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长谈｜文物修复中的“工匠精神”

匠人之所以称之为“匠”，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某种娴熟的技能，但这个技能可以通过时间的累积“熟能生巧”，蕴藏在技能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匠人之所以称之为“匠”，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某种娴熟的技能，但这个技能可以通过时间的累积“熟能生巧”，蕴藏在技能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对于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来说，在这些技术层面的“手艺”之上的，实际上是对文物，对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敬畏”。在修复师看来，每一件文物都承载了千百年前艺术家或匠师的心血和智慧，是古人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能够历经千百年流传至今更是不易，所以修复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作为修复师，对待工作要有细心、耐心、责任心，也会不由自主地追求更高层次的信仰，也就是对待文物和手艺的那份“虔敬之心”。

由于年代久远、保管条件和修复力量有限等原因，故宫博物院藏180万余件文物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抢救性修复和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这不是一代修复师能够完成的，是一代又一代修复师永远都在进行的事业。文物的珍贵、修复的重任，给了故宫文物修复师巨大而无形的压力，因此，他们往往都有这样的感受：“故宫里珍藏的都是宝贝，每接到一件受损文物，内心都充满敬畏，甚至害怕。”钟表修复师王津

王津是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作为300多年间故宫唯一没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钟表修复技艺2014年年底入选全国第四批“非遗”名录。



三十多年来，王津沿着师承之路，经过了系统的严格技能培训,逐渐熟练掌握了古钟表的除锈、锉削、栽尖、补齿、装配等多项专业修复技术。不仅承继了师傅的精湛技艺，而且也成为古钟表修复与保护的技术骨干，最终成为了古钟表修复界的知名修复专家。三十多年间，他修复了各类文物钟表两百余件，包括极为复杂的瑞士魔术人钟、英国象拉战车钟等。

“现在，确实比过去‘热’了。”身处社会关注的热度中心，王津却像一个保持常态的绝缘体，日复一日潜心同样的事。那可是几辈子都修不完的古钟啊，工艺繁复，且要利用老材料、按照老技法“修旧如旧”，如此一来，一年修不了几件，甚至几年都修不好一件。他打磨着那些齿轮，也打磨着自己的心性。

王津说，要干这一行，除了必要的学历以外，还是需要一些天赋的，比如动手能力强，悟性高，眼神儿好，喜欢啃硬骨头。但王津更看重的，是“做人”：“一要心静，没有安静、宁静的心，你干不了这个；二要心净，要甘于寂寞，抵制诱惑。别长一点儿本事，就琢磨着去拍卖行做鉴定师。故宫到处都是宝贝，就像是印钞厂，你每天见人民币，对钱还有什么欲望？再者说，修复的东西就像是你养大的小孩，你能放下就走吗？”

修复与保护文物钟表的过程非常复杂，经过多年传承的总结与完善，王津和徒弟将修复过程大概总结为九个步骤：提取文物、除尘、检查并制定修复计划、拆卸和清洗、机芯零部件的修复、组装与调试、维护保养、拍照并细致填写修复报告、退库保存。主要修复步骤均需拍照存档。

在进行修复工作的同时，王津还研究解决古钟表、仪器、古代机械玩具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尤其是钟表在解决了走时、打刻、打点、打乐等许多问题外,还先后解决了机械表演方面的疑难问题，如机械人的前行与后退，头部的转向和点头，眼皮的抬起与落下，嘴巴的张开与闭合，仙人的前行与跪拜，人物的攀杠与旋转，打扇与倒立，水法旋转，船只航行，还有门的开关，塔的升降，敲锣打鼓，战车行进，杂技变术等复杂的机械传动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铜镀金象驮水法塔式音乐钟”的修复中，遇到了象鼻卷起时与象牙碰撞的问题。经过多次拆装机芯,反复调试思考，根据象鼻机械结构特点断定，象鼻卷曲到位后再转向，经调整下压凸轮，达到原设计位置，分度盘整好转向60度，每次运行都相同时，鼻子卷曲不再与象牙碰撞。

“故宫画医”徐建华

徐建华，1951年出生，1974年进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裱画组工作。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的第二代，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参与修复《清明上河图》、《游春图》、《五牛图》、《湘乡小景》等国宝级古代画卷，被称为“故宫画医”。由于师傅少徒弟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徐建华先生仍然每天来到故宫博物院，为年轻人传授技艺。

“要‘讲究’，不要‘将就’”。这是故宫书画修复专家徐建华先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跟随老师学习，徐建华最先学会的就是敬畏。“故宫修复的书画，都是孤品、绝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他至今记得，师傅杨文彬每次接到修复任务，就紧张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主要是为了预判施工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湿水后会不会掉色，揭裱后画心会出现什么状况，补配的绢、纸应该用什么样的。”







在徐建华的眼中，书画的装裱与修复，亦大亦小，亦浅亦深。所谓“大”，如明人周嘉胄所言，“古迹重裱，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你能说书画重新装裱不重要吗？”所谓“小”，像冲调浆糊的水温，也要随着四季的不同而变化。“浆糊生了或熟过了，都不好用。这些细节往往决定最后工作的成败，因此要从小处着手。”徐建华深有感触地谈到。所谓“浅”，徐建华觉得装裱的程序按部就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并不难学会。而所谓“深”，则是在书画装裱之中，包含了许多和书画鉴定相关的知识。“装裱需要判定作品所用纸张，宋以前用麻纸，宋以后用皮纸，从侧面看发亮的则是竹纸。以手卷为例，为保护画心上下所留出的绢边，宋代时比较窄，清代时比较宽，这些装裱样式可以作为鉴定书画年代的依据。”无论什么样式装裱材料,拿到徐建华手里,年代都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有些卷轴,不用打开,他就可以判断是哪个地区装裱的,什么时代装裱的。这独门绝技让同行业的修复师望尘莫及。人们常说，什么是功夫？功夫就是时间。没有几十个春秋经验的积累，达不到这样的造诣。

作为书画装裱修复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徐建华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近年来，他开始着力培养新人。“一年可能带一两个学生，从长远看，带出有年龄梯次的一支队伍。”徐建华说：“这项技艺的传承，也不能局限在故宫。我们也开始为其他地区的博物馆培训相关人员，甚至日本、韩国也有人到这里学习。”徐建华希望，通过这门技艺的传承，最终能让民族的优秀文化历久弥新。同样，文物修复这门古老而又鲜活的职业也不会因为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它们却因人的手工操作的不可替代性，更加凸显出了它的价值——因为修复师们是像徐建华一样有情怀有信念，满怀虔敬之心的匠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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