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研究传统文化，文献学基础不可缺少
对今人来说，面对古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隔膜，如果要以传统文化为研究领域，基本的古籍文献学的知识是必须要有所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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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积累才能有所成就，构筑起自己的学术大厦。而在这一过程中，打好基础尤为重要，基础不牢，即使大厦再精美漂亮，也不会稳固，说不定哪天就轰然倒塌，前功尽弃。而对于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文献学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举例来说，关于司空图的《诗品》，前人一般认为是唐人作品，于是探讨《诗品》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对宋代文学的影响等方面的成果也就大量问世。然而，经过一些细心的学者研究，发现《诗品》可能根本不是唐代的作品，而是元朝人的伪作，并提出不少有力的证据。虽然这一观点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提出的这一问题却是致命的，如果这一结论属实，则之前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无用功，什么与唐代关系、什么对宋人影响等等，都变成痴人说梦，几代人的研究心血就白费了，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古籍真伪的考辨，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在此真正发挥了威力。记得某位教授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说《全唐诗》有一卷题名牟融的诗，共60余首，如果以这卷诗为题目做一篇硕士论文，体量正合适，但真要这么做，那就走错路了。因为唐代根本就没有牟融这个人，这卷诗其实是明朝人的伪作，如果不做好文献考证方面的基础工夫，而贸然选该题做研究，结果只能是白费功夫，贻笑大方。近年来，或许是由于以论文发表为考核标准的考核体系的驱动，学术界颇有一股浮躁的风气，学术抄袭、造假事件屡见不鲜。大部分学者虽然没有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但真正静下心来坐冷板凳的越来越少，许多人不注重打好学术研究的基础，学到一点皮毛，读几页书，就晃动大笔，开展长篇大论，“出成果”。这样的成果，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严重的，还会因为出现硬伤，而让学术研究变成一件尴尬的事。这里可以举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几个例子。
在某文中有如下一段话（为尊重隐私，隐去作者姓名等相关信息，下同）：
所以，到了焦循的《孟子正义》，便有如下说明：
若，顺也，性与情相为表里，性善胜情，情则从之。《孝经》曰: “此哀戚之情”，情从性也。能顺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谓善也。若随人而强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动之故也。
焦循虽然是戴震以后的孟子专家，但其对孟子“乃若其情”的注解却像在朱子的基础上荡秋千，并有越荡越远的趋势。尤其是他把有轻微转折意味的发语词，“乃若”之“若”拆解为“顺也”，以显现“性与情相为表里，性善胜情，情则从之”的关系，也就把“情”完全实体化了，而其关系也就完全成为宋明理学背景下的性情体用关系了。至于其引《孝经》中“哀戚之情”来说明“情从性也”的道理以及对“强作善者”之“非善者之善”的批评、对孟子“非才之罪”之“物动之故”的说明，也就完全成为对宋明理学性心情才关系的简单套用了。
这段话引用了焦循关于孟子“乃若其情”的注解，并认为其“完全成为宋明理学背景下的性情体用关系”、“完全成为对宋明理学性心情才关系的简单套用了”，分析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但是，如果一翻《孟子正义》，便会发现这段话根本不是焦循说的，而是赵岐注孟子的话。
还有一个例子，清人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本姓解》中云：
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自注：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自注：《史记·孔子世家》）
据陈士珂的自注，“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出自《史记·孔子世家》，但有学者不明就里，竟然误认为这句话是《孔子家语》的本文：
《孔子家语》：“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注解：“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这是《孔子家语》中唯一提到孔子诞辰的文字，将出生年份推迟到鲁襄公二十三年，更加错误，前人已经指出。又没有出生之月日，故没有参考价值。
这也是没有认真读书，不明白古书体例造成的错误。我们看下图图原书（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排印本），就会更清楚。
对今人来说，面对古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隔膜，如果要以传统文化为研究领域，基本的古籍文献学的知识是必须要有所掌握的。否则，就会出现上述的笑话。
本期排版：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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