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巧智百出的谋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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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谚道:“船隔三寸板,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这单薄的“三寸板”,承载的是渔民的全部身家性命。自古以来,渔民和船工为了增加安全性、提高产量同时控制成本,在这“三寸板”上动了无数的心思。

双船围捕之术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宁波东钱湖的木帆大对船传入舟山,进入外海捕鱼。顾名思义,大对船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也即所谓的“双船式”。这种双船合作围捕的模式,在海上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

大对船是远洋渔船,多于霜降时出洋,来年大暑时返回。所使用的对网网口很大,约数十丈,上纲遍布浮子,下纲则坠石,以便将网张开。下海捕捞作业时,两船或摇撸或使用风帆,各牵引网之一端。前行数海里之后,两船相互靠拢,同时相互转圈,以便将鱼虾兜住。相遇后,先同时收下纲,则网底锁紧,再同时收上纲,网口呈圆形,鱼虾尽在其中,两船并网取鱼。

清末沈同芳在《中国渔业历史》中说,两条大对船各有名目,其一曰网船,其二曰煨船。二者职能明确。煨船是主船,即指挥船,船上有老大、多人、抛头锚等七八人。网船是副船,船上也有老大、多人、出网、出袋、拖下纲、拔头片等分工。起网时,网船负责拉网收鱼。网船的船舷上有一个凹形的缺口,就像开了一道门,便于将沉重的鱼获和网拉到船上。煨船则用牵引绳调整网船的位置,使网形始终维持所需状态。

彼时,两船所依靠的动力,完全是风帆和橹桨,再加上起网收鱼,全靠人力,耗力甚多。如此这般,一天之内要张网、收网数番,“一圈既毕,再放二围,每日围数不定”,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不过所获之鱼经济价值也比较高,以带鱼、黄鱼、鳓鱼等鱼种为主。

对船又有大对船和小对船之分,形式上完全相同。只是小对船与大对船相比,“大小约减其半”,个头小,抗风浪能力差,所以小对船只能在近海从事捕捞。小对船的优势是小巧灵活,用料省,船速快。沿海渔民能根据潮流和季风变化的规律,以及鱼类的洄游路径和生长规律,在近海准确地撒网兜住鱼群,获得大网头。由于出海不远,小对船上只需要带几天的柴米油盐。但小对船往往没有舱室,船工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常常是“吃饭淋雨,困湿舱板”。

渔船里的航空母舰

远洋渔业还有一种巧妙的方式,就是用一条大船带若干小船到达远海,然后分散开来各自作业。这种“大拖小”的渔船组合模式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叫母子船。

一条大船后拖着几条舢板,即可视为母子船式。舢板俗称三板,意为用三块板做成的小船,极言其小。拖挂在大船之后,可分可合,多用于接驳、垂钓,起到辅助作用。

1870年,厦门造船工和渔民研发了一种母子式钓艚。其母船龙骨短,船舷外倾,“身宽体胖”,稳定性高,船上能带四至六只小舢舨。到达海上,即把舱盖板上的小舢板放下海,散开来各自进行生产。为了安放舢板,钓艚的船舷上还设置有活动式挡板,为的是防止遇风浪时舢舨滑出。舢舨要放下海时,只需把挡板提起。这一提放自如的设计,便是为子母式渔船量身定制。

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了南海渔船的形制,有大拖船、围网船、流钓船、三角艇等,还有一种大型的母子钓船,出现在琼州,也即今天的海南岛一带。母子钓船的甲板上可放小钓艇二十余只,相当于渔船中的“航空母舰”,作业时小钓艇四出,各自为政,收工时各登母船,随母船返航。母船抗风浪性能强,但在钓捕中灵活性不足,子船与母船的合作,则是扬长避短之举。此外,母船中设有渔具舱、鱼舱、水舱、盐舱等,为整个“舰队”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20世纪中期,福建也出现过一种叫做“大排”的钓船,这也是一种从事钓业的大型母船。它的船头呈敞开式,船体宽大,可带十多只舢舨。由于船大,船上配了四支桅、挂四张风帆,可以远途作业。彼时,北到长江口、南到两广,都有福建大排的踪迹。大排负责寻找鱼群,小舢板负责放钓,所获鱼鲜储放在大排上。此外,大排还供应食宿,与南海的母子钓船非常相似。

子母船“子母相连,可分可合”的特点,也曾引起了军事家的注意。尤其是关注海防者,以此为原型仿制了战舰。明代军事家茅元仪在其《武备志》中就提到了一种叫做“子母舟”的战船,包括了一只母船和后面拖着的一条小船。母船装满火药与茅草等易燃之物,船头有倒刺和铁钉,一旦与敌船相撞,就与敌船相连,再难分开。此时便乘机“将我母船发火,与彼同焚”,发动自杀式袭击。而“我军后开子船而归”,神不知鬼不觉地全身而退。

母子船兼顾了远洋渔业中安全性与灵活性的问题,是渔民的一大创举。从渔船中的母子船,到今日的航空母舰,其中都蕴含了分合的原理,聚散离合之际的智慧贯穿始终。

远洋渔船法宝多

远洋渔业的实现,少不了渔船硬件设施的支持。宋代以来,造船技术出现许多革新,航海技术也取得了意义深远的突破。这为海上捕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渔船才能渐由近海走向更为深广的海洋。

据地方志记载,宋代舟山一带常见的渔船身长6~8米,载重3~4吨。船体主要由船壳、木桅、风帆、橹、桨、舵、锚等部分组成,动力、定泊、转向等系统已经俱全。为了适应远航,船头两侧还要装饰“船眼睛”,没有眼睛的渔船被称为“瞎眼木龙”。在动力系统方面,船上有了复杂的风帆系统,多者可达十二帆,所谓“风行八面,唯当头不可行”。也就是说,除了正当头的顶风之外,其他风向皆可通过帆绳进行调节,化作船行的动力。此时还发明了升降舵,用来控制渔船吃水的深浅。升则可以防止触礁,降则可以使方向舵的性能发挥到更大,渔船的性能因此大为提升。

此外,水密舱的运用使大型渔船更加牢固、安全。水密舱的原理,是在船底舱用坚实的木板隔成若干个舱室,并在隔板与船舷的结合处拼接板材,钉锔加固,捻料填塞,用这些方法予以密封。这样,即使某个舱触礁破损,也不会使全船倾覆。而且,那些深藏在底舱中的横向隔板,又在支撑着船舷,使船体更加坚固,各个舱室则可作为仓库。

在外海航行,最重要的是定向。朱或的《萍州可谈》中记载了宋代使用指南针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根据朱或所记,有经验的水手还能用绳钩取海底泥沙来辨别航路,所谓“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这也是一种神奇的探路方法,绳钩钩取海底泥沙,放在鼻子上一闻,就知道船到了哪片海域。

得益于此,渔船得以进入较远的洋面,开展拖网、对网、流网和张网等捕捞作业。为了适应不同的乍业方式,渔船的种类也日益繁多。在宋代,古人已经习惯驾船到南海进行捕捞,并在西沙群岛一带留下了生活遗迹。

小船也可捕鲸鲨

我国海疆辽阔,海岸线近两万公里。不同的海域环境,则有不同的渔船形制,获取不同的鱼。有的渔船甚至专门捕捞一种鱼,比如专取黄鱼的黄鱼船,专取刀鱼的刀鱼船。清代郭柏苍在《海错百一录》中说:“海人讨海之船,名目不一,渔者各有其技,各乘其船,各取其鱼,非一船能取诸鱼也。”

虽然渔船的分工日趋专业化,有些小型渔船却全然跨越了这些界限。或因生活所迫,或要沽取高价,因而不惜铤而走险。甚至以小船捕捉鲸鱼和鲨鱼的壮举,也常见于史料记载。比如《广东新语》中记载了蛋人捕鲸的场面:“海鯛背常负子,蛋人辄以长绳系枪飞刺之,俟海鳍子毙,拽出沙潭,取其脂,货至万钱。”海蝤即鲸,从记载来看,虽捕捉的是幼鲸,但也可见蛋民之勇力。“货至万钱”或是夸张之辞,但鲸鱼肝油之类,确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早在宋代,鲨鱼皮已经成为宋人餐桌上的高档菜。鲨鱼皮既是食材,也是上好的皮料。按《昌国州图志》记载,元代昌国(今浙江省舟山市)的税赋就包括了鲨鱼皮,“岁纳九十四张”。鱼翅的加工过程相对复杂,因此从明代才开始流行,但很快就风靡美食界。有钱人家对鱼翅趋之若骛,有“无翅不或席”之说。鲨鱼有海狼、吞船、吞山的名号,捕鲨之业异常凶险。但强劲的市场需求,令渔民们前赴后继,以身涉险。

晚清的刊物《中西闻见录》中提到了南海渔民捕鲨事。鲨鱼凶猛异常,即便被捕捉到船上的鲨鱼,在奄奄一息之际,“其铦牙修尾,尚能挞噬人于不及防”,尖牙和长尾仍能危及人身安全。这里所说的捕鲨小船,是一种舷深体阔的木帆船,一般只有一到两桅,南人谓之“鱼艇”。若逢大鱼,一头甚至能塞满整条船,归航时水手无处落脚,则坐在大鱼背上。特大的鲸鲨,船上盛载不下,则将其刺死后,拴在船尾,浸于海水中,摇撸张帆,拖回岸边。这种船虽小,却也有一些为捕大鱼量身定做的构造。其船尾钉有铜环,用于拖拽大鱼时固定绳索。船舷也有铜环,大鱼入船内,可在左右船舷的铜环中穿绳以固定。

(摘自《中华遗产》 文/盛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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