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与亮｜端、歙砚石孰高下

制砚取材，首重端、歙，自唐迄今，无不皆然。两地所产佳石，琢而为砚，俱是研墨之利器，而由于石质各不相同，发墨固有微妙差异...



文/ 梁显姿

制砚取材，首重端、歙，自唐迄今，无不皆然。两地所产佳石，琢而为砚，俱是研墨之利器，而由于石质各不相同，发墨固有微妙差异，在此先暂时不谈。而自端、歙二石流行于天下，好事者每喜于二者之间再分伯仲，譬如公瑾与孔明，各怀奇才，为时人所重，然后人论起瑜亮，又总好自分长短，说起来，都不过是人之常情。

笔者有些工于书画的朋友，案上紫方馆内，或端或歙，而说起心得，也各有一套，但有趣的是，世居岭南者，只谓端好，外江来客，偏称歙佳，这里头，多少有些乡情作祟。

清人徐毅《歙砚辑考》附有辨歙端之法，说将端歙并置案上，“以一器注水研之，计其数，孰少孰多，则发墨之利钝可见。”此法看似简单，果如其言，古今之人辨砚就不至于各执一词，皆有说法。实际上，歙石、端石，不过是种泛称，实际开采中石材是千差万别，一坑之内已多作区分，遑论新坑旧坑以及不同时期开采所造成的差别了。

所以梳耙砚史，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于端歙高下的评价，并非在于端歙砚石本身存在绝对优劣，而是和整个时代审美取向以及砚石开采行业的兴衰有关。

歙砚产于古歙州龙尾山，端砚出自端州羚羊峡。后者在唐代便有“端州紫”之目，“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刘禹锡诗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歙石作砚相传发迹于开元年间，然其名著于南唐之时。后主以龙尾山下溪涧砚石为天下冠，发夫采伐，从此而后，遂使龙尾佳石与端州齐名。

到了宋代，是歙砚最辉煌的时代，多可见歙在端上的评价，如欧阳修说：“龙尾以深溪为上，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范成大说龙尾刷丝为“天下砚石第一”，“端石绝品，犹不能大胜刷丝”。这些只言片语，时常被历代砚谱引用，且出名家之口，遂成为歙胜于端的最好证据。

实际上，古人这些经验感觉既非有意偏袒，歙胜于端的印象恰恰与二者砚材的开采数量有关。端砚古坑在宋代一度开采滞后，米芾《砚史》记载了端溪下岩采得佳石十分艰巨，由于“四时水浸”，要“取水月余，方及石”，极费人力，所以“近年无复有闻”，上贡朝廷也是水上之岩，瑕疵多而拒墨，如苏东坡所言“端石非下岩者，宜笔而退墨”，宋代不仅曾经一度免除端州贡砚，包拯、周敦颐任官岭南，也以不取端砚而引为佳话。就连南宋高宗御藏端砚，也仅一块“略无点缀”，聊算称意。

相反，歙砚在北宋得到极大开发，景佑年间，南唐砚坑重新被发现，歙州太守钱先芝于是主持将河水改道，令砚坑出水，得以大规模开采。其后太守王君玉等继行其事，所获亦丰。著名的水舷坑、水蕨坑、眉子坑等亦在这段时间开发出来。黄庭坚曾亲临龙尾山，目睹“居民山下百餘家”的繁荣景象，其中百方砚台能出三四方精品——“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湿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南宋以来，歙、端地位又有微妙升降。由于歙砚龙尾老坑逐渐枯竭，洪适《歙砚谱》所谓“故坑无有石出”，而所谓龙尾，係出于支脉。至范成大著《婺源砚谱》时，“其穴已塞数年”，于是感慨世人罕见精品，“遂以端石为贵”。叶梦得《避暑录》也称：“歙砚久无良材，罗纹、眉子不复见，龙尾石拒墨。欧阳公推歙石在端石上，世不然之。”可见人们对端歙高下问题，十分受到某时期采石成品的影响，作为最终使用者，很容易直观地将二者简单比较，得出结论。

歙砚再度开采的记录是在元代，此后停采长达五百年之久，至到乾隆四十二年才再度恢复。而端砚在明代却是别开生面，永乐初年水岩西洞重开，成化年间重开水岩，崇祯年间更大规模解禁。有明一代，各处新坑口更是不断被开发出来。

到了清代，开坑采石更为频繁，远逾前代。直到二十世纪末，所有老坑坑口才因枯竭而封闭。故在数百年间，经过历代文人品题雕饰，形成了端砚为文房独尊的局面，影响甚至远逮东瀛。清人关于端砚的谱录尤为丰富，相形之下，歙砚则相形见拙。歙砚即使重新开采，但老坑之料十分难得，一般可见大多为砚山其他地方的代替品，流入市场，自然难与端砚匹敌。

但反过来说，歙砚正因为砚石枯竭，真正龙尾老坑所余的凤毛麟角才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若使用辨砚之法以试端歙，结果与古人说不符时，可知并非古人之过，而是手头砚石名同端歙，但已非古人当时所见那方。唐人所见紫端石，非宋人所见水岩，亦不同明清所见之老坑。故端歙之高下，实际不在砚石，而在于所得石质如何，而自己又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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