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高考试题是什么样子的啊？

 

导读

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就结束了，大伙儿终于可以浪起来了，趁着成绩还没出来，好好放松一下，今年的高考题目，让互动君也醉了，咱安徽娃也赶上了全国卷，只是这个作文~~~，额，互动君也就笑笑，希望各位童鞋好运，金榜题名。

互动君今天和小伙伴们分享的话题是，“你知道民国时期的高考试题是什么样的吗？”如果有兴趣，一起来看看。

民国年间的大学一般都是独立招生，与今天的自主招生有些相像，这种情况下，各大学都是自主命题，所以当时的高考试题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试题并不难，但其中有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

“孙行者”大家都熟悉，可让大伙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中学生了。

据说后来只有三人答对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孙”对“胡”(狲)，“行”对“适”，“者”对“之”，答案用的是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题者的意料。

这道怪题的“始作俑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国学导师。

当时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还都以为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好友胡适。

其实陈寅恪拟定的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学者)和“祖冲之”，也确实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陈寅恪如此出题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社会舆论对于这种考试方式却不是十分理解，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此举是有意复古开倒车，甚至还有人将这次考试当作笑谈，所以以后“对对子”这种考试形式再没有应用，更没有推广。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

山东诸城籍考生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

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

青岛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录入青大。

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为主考老师欣赏，今天看来，闻一多这次破格录取臧克家，多少也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1946年西南联大北返，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其国文试题可以说是简单至极，让人看了有不可思议之感。

题目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

二是解释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看着这些当年的老试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感慨良久，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考试题目相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

众所周知，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期大多学者文人的道德文章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之所以如此，我想这与当时那种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