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强:孺悲见孔子事迹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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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裕强(1991年— ),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献。
摘要
对《论语·阳货篇》中“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一条中孔子拒见的原因以及拒绝的方式,历来学者或以为“孺悲非礼”,或以为孺悲“有以得罪”,或兼取二义。结合相关背景,当是孺悲“非礼”,故孔子不见,但孔子又不直言拒绝,其目的在于使孺悲反省,正所谓不愤不启。
《论语·阳货篇》曰:“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此段经文仅24字,却概括性地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孺悲想见孔子,却被孔子拒绝。不过拒绝的方式有点特别,是辞见后又弹瑟而歌。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为何不见孺悲?不见也罢,为何还要取瑟而歌?

本文将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

1郑玄、程朱两派之分歧

对于上述问题,古往今来的学者们的解释可谓纷纭聚讼,大相径庭,各成一家之说。现在根据众多学者的意见,取其大同,略去小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大观点。

第一,非以礼见。这一类又可以细分成两派,一是不以介绍说,此说起于郑玄,后世贾公彦、邢昺、刘宝楠等申郑说。《仪礼·士相见礼疏》曰:“孺悲欲见孔子,不由介绍,故辞以疾。”认为孺悲不经人介绍,不合士相见之礼。故不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将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礼而改之。”,刘氏也认为孺悲有所失礼,故孔子不见。另一派是以何晏、皇侃为代表,认为是孺悲遣人求见。何晏《论语集解》:“孔子不见,故辞以疾。为其将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将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皇侃说:“孔子不欲应孺悲之召, 故辞云有疾不堪往也。”

第二,得罪说。据目前所见资料,此说起于李充,代表是朱熹,后继者多为程朱学派后学。皇侃《义疏》引李充曰: “今不见孺悲者何? 明非崇道归圣,发其蒙矣。 苟不崇道, 必有舛写之心,则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圣人不显物短,使无日新之涂,故辞之以疾;犹未足以诱之,故弦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绝,则矜鄙之心颓,而思善之路长也。”李充认为孔子觉得孺悲不能崇道,学习诚意不足,不能为学,所谓孺子不可教也。《论语集注》:“孺悲,鲁人,尝学士丧礼于孔子。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警教之。程子曰:‘ 孟子所谓不屑教之,所以深教之也。’”程子在李充“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是孟子所谓的“不屑之教”,朱熹则发挥成有以得罪说。朱子以为士丧礼之后,孺悲因某事得罪圣人,故吃了个闭门羹。受其影响,基本上后世宗朱的学者多从朱熹旧说,为之圆说。《四书辩证》:“朱子谓悲有以得罪者,盖非初见者”。汤鹏也说,“苟其人,则数数见之而不以为厌也;苟非其人,则一见之而即以为亵也,故得罪圣贤如孺悲可悯也。”

第三,质疑派。这类学者持论慎重,不明确表态。潘维城《论语故注集笺》:“古人始见必因介绍,悲为弟子,疑无待介绍?若奉命则不得责其无介绍。疑贾《疏》因此节有将命者云云,望文生义,实非定解。盖其所以见拒于孔子之故,与《史记·弟子传》不列其名皆不可考已”。崔述《洙泗考信录》:“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也。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固未可以尽信也,或当日曾有辞孺悲见之事,而传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

细考这段经文,参照上述三大主要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出现分歧,甚至观点大相径庭的关键之处在:初见还是非初见?所为何事?郑玄为代表的“非以礼见“派,包括贾公彦、刘宝楠、邢昺以为是初见,以孺悲不经绍介故不见。而朱熹为代表,包括的主得罪说的一派学者认为并非初见,甚至朱熹还以为是学士丧礼之后,孺悲得罪孔子故孔子不见。而存疑派主要是清朝人,包括潘维城、崔述,他们也不确定是初见与否,故对郑玄、朱熹两派观点都不赞同,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怀疑上,未作确论,不成一家之说。

2为何以疾辞

那么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此次孺悲求见是否为二人初见?先从孺悲考起,关于孺悲的史料不多,使得孺悲生平不可考,除见于此处外,仅见于《礼记·杂记》。原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郑玄注:“时人转而僭上,士之丧礼已废矣,孔子以教孺悲,国人乃复书而存之。” 而关于恤由的资料,林宝《元和姓纂》:“《礼记》:“恤由之丧,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案:恤由,哀公子。”另郑樵《通志·氏族略》:“恤氏,恤由之后也。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吊,之孔子学士丧礼。”恤由,周鲁大夫。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弔,之孔子学士丧礼。以上材料都记载了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这件事,而且学士丧礼的缘由是恤由之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孺悲此次求见会不会正是学习士丧礼呢?答案是否定的。

据上述材料,恤由作为哀公子,鲁国的士大夫,恤由之丧,孔子必闻之,孺悲求见,孔子不见也罢,何来弹琴奏乐,如此违背丧礼禁乐的习俗。《礼记·檀弓上》:“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另,《礼记·檀弓下》记载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奏乐就被杜蒉讽谏。恤由之死,孺悲前往孔门求见,孔子怎么可能取瑟而歌?

再则,孺悲是受哀公之命向孔子学《士丧礼》,孔子曾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孺悲代表哀公向孔子问礼,孔子又怎能辞以疾?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孺悲此次求见是学士丧礼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呢?我们知道郑玄以为是之前,朱熹以为是此后。那么我们先来考察这段经文中的两个关键点:

其一,将命者为谁?是孔子的侍者门生,还是孺悲的仆从? 

其二,“辞以疾”中的“疾”为何义?是作“疾速”,还是作“疾病”解? 

先讨论“将命者”身份。前辈学者于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孔子的仆人或者孺悲的仆从。何晏《论语集解》:“为其将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将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以为是孺悲使者。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为是孺悲的仆从:“将命者,孺悲所使人也。”邢昺认为将命者是孔门传话者。朱熹本邢昺。《论语注疏》邢昺疏:“将命者,奉命者,传主人辞出入人也。”明代林觥顺认为将命者是孺悲身边人。林氏《四书存疑》:“将命,还是孺悲边人。孺悲欲见,必立于门外,使人先通于圣人。” 《仪礼士·相见礼》疏曰:“孺悲不由介绍,故孔子辞以疾。”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为出自郑注。由上可知,不管是主张初见的郑玄派,还是非初见的朱熹派,都没有统一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孺悲若亲自前往则将命者必然是孔门侍者,因为孔子不可能接见仆从而忽略主宾孺悲,于礼不合;若非亲往,则是孺悲使者。但根据孔子此时在鲁国的地位和影响(详见第三部分),孺悲不可能无理到召见孔子(如皇侃召见说),另外孺悲求见孔子虽不知具体何事,但以孔子晚年作为鲁国顾问和大学问家的身份来看,很大可能是请教学问,而所谓“礼有来学,无闻往教”,所以我们认为孺悲应该是亲自前往孔门求见。因此,将命者应是孔门的传话人。
辞以疾,“疾”,《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疾,一本作病。”《说文解字·疒部》:“疾,病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析言之則病为疾加。浑言之則疾亦病也。”此外大多数学者训为“疾病”,如刘宝楠认为“将命者悟,知其非疾。”然而,“疾”,《尔雅·释言》训为“壮也”,郭璞注曰:“壮,壮事,谓速也”,邢昺疏以为是“于事敏速强壮” 。“疾”在这里做副词,表示行为迅捷。另外查杨伯峻《论语词典》,“疾”出现了15次,“疾病”连用出现了一次。而“疾”作“疾病”解释是8次(含“辞以疾”,另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作“毛病、不正常情况”解1次(“古者,民有三疾。”(《论语·阳货》),作“痛恨”解5次(如“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而作“速”解为1次,即《论语·乡党》:“升车,比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在《论语》的语境中,“疾”作“疾病”解非常普遍,甚至已经出现疾病二词合用为一词的情况。且“疾”作疾速解为副词,而此处在介词“以”之后,于语法上也讲不通。另外,汉魏学者也鲜有训“疾”为“疾速”的。故训为“疾病”者是。既然孔子如此含蓄地以疾病为由,而非直接拒绝,可推测孺悲此时并非弟子,不然何必孔子何必如此费尽心思呢?正如清代学者崔述所说:“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丝。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使悲果能闻歌而悔,则责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责之而竟不知悔,即闻歌,奚益焉?孔子于冉有之聚敛,弟子也,责之而已;于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责之而已。”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孺悲并非孔子弟子。

结合上述考辨,我们认为孺悲此次求见当是学士丧礼之前,并且应该是初次见面。郑玄的说法更合事实,而朱熹的“得罪说”过于主观猜测,皇侃的“召见说”更是不可接受。下文我们将进一步展开论述。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孔子“阳绝之而阴告之”呢?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只能借助少量相关文献,结合旁证,运用合理推测以获取事情真相。在诸家说法中,我们认为郑玄的说法更具合理性,不仅因为郑玄注较早,后世众多说法多以其为源,而且郑说更具合理性,可解释众多疑问。现据以分析如下。

据《孔子年谱》记载,孔子68岁那年,在学生冉有的活动下,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此时的孔子虽然依旧没有得到国君重用,鲁君尊之为尼父,季康子奉之为国老,常常向孔子咨询国家大事,尤其是政治礼仪方面的事情。仅据《论语》就有多次提及鲁哀公问政和季康子问政。如:《为政》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又同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宪问篇》:“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另据《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呜呼,哀哉。”由上可知,孔子晚年回归鲁国,虽然没有担任官职,但却是国家高级顾问,与鲁国君主和实际执政者季康子的关系密切,而且孔子也自称从大夫之后,可见孔子此时在鲁国的名誉和地位都比较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孔子死后鲁哀公为他写诔文的原因。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士人孺悲初见孔子,无论单纯慕名求见还是欲从学道,都应执礼相见。具体来说,按照《仪礼·士相见》记载,当由孺悲请宾为介绍,并执挚为礼,主人复往答见之,还挚于将命者。礼尚往来,亦再辞三请而后见。但孺悲生活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不知古礼,正如《礼记·杂记》郑玄曰:“时人转而僭上,士之丧礼已废矣”,那么士相见礼遗废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一生主张恢复周礼的孔子年轻时候就以懂得古礼著称,既然孺悲不以礼见,他自然是不会同意孺悲的求见。

3为何又“取瑟而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孔子直接拒绝就好了,为何要说谎话,而说谎之后为何又“取瑟而歌”,自我揭穿,使孺悲知道呢?我们认为二者不矛盾,这正是孔子教人的方法。现分析如下:

首先,孔子以疾辞,是说不合适,并非坚决不见。以病为托词,也是为之讳。如陈司败曾经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孔子为之讳说:知礼。另外,我们可以举孔子拒见阳货作为反证,《阳货》篇有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里,孔子是直接不见。不以任何理由,因为孔子讨厌阳货,认为他僭越犯上,是乱臣贼子。而孺悲这里,以疾病为由拒绝,然后又以无疾告孺悲,说明孔子并非不愿见孺悲,而是因其不以礼见。

《礼记·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这段经文主要说明了为学要由浅入深,以及努力修习并向师友请教,离师辅也能信守正道。若孔子弹琴也有此意,就是说孔子希望孺悲遵循次第,知礼求进,信守正道。进宜难,礼之常然。孺悲求见,也应如此,依礼而行。又《礼记·曲礼下》:“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郑玄注:故,谓灾患丧病。”孔子此时取瑟而歌,就是证明自己无故无病,不是身体方面的客观原因使得自己不见,而是别的原因不便相见。那么是什么呢?这是孺悲和我们一样需要明白的地方。孔子如此的教诲方式已经明显说明孔子并非厌恶此人。相反,孔子是希望他见自己,甚至成为自己的学生的。不然直接说病了,不见就好了。何必冒着说谎的风险去启发孺悲,而且启发的目的不就是要孺悲改正,然后再见么?那到底是什么?礼也。《孔子家语·致思》:“由(子路)闻之,士不中间见,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王肃注:“中间谓绍介也。”《韩诗外传》:“子路率尔而对曰:“昔者由也闻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很可能孺悲是想向孔子学习礼乐之类的,因初次见面,冒冒失失,犯了大忌,孔子又是特别讲究礼节之人,自然会介意,所以孔子以这样巧妙的方式给他上了一课,以如此矛盾的拒绝方式使孺悲深思,希望他知错能改。自我矛盾,以此发孺悲深省。孔子还是愿意给孺悲机会的,正如给互乡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一样。《述而》篇:“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虽然孔子认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但当童子愿意改进的时候,孔子是既往不咎,乐见其成。不惜违背惯例与之言谈。正所谓圣人不轻于与人,亦不峻于拒人。今观孺悲,孔子为了让他领悟到这层意思,不惜失信,在将命者领辞见命走出房户后,取瑟而歌,用矛盾的行为使得孺悲在察觉到自己的用心。
再次,孔子貌似矛盾的举止合乎孔子不愤不启的原则,希望孺悲能困于心,而后悟。孔子的一贯主张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他难得称赞子贡,就是说子贡论诗能够举一反三,认为“始可与言《诗》”也。孔子虽然诲人不倦,也绝不好为人师,他更看重自我反思能力。他夸奖颜渊:“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看似矛盾的拒绝,是希望孺悲能困于心,而后醒悟改过。正如李充所说:“圣人不显物短,使无日新之涂。 故辞之以疾。犹未足以诱之, 故弦歌以表旨。 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绝。 则矜鄙之心颓, 而思善之路长也。”这番话深得经义。后来,哀公派孺悲学士丧礼,孺子成为孔子晚年的弟子,果然是孺子可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总之,对于“孺悲欲见孔子”条,面对前辈学者聚讼纷纭的情形,我们经过详细考察后,梳理出郑玄和朱熹为代表的汉、宋学两大学派之分歧要点所在,并且通过对“将命者”、“辞以疾”和“取瑟而歌”三个关键处的详细分析,得出了支持并完善郑玄说法的结论。即孔子是因为孺悲初次求见不合礼,故不愿相见,但孔子内心并不厌恶孺悲,甚至希望孺悲继续以合适的方式求见,所以用看似矛盾的态度,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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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汉]韩婴撰:《韩诗外传》,许维通:《集释》,1980年版。
本期排版: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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