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秦汉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
我们翻开古书来看，觉得秦以前的国家宗教是很简单的。最大的祭礼是郊，一年一次，祭的是天，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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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著《秦汉的方土与儒生》
北京出版社,2012.01
本期编辑：小高
那时的祀典比较可和五行说接近的，是秦国的祀上帝。然而秦文公在郝衍祭白帝，秦宣公在渭南祭青帝，秦灵公在吴阳祭黄帝和炎帝，都是随时随地建立，并没有顾到五行的方位。到汉武帝时，他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建了泰畴坛去祭天，在长安东面的汾阴建了后土祠去祭地，也没有按照着方位。这种不择地的设置，足见其时尚没有极严密的阴阳五行说，所以不曾处处受着这些规律的束缚。武帝又喜欢求神仙，任方士，以致许多的民间信仰都变成了国家宗教。
武帝以后，阴阳五行的学说经过经师们的鼓吹，这空气愈来愈浓重了，简直笼罩着一切。他们以为属于木的一定居东，属于火的一定居南，属于土的一定居中，属于金的一定居西，属于水的一定居北；少阴为西，太阴为北，少阳为东，太阳为南，都是一定不移的方位。既有这些严格的学说，于是以前的种种宗教建设大家看得不顺眼了。成帝初即位(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丞相匡衡奏言：“帝王的事务没有比郊祀更重的，所以从前的圣王都尽心极虑地规定这制度。他们祭天于南郊，为的是就阳；祭地于北郊，为的是就阴。上天受天子的祭飨是在天子的都城里的。现在天子住在长安，祭天反到太阴方面的甘泉去，祭地反到少阳方面的汾阴去，和古礼太不合了。应当把这天地的祀典搬到都城来举行，从此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回复古帝王的规模。”会议的结果，照办了。匡衡又奏：“甘泉的泰畴太奢华，有采镂黼黻的装饰，有鸾路驿驹的祭物，又有玉几玉器的陈列，又有童男童女的歌乐，这也和古制不合。古代的祭天之礼质朴得很，祭具是陶制或瓠制的，牲只用犊，席只用稽。现在也应当复古。”他还说：“秦国所立的上帝祠本不合礼，应当和其他不合礼的祠庙一齐罢废。”成帝都接受了。那时国家奉祀的祠庙本有六百八十三所，审查的结果只有二百零八所是合礼的，其他都废了。候神方士等七十余人，也都免职归家。这是把原有的祠宇作一次总整理、大淘汰，把汉武帝在封禅郊祀的狂热中的建设完全破坏了。实在说来，这是儒生对于方士的威胁，他们用了纯粹的阴阳五行说把随时随地发生的神仙庙祀打倒了。他们反对的是鬼神，保留的是术数。他们说是古代圣王如此，其实只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王是应该如此的。
成帝没有儿子，王太后急于抱孙，疑心为了迁废诸庙，受到鬼神的责罚，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她下诏把泰畴迁回甘泉，后土祠迁回汾阴，又恢复了许多祠庙。可是到底没有用，成帝也死了。王太后十分生气，她说：“皇帝遵了经义定郊礼，原是不错的。为了求福，所以又迁回去。现在到底没有得到一些福佑，还是顺了皇帝的原意，回复了长安的南北郊罢!”
因为王莽是一个笃信阴阳五行说的人，所以他既继承了匡衡的主张，用阴阳说定了南北郊，还要更进一步，用五行说定群神的祭祀。他和太师孔光、羲和刘歆等八十九人议，说道：“天子以父礼事天，以母礼事地。”现在应称天神为皇天上帝泰一，兆(兆是祭坛)为泰畴；称地神为皇地后祗，兆为广畴。、此外，再把群神以类相从，分为五部。这五部是：
①中央黄帝、黄灵后土畴，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照十二辰的方位，“未”在西南角上)。
②东方帝太嗥、青灵句芒畴，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
③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畴，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
④西方帝少嗥、白灵蓐收峙，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
⑤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畴，及月庙、雨师庙、辰
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这就是《周官》里所说的“兆五帝于四郊”，他把这制度实现了。这五帝的名目，读者应当记得，便是第十六章里《五德终始表》的第一层。那时已是居摄中，正在酝酿着受禅，所以这五方之帝便是五行相生说下的古史系统中的帝王。再替这五帝添上五个辅佐，太嗥之佐是句芒，炎帝之佐是祝融，黄帝之佐是后土，少嗥之佐是蓐收，颛顼之佐是玄冥，使得这个系统的地位可以更加巩固。他们把这宗材料插入古文学的两部经典：第一是刘歆重编的《左传》，就附在“汉为尧后”说的一章之下，说这是五行之官，生时封为上公，死后祀为贵神的。第二是王莽征求通晓之士的《月令》，说太嗥是春季的帝，句芒是春季的神；炎帝是夏季的帝，祝融是夏季的神；黄帝是中央的帝，后土是中央的神；少嗥是秋季的帝，蓐收是秋季的神；颛顼是冬季的帝，玄冥是冬季的神。一年本来是四时，到这时硬把它拉长，成为五时了。
皇天上帝泰一是最高的天帝。太嗥、炎帝们为五帝，是次一级的天帝。这个方式固然和汉武帝的泰一坛相像(见第五章)，但武帝时的五帝只是五种颜色之帝，没有同传说中的古天子发生关系，而王莽定的制度则天帝的系统即是古史的系统了。这一点的差异，不能不说是王莽设下的阴谋，也不能不说是经古文学的中心问题呵!
《月令》这一篇，讲的是天子居明堂之礼。这篇的大意，是天子每一个月应当顺着时令做天人相应的工作(见第一章)。自从王莽当权，建筑了明堂，又征求通《月令》的人，一时祭祖先，封诸侯，行大射，都在那边，做得很有声有色。王莽失败之后，长安的明堂毁废，光武帝继续在洛阳兴造。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下诏祀光武帝于明堂以配五帝，又颁发时令，迎气于五郊：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和句芒，车骑服饰都青色，唱的是《青阳》之歌。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和祝融，车骑服饰都赤色，唱的是《朱明》之歌。前立秋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和后土，车骑服饰都黄色，唱的是《帝临》之歌。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和蓐收，车骑服饰都白色，唱的是《西皓》之歌。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和玄冥，车骑服饰都黑色，唱的是《玄冥》之歌。
从此以后，“顺时令”一义遂为帝王施政的总纲。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道：“春天是生养万物的时候，应当息事宁人以奉天气。”这年的秋天，又下诏道：“《月令》冬至之后，但有顺阳助生的明文，而不载鞫狱断刑的政令。天子的生杀是应当顺着时气的。现在特定一种法律：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不许送上刑狱的报告。”那年十一月冬至，又依照《月令》，把关粱闭起。元和三年二月，又下诏道：“《月令》说孟春之月，应当好好地去视察丘陵土地所宜以备种植。现在荒地尚多，着即分给贫民，令他们各尽地力，勿得游手．、”就在这一月里，他因要到中山去，又令道： “现在方春的时候，所过的地方不得有所砍伐。天子虽尊贵，但在不适当的时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顺天，也就是不孝巡行之际，凡车马可以避开的，便避开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七月，又诏道：“依照《秋令》，这一月里应当养衰老，着赐高年者每二人布帛各一匹，让他们自己备些醴酒和酪浆罢，”章帝之后，历朝帝王也多在春天养幼赈贫，在秋天养老恤刑。
一般的学者，把《月令》的著作时代说得早是周公作，说得迟是吕不韦作。但此书既在汉前，何以在西汉时不能发生什么影响而在东汉时便会发生大影响?何以汉武帝初年要立明堂只为朝诸侯，后来在汶上造明堂只有取资于方士的图画，而古制的再现必有待于王莽制礼作乐的时候?何以西汉时讨论明堂有纷纷之说，而一到东汉即翕然无异议，一切都有固定的方式可以遵循了?所以我觉得，这篇书的出现是很有问题的。虽则这篇书还见于《吕氏春秋》等书中，难道他们就不能把它插进去吗?
古时最大的祭礼是郊和社。到这时，郊是析为南郊和北郊了．北郊由后土祠来，祭地神，性质和社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但汉代在后土祠外另有官社，所以王莽更立官稷，又把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恢复古代的社稷之祀?这个制度传下来，永远没有什么大改变。，我们看，北京前门外有个天坛，这就是南郊；安定门外有个地坛，这就是北郊；天安门西边的社稷坛(今为中山公园)，就是官社和官稷。还有一个先农坛，在天坛的对面，是祭农神的，好像和社稷坛的“稷”重复了，这是汉代所没有的。推原它的由来，当出于周人的“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坛祭地，先农坛祭后稷，社和稷都有了着落了，为什么还要立社稷坛?原来社稷一名已习用为国家的代名词，其本义已经送给地坛和先农坛了。
本期排版：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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