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桂林米粉是我一肚子的乡愁

“我回桂林时，早餐去找米粉吃，中午吃米粉，夜晚吃米粉，消夜又跑出去吃，一天吃三四次！”...

白先勇先生是前国民党将军白崇禧的第五个儿子，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桂林。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白先勇的童年便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度过的。1944年，长沙大火后湘桂大撤退，白先勇跟随家人离开桂林辗转到了重庆。此后，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生活了几年，1949年后迁居台湾。此一去便是半个世纪。懂得中国当代文学概况的人，一定会懂得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地位。白先勇上中学时便喜欢文学，但五十年代的台湾，严重地重理轻文，父亲希望他成为水利专家，于是他便上了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可是，白先勇对水利专业不感兴趣，脑海里常常映现着长辈和家人对他讲的那些有板有眼的故事。他梦想当一个作家，把这些故事演绎得更精彩。1958年，白先勇21岁时，便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金大奶奶》发表后在台湾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对白先勇的处女作很是推崇。在白先勇记忆里，总是在不断地搬家，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在一所学校与同学们还没熟起来就转到另一所学校。幼年开始不断漂泊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奠定了“失落”与“悲怆”的底调。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他的兴趣爱好，甚至语言和思维，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水宝地，离不开桂林人这个勤劳智慧的人群。白先勇的一生，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那便是对桂林故土的眷恋。在他笔下平凡的生活中，总有漂泊打下的乡愁烙印与浓郁厚重的历史感。白先勇说：“很多人问过我——你的故乡到底在哪？我说，我地理上生长的故乡在桂林。”

白先勇发表了一系列怀旧题材的作品，他那脍灸人口的《玉卿嫂》、《花桥荣记》中，就有不少桂林人和事的影子。据白先勇说，他父亲白崇禧以前打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熬卤水做冒热米粉吃。白家四十年代末在南京、上海生活，还常常请人做桂林米粉吃，后来到了台北，很少能吃到桂林米粉，白先勇很是怀念这种特殊的地方风味。他的小说《花桥荣记》即以家乡桂林为背景，讲述一群流落台北的广西人的思乡之情。故事中多处写到桂林米粉，给人暖暖回味的感觉。从一口米粉，品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还运用了许多桂林方言来回味街坊邻里间的往事，例如“蚂拐车”、“鸡猫鬼叫”等等，桂林方言在他的怀旧小说中灵活而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这些片段，字里行间透射出作者掩饰不住的思乡怀旧之情。白先勇虽然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12岁时就去了台湾，25岁去了美国，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正宗。白先勇1944年离开桂林后，无论到重庆，还是在南京、上海、台北，家里人都说的是桂林话。连家里的佣人，也都是桂林人。那种奇妙的桂林话韵味，在白先勇骨子里生了根。把“鞋”子说成“hai”子，把“去”说成“ke”，将“一直”说成“麻直”，叫小孩为“把爷”，实在别具一格。据白先勇说，他在写作、看报时，心里默念的也是桂林话。白先勇不仅能说一口正宗流利的桂林话，还酷爱桂林米粉。白先勇笑言：“我回桂林时，早餐去找米粉吃，中午吃米粉，夜晚吃米粉，消夜又跑出去吃，一天吃三四次！”1993年9月，应广西政协之邀，白先勇第一次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故乡桂林。如同一只久离家园的归燕，他感到故乡的万事万物是那么亲切，魂牵梦绕的人事情景，让他超常地兴奋，见餐厅服务员就问“有没有桂林冒热米粉”，盛赞桂林米粉为“天下第一味”。

2000年元月，白先勇再次回到桂林，有记者陪他在花桥头一家米粉店吃米粉。记者回忆，白先勇吃米粉，那动作也是“训之有素”的。尽管米粉堆得高，那双筷子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打翻而不让佐料掉出来。这大概是桂林人的饮食本事。2012年5月22日至26日，白先勇应邀回到家乡桂林，参加广西师范大学主办的“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学术研讨会。此次，是白先勇第五次回到家乡。他表示每次回来，“所有的记忆也回来了”。走在桂林市中心的街道上，白先勇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是十字路，那是他小时候常走去上学的路。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白先勇一连说出了六七个桂林街道、山峰的名字。“桂林的山山水水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白先勇坦言，那是一种潜意识，他认为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在美国住的地方也是依山傍水，跟桂林有几分相似，但旅居海外40多年，白先勇却直言，在那里没有很浓厚的家乡感情，“那到底是异国，到底是异地。”在故乡，白先勇又吃起了最爱的米粉，一天三顿，且每次都吃五两。他说，这种乡愁是与生俱来的，“再多我也吃不饱，我一肚子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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