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哈特·克蘭是一個獻祭的詩人

克蘭的性愛求索是如此公然和悲慘，以至於引來從“同性戀詩學”的立場對它的分析，這在我看來相當多餘，且註定要失敗。...






▎為哈特·克蘭百年紀念而作的序言（Ⅰ）

他有理性，像所有哲學家和詩人所擁有的：但他還擁有，他們所沒有的，——這種強烈地想使他的詩歌與世界表像相和解的調停意識，以及架設一座從城市的街道到亞特蘭蒂斯的橋樑。

——愛默生評價柏拉圖

我生於1930年，是年哈特·克蘭出版了《橋》（The Bridge），我總是會帶著對克蘭想像性史詩的沉思回想起我出生的這年。這樣開頭，是因為我對克蘭詩歌的早年（以及持續）熱愛在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其他批評家和詩人中都是典型的。我1940年開始閱讀克蘭，不停地從布朗克斯區公共圖書館的梅爾羅斯分部續借《詩選》，只有當姐姐把這本書作為我12歲生日禮物送給我時我才還了它。它是我擁有的第一本書，現在還在我身邊。克蘭的詩歌一直是我的試金石，並繼續存在於充盈的想像性美國文學理解力的中心。他的美國前輩是愛默生，惠特曼，艾米莉·迪金森，華萊士·史蒂文斯，和（風格上的，而非想像力的）T.S.艾略特。如果你把克蘭本人加進那個序列，那麼你可能得到了（再加上羅伯特·弗羅斯特）主要美國詩人名單，按我的判斷。

這篇序言的寫作時間是1999年8—10月間，在哈羅德·哈特·克蘭於1899年7月21日出生於俄亥俄州的加勒茨維爾之後一百年。克蘭在1932年4月27日，33歲生日之前的三個月死於海上，顯然是自殺。人們會想起雪萊，在29歲時溺水而亡（明顯是意外），還有濟慈，被肺結核吞沒於26歲之前。克蘭的詩歌天賦位於他們的重要性等級中，甚至超過惠特曼，迪金森，艾略特，弗羅斯特，史蒂文斯。所有這些人，如果死在32歲，都會被截去最高成就。克蘭詩歌的成熟作品——《斷塔》和一些最後片斷等，在卓越性方面能夠超過我們國家傳統中的任何其他作品。

克蘭是一個深具難度的詩人，運用極具張力的隱喻和典故。他的特徵性隱喻邏輯結合了其超驗渴望和高度祈願的風格，予人一種有時拒絕鬆開的緊實的密度感。他的“修辭法”或曰語詞的自我意識是驚人的，且表明了和克·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傑·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以及和艾略特的親緣關係。除去克蘭的酒神精神人格和俄耳甫斯式的厄運渴望，按其手稿所示，他是一個自己作品的強迫性的修訂主義者。一個品達式的慶典司祭，克蘭是一個審慎精微的藝術家，像美國詩歌所能夠提供的極致。這可提供悖論效果：《橋》，儘管非常多元，卻常常是一曲酒神頌歌，沿著狂喜的聲音瀑布運帶著讀者。並非總是情欲的狂喜彌漫於克蘭的詩中。他是一個狂想曲詩人，像寫作《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的雪萊。如果你閱讀愛默生激發了惠特曼靈感的散文《論詩人》，你更可能想到克蘭而不是惠特曼。愛默生雄辯地預言的美國俄爾甫斯式詩人，為克蘭所實現。

然而克蘭是他這一代中的異數，他這一代詩人為詩人批評家伊·溫特斯（Yvor Winters）、艾·泰特（Allen Tate）、理·布萊克默（Richard P. Blackmur），馬·考利（Malcolm Cowley）所環繞。與他們中的每一位討論完克蘭，我發現自己總是陷於悲哀，因為他們對其成就富於感情的誤讀。在他這一代中他與肯·伯克（Kenneth Burke）的關係最深切，伯克對我評述過，很大程度上是在詩人死後他對克蘭的作品才達到了充分同情共感的理解。艾略特、龐德的時代對克蘭不是一個仁慈的環境，一個高浪漫派詩人處身高現代主義和艾略特派新批評中，後者判定要與任何一種浪漫主義情感相“分離”。而克蘭，有將思想、情緒、感覺熔並的一體化情感，這經艾略特的檢測被分為了數個心理要素之後，被認為是危險的。事實上，這一批評視域在成為艾略特的之前是沃·佩特（Walter Pater）的。

還不到17歲，克蘭就已經用他特有的方式寫作了；很明顯他幾乎如他日後所發展的那樣展露了自己。天資是一種對還原分析的神秘抗拒，無論是社會生物學的、心理學的還是歷史的分析。像彌爾頓、蒲伯、鄧尼生一樣，年輕的克蘭在成為少年之前就已是一個獻祭了的詩人。而一個像20世紀最後30年的時代則幾乎不知道是什麼造就了詩人，像哈特·克蘭這樣的詩人，無論怎樣都沒有任何政治興趣。克蘭的氣質與雪萊相似；《阿多尼斯》中祈願的內驅力迴響在《亞特蘭蒂斯》（“Atlantis”）裡，構成了這一除了第一節外的《橋》的結局部分。然而雪萊的政治既是實用主義的也是柏拉圖式的。克蘭則有一個個人得多的規劃，重建惠特曼的：熔合美國神話與實現了的同性愛。克蘭的性愛求索是如此公然和悲慘，以至於引來從“同性戀詩學”的立場對它的分析，這在我看來相當多餘，且註定要失敗。持那一信條的批評家用尖酸刻薄的手藝無能地重複著克蘭所傳達的東西。

作為一名自稱的尼采哲學信徒，克蘭更新了品達式的“對抗”（agon）幻象，詩歌精神必定在鬥爭中展露自身。著迷於史蒂文斯的藝術技巧，克蘭與同等的浪漫主義的史蒂文斯沒有爭執。艾略特的《荒原》，從它出現的那一刻起，就是克蘭不可避免的對手。在克蘭反對艾略特的鬥爭中，有著克蘭可能沒有意識到的反諷意味。克蘭是公開的惠特曼信徒，但是《橋》卻與惠特曼的任何一首主要詩作，甚至《擺過布魯克林渡口》都沒有緊密的關聯，而《荒原》卻與《最近紫丁香在前院開放時》這一艾略特的隱秘範例確乎相關。艾略特從惠特曼那裡取來紫丁香，隱士般的畫眉鳥，母親悲悼的喃喃低語，放棄配偶或兩性存在的自我沉溺，甚至三人同行沿街走向一個含糊救世主的圖景。

惠特曼，美國詩人中的最精微、最隱秘者，實際上在艾略特和史蒂文斯而非克蘭中有更多的真實（雖是隱蔽的）臨在。儘管克蘭想方設法地肯定惠特曼反對艾略特，但是挽歌的、陰性的惠特曼，他的“真實我”（Real Me）或“我自己”（Me Myself），卻是彌漫在艾略特和史蒂文斯中。喚起克蘭的更愛默生化的惠特曼是危險的，像在《橋》中的《哈特拉斯角》（“Cape Hatteras”）部分所顯示的。克蘭的“隱喻邏輯”，其聯想修辭，全然不是惠特曼信徒的。在艾略特風格陰影籠罩下，克蘭通過返回作為主要美國先輩的迪金森，和返回作為英語前驅的馬洛、布萊克贏得了自主權。史蒂文斯的《風琴》幫助年輕的克蘭抵擋住了艾略特，但那以後史蒂文斯遭遇了詩歌沉寂，直到《秩序的觀念》出版，這已是早亡的克蘭身後事了。

《荒原》（1922），從未離開過艾·泰特的詩，也阻礙著羅·潘·沃倫（Robert Pann Warren）在《化身》（1968）之前找到自己的聲音，而它最強的矛盾影響體現在了克蘭從1922年到1932年的所有作品中，1932年克蘭的生活和事業被交相摧毀。如今被如此荒謬譏嘲的經典化，既不是諸流派學術雜誌的工作，甚至也不是少數強力批評家，如伯克和威·燕卜蓀（William Empson）的工作。經典化的反諷在於它始終是雖遲來但仍欲競爭的作為後來者的強力詩人、小說家、短篇小說家和劇作家的勞作。作為一個史蒂文斯信徒，我愉快地贊同他對（艾略特）Ⅹ諸詩的酷評——“他們沒能成功顯形/有點難以看見。”但是在持續了一生的不喜歡艾略特之文學和“文化”批評之後，我不得不向《荒原》屈服，因為哈特·克蘭亦曾如此，雖然他是走向了與該詩作戰。《橋》（1930）的榮耀在於它是對《荒原》感情矛盾的作戰，若非此克蘭將不會是他所成為的奇跡。我極不情願這樣說，因為自孩提時起我便一直熱愛克蘭、布萊克、雪萊，而始終無盡地討厭艾略特，即使當我身不由己地記住了他的每一行詩。我認為我對《荒原》的矛盾感情是從克蘭那裡繼承來的必要遺產，這亦是一個源自伯克的認識，他從大約1973年起任我的指導老師（和沃·埃文斯[Walker Evans]、考利一道），是我和克蘭之間的聯繫之一，畢竟當我最熱愛的詩人辭世之時我才兩歲。始終性情溫和而敏銳的伯克教我去問：作為一個人的詩人（或批評家），通過寫她的詩或隨筆，想要為她自己做些什麼？從了不起的伯克那裡偏離出來，我試圖將該語重新措辭一下：作為一個詩人或批評家的詩人（或批評家），通過創作她的詩或隨筆，想要為她自己做些什麼？在創作《橋》的七年競賽（1923—1930）中，克蘭為作為詩人的自己所設法做到的不少於萬事萬物，因此緊密相關的是作為一個人倖存了下來。燕卜蓀有一次對我說，他對克蘭有一個後期轉變，因為只有克蘭顯示了有多少詩歌變得毫無意義，只是一個想要存活的抵死掙扎。我將此讀作克蘭加之於《橋》（和最後加在《斷塔》）上的孤注一擲——如果他們顯示了他仍能在他身上賦形於精神，則他就會繼續存活。而如果沒能，沒能……

克蘭始終遭受著血親關係分離的詛咒，從未能和某個單一的性愛夥伴安定下來，因此他尋找他這一代中的每一個水手。但我懷疑——在讀了克蘭最好的傳記作者保·瑪麗安娜（Paul Mariani）所寫之書後——一個愉快的家庭生活，甚至一份穩定的收入，就能夠拯救克蘭。本就沒有絲毫妥協的天性，像一個新的拜倫或雪萊，克蘭是“絕對”的朝聖者。他尋求的是最高地位的競爭，反對艾略特，以加入惠特曼、迪金森、麥爾維爾居於其中的美國萬神殿。像我這樣在60年的時光裡閱讀了所有的克蘭詩作之後，沒誰會忽略掉“崇高”的重音，忽略掉尼采式的追求最重要位置的強調。因為克蘭，用他非教堂的方式，是一個偉大的宗教詩人，一個雪萊式的為“異在的上帝”唱讚美詩的神話製造者，超越的音調縈繞在《橋》和《斷塔》，甚至《為浮士德和海倫的婚姻》（“For the Marriage of Faustus and Helen”）及《航行》（“Voyages”）的性愛狂喜和悲痛中。克蘭曾遇到過洛爾迦一次，但他在方法上更多是路·塞爾努達（Luis Cernuda）的，我懷疑他並不知曉後者的詩。克蘭最深的西班牙親緣關係可以進一步回溯到路·德·萊昂（Luis de Leon）和胡安·克魯斯（Juande la Cruz），後者《靈魂的暗夜》在克蘭的非凡祈禱詞《序詩：致布魯克林橋》（“Proem: To Brooklyn Bridge”）中找到了它的兄弟。（待續）

作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年7月11日出生於紐約，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耶魯學派”批評家、文學理論家。曾執教于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等知名高校。

譯者：趙四

題圖：The boys on the grass，Ilya Repin 繪

■ 選自《當代國際詩壇⑥》，作家出版社。■ 回覆“目錄”可獲取往期推送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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