回到法国后，经常临摹自己的旧作，《生日》也在其中，临摹作品和原作的区别只是右方的卧床没有了床脚，以及左方餐盘和窗外景色有稍许改变。

在夏加尔的自传《我的生活》以及贝拉的散文集《点燃之光》里，都以他们自己的视角讲述了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夏加尔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贝拉却在那天大清早去市郊采花，换上过节穿的长裙，再带上食物，不顾路上大妈们的流言蜚语飞奔到夏加尔的住处，只为让他闻闻泥土的芬芳。

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地出现，夏加尔回忆：“只要一打开窗，她就出现在这儿，带来了碧空、爱情与鲜花。从古老的时候起直至今日，她都穿一身白衣白裙或者黑衣黑裙，翱翔于我的画中，照亮我的艺术道路。”

《生日》诞生已近百年，但他们那一日浓烈的爱意，依旧保存在画中闪闪发亮，让人见之心动。

在夏加尔生日后的几天，他和贝拉结婚了。

以后每逢夏加尔的生日，当贝拉用花朵或各种五彩缤纷的东西装饰两人的房间时，夏加尔都会叫她保持固定姿势，以便为她画像。

曾以为夏加尔是法国的画家，因他在巴黎成名并在那里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又不禁疑惑，法国画家用色怎么会这么鲜艳活泼浓烈？果然，看了夏加尔的传记终于知道，他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

夏加尔的作品透露出来的情感非常浓烈。著名美术批评家王林曾这样形容夏加尔：“与天使同在的人运用原色、强烈、浓郁和充满光感的色彩，欢乐无比，出人意料，顽皮逗趣，天真，幽默感，童真诗意化浪漫。”而法国的马尔什索则称夏加尔为“醉心梦幻意象的画家”，也是非常精准的评价。夏加尔也自述，他的画是对他内心形象的铺陈。

他的画就是他的记忆。作为巴黎画派最有独创性的先驱之一，夏加尔根据自己的情感和认知，重新把那些回忆加以组合排列，然后将之描绘出来。他的画所显现出来的是心灵上的投射反映，绝不仅仅只是眼睛所看到的肤浅的一面。

妻子贝拉经常出现在夏加尔的作品里，她是他的缪斯，是启发他创作最重要的灵感源泉。《贝拉肖像》、《爱人与半个月亮》、《爱人》、《婴儿的诞生》，还有四张《恋人》系列画以《献给我的妻子》这一总标题合并成组画，永传于世。

爱是最好的颜料。夏加尔视爱为一切的开端、创作的原动力以及生存的最大慰藉，他把恋人之间的思慕之情，用视觉方式诠释无遗。他强调五彩缤纷的爱，而不再只是五光十色的绚丽。他说，五彩缤纷的爱不带理论性的色调也并不是空想。

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上帝在通过各种方式与人相遇，他将这种相遇归为三层境界：1、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2、与人相关联的人生；3、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同时他认为，灵魂与灵魂之间相撞击的爱情最能体现这种上帝与人之间相遇的情景。

在表现和贝拉的幸福生活中，在表现恋人之间忘我的恋爱氛围中，夏加尔将这种灵魂之间的撞击表现得格外充分。画中的他们经常以飞翔的姿态出现，在天地万物之间，两个充满盛情的灵魂相遇、相碰撞，此时他们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大地、天空、月亮仿佛能分享和体验这种相遇的快乐和激情地撞击。

美丽的妻子贝拉不仅是夏加尔画不尽的题材，还是他的艺评人。夏加尔在自传中说：“不听她说一声‘好’或‘不行’，我都不会结束任何一幅油画或版画。”

与父亲为工人、母亲为主妇的夏加尔相比，身为珠宝商女儿的贝拉出身高贵、富有教养，熟知欧洲古典主义绘画、戏剧和诗歌，在莫斯科受过良好的教育。夏加尔受委托绘制巴黎歌剧院天顶画时，贝拉还和他合力完成舞台设计、制作戏服。

贝拉的亲友对她和夏加尔的婚姻并不看好，在他们看来，画家这一职业根本没有养家的能力。但贝拉性格坚毅，坚持自我，经常为拮据的夏加尔送去丰富的食物和画画的材料，而这一切都开始在夏加尔成名之前。夏加尔在巴黎闯荡的4年里，贝拉一直在等待。

在成婚后的30年里，她和他从不分离，志同道合、感情融洽，即便在十月革命之后，贝拉家族的财产被抢掠一空，他们一度一无所有，贝拉依然保持着必胜的奋斗精神和细腻的鉴赏力。于夏加尔而言，他很幸运地遇到一位目光敏锐、睿智、知他甚深的妻子。十月革命发生时，夏加尔已在法国成名，鉴于他的声望，苏维埃政府任命他为维捷布斯克省美术委员，并邀请他担任维捷布斯克美术学院院长。夏加尔被当时的社会氛围冲昏头脑，但贝拉清楚地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只适合专注于艺术，而不善于行政，所以她极力反对夏加尔涉足政治，为他抛弃作画而伤心哭泣，警告他“一切都会以失败和屈辱告终”。

果不其然，夏加尔对当时俄罗斯艺术界的主义之争无法理解，对复杂的人事关系也不知所措，昔日曾仰慕他的朋友、学生背叛他、谩骂他，同行也排挤他。在俄罗斯饱受煎熬的5年灼烤着他的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夏加尔对他这5年不无后悔，“妻子总是对的，我什么时候才学会听她的话呢？”

为坚持个性，对当时俄罗斯艺术界深感失望的夏加尔与贝拉举家经柏林赴巴黎。也正是在那一年，夏加尔完成了自传《我的生活》，他在最后黯然写道：“或许，我的俄罗斯会在欧洲之后爱上我。”——让人欣慰的是，这个愿望在多年后实现了。



缘于他对故乡的怀恋，夏加尔不懈地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描绘家乡的风土人情。过去的磨难无损夏加尔创作的热情，因他创作的宗旨从未改变。就像1946年夏加尔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时所说：“我对各种困难都无所畏惧，因为我内心始终怀着对人类的爱和守望。在我的生命中，恰如画家的调色板上一般，有着对人生和艺术的唯一的色彩，那就是爱的色彩。”

二战时期，反犹太的法国维希政府促使夏加尔离开，适逢纽约现代美术馆发出邀请，夏加尔一家遂前往美国躲避战祸。比起许许多多的犹太同胞，夏加尔逃过一劫已属幸运。然而不幸的是，贝拉这时患上了肺病，当时抗生素都运去了战场，夏加尔在市面上无法买到，贝拉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逝，终年57岁。夏加尔余生一直很自责，反复地说如果有抗生素，贝拉就不会死。

夏加尔和贝拉从一见钟情到长相厮守，与众多著名的画家相比，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可谓难得的美满。夏加尔几乎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给了他挚爱的妻子。在失去贝拉的日子里，夏加尔悲痛欲绝，几乎无法工作，很长时间无法画画。

“我眼前顿时一片漆黑”，“这些年她的爱充实了我的艺术。”后来，他画了《婚礼之光》、《永伴在她身旁》悼念贝拉。他还将贝拉的散文集《点燃之光》出版，贝拉的文笔并不出色，因为她把所有的智慧都献给了丈夫，但在夏加尔眼里：“她怎么生活、怎么爱，就怎么写……她的遣词造句像是画布上的一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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