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童年二胡

我为什么写《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

我盼望在这里，每个孩子的童年都能够完好无损，我但愿童年的故事永远永远都讲不完。...

作家屠格涅夫晚年在巴黎曾这样写道：“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思念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托马斯曼为躲避纳粹迫害寓居美国，他说“我喜欢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的话，我还是宁可死在瑞士。”因为瑞士有德语区。

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不可能超出中国而写作，尤其是童年的经验，更是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对我来说，那就是无论走多远，总是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回到我灵魂的故乡。

小时候，爸爸工作繁忙，每周都要值班。那个夜晚，妈妈总是从她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点儿钱，在“大三元”买一只小小的、添了红绿瓜丝的奶油蛋糕，我们俩一起在床边的板凳上喝茶吃点心。虽然她在车床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女儿却永远有可以盼望的蛋糕之夜。

稍大一点，又记得寒冬腊月，招待许多客人来吃饭。长得那么好看的妈妈却在地上铺开报纸，不是用把钝斧子猛劈一条猪腿，就是用菜刀给大青鱼刮鳞，忙完了上灶，于是一盆盆的美味端上了桌。妈妈端菜的手，却总是通红的、还肿得有点透明了。

妈妈童年住在大学的院子里，隔壁是一位拉二胡的先生，所以她自幼喜爱这门艺术。可是因为时代原因，她13岁就下乡了，住进了一间天井临时搭起的草屋，这一住就是8年，每晚听着旁边阴沟潺潺的水声，她常常梦见自己回到北京东路的樱花树下，穿着紫色的裙子，抱着她向往的乐器。回城后她紧张地学习考证，又把时间给了我，始终与二胡失之交臂。妈妈现在终于有时间沉迷在二胡的乐声中了，总是哼唱着，认真地写着谱子，有时候我推门探头，她也浑然不觉。

我所要做的，无非是把父母给我留下的人生记忆和美的教育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给我讲过的故事以另一种方式再讲一遍，如此而已。

写作《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的初衷是，我想把爸爸妈妈失去的时间还给他们。

人的一辈子，梦幻般的童年只有一次，无论为了什么原因过早地走进成年人的世界，挑起生活的重担，都是可悲的。就像文中的父亲，他为了赶上下乡的公交车没有听完故事，就始终也无法对女儿说出故事的结尾，而这份悲哀，又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下一代的血液。

不过，我无力负担那份沉重，只能以一个女儿的角度，以一种轻松的、童话般的口吻去诉说，去达成小说中的“我”与布若（是我本身，亦是父亲的倒影）的沟通，期望能以我的文字达成一种对缺损了的童年的疗愈。又或者——

文字的确有这样超乎寻常的力量！

妈妈曾写道：“每当我早晨醒来望着屋顶的小窗，就会有井底之蛙的感觉。可即使是井底之蛙，也会对着光亮产生各种幻想，既然不是现实，就可以放开去想象，我是这样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我和我所崇拜的人、朋友们一起从雪山上往下滑，空中很美，有许多彩色的东西在飘。我还经常会梦到回到课堂上听课，参加考试。这梦在相隔三十多年依然记得，可见当时对我精神的作用了。”

我的妈妈是一位心性坚韧，能以幽默化解苦难的女性，又是一位对生活和艺术的美好理解至深的女性。她这辈子在最绝望的境地里都没有放弃过美，醉心于音乐，至今还在读王小波、昆德拉以及我不知道的作家作品，乃至于自得其乐地填词：“弓弦执手绘炎凉，恨自饮，情难忘。”妈妈对文学艺术的爱给了我莫大的影响，这影响将伴我一生。

我爱这片土地，人们的歌哭总是会牵动我的心，我盼望在这里，每个孩子的童年都能够完好无损，我但愿童年的故事永远永远都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