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出版 ∣ 艺为人生 是这样的人生

 

《艺为人生》正式出版...



与《艺为人生》这本书的结缘,始于2010年,当国家画院的研究员张晨先生把厚厚一摞图文并茂的稿子交来的时候,我立刻感到了这份稿子厚重的价值,一股严谨而朴素、精彩而恒久的清新之风扑面而来。



1930年代国立中央大学美术专业学生合影
发起这一出版主题的张晨先生,是入集本书的著名美术史家张安治先生之子,肩负来自父辈对于美术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加之其本人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与创作的扎实研究及独特人脉,使本书的编纂成为可能。时间跨越六年,张晨先生在“徐悲鸿的学生艺术文献集”的基础上,不断继续扩充,上溯源头,梳理支脉,突破了徐悲鸿学生的范围,将视野扩展至1928—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系美术专业的学生们。


1940年代中大美术系师生合照于重庆。
前排左起:傅抱石、徐悲鸿、黄显之、
陈之佛、许士骐、费城武
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相较于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北平国立艺专和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院)的前身杭州艺专而言,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科系因历史变迁频繁复杂,各科系今天早已划入不同的院校中,其实体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作为中国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重要起点之一,国立中央大学开启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先声,对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研究现状与其历史地位并不相符,亟待成果。


《祖国要保育没有妈妈的孩子》,郁风,1938年


《拿烟袋的老农民》,冯法祀,1951年


张晨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畏艰难,爬梳钩沉,因研究徐悲鸿师生进而拓展至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教育,试图部分复原漫漶模糊的历史,完成由“点”及“面”的扩展。尽管这个“面”是由九十二位中大学生,(据统计,1928—1949中大毕业美术专业学生约300余人)九十二个点组成,但这九十二种人生所构成的材料,已经大致描述出中大艺术科系美术教学及创作的宝贵历史真面了。这无疑,填补了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自画像》,张蒨英,1936年


《持烟斗的自画像》,孙宗慰,1944年


书中以个人年表为主线,以各类文献资料、照片为主体,用全面而丰富的客观材料来呈现每位入集者的艺术人生。材料本身就会说话,事实上,在阅读这本书时,因为材料的丰富而体现出入集者的人格及精神世界是非常立体而鲜明的,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新中国时期,我时常被他们的经历和作为、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艺术追求而泪湿双目。他们对艺术的追求是那么的纯粹,对生活是那样的认真,对祖国和人民是那样的热爱!即便是遭遇种种不幸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一如茁壮的芳草鲜花,在春风吹来时,便会绽放醉人芳香。


《齐白石像》,黄养辉,1956年


《绍兴水巷》,宗其香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大批胸怀社会理想并以“优美雄厚民族性”为艺术追求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们,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时期的美术教育及创作才会呈现出那样宽厚、生动、质朴的面貌。不为名利,不为市场,不为金钱的艺术,与生活和现实密切结合的艺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艺术!

彰往而知来,了解历史,未来正在发生,端正衣帽和容颜,也端正一颗艺术之心,这就是本书的出版初衷。


《六朝松》,张安治
本文献集收入92位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科系学生的宝贵资料,包括肖像、简介、年表、历史照片、作品图片和文献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立中央大学美术专业的教育状况,个人生活、工作,艺术经历与成绩。文献材料包括留影、手稿、自篆刻印章、美术设计、师友赠画、名人题词、通信、成绩表、学籍表、证件、画展目录、书影等等,均为来源于入选者本人或家属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大量照片、作品或文献为首次面世。








    关注 微故宫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 个评论

要回复文章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