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回放】陈家琪 ▏居港三月 五味杂陈
【主编者言】2015年春天的香港，将成为一种艰难的记忆。我们需要以哲学的冷静近距离察看社会，以哲学的深刻解读那一方水土。...
【主编者言】2015年春天的香港，将成为一种艰难的记忆。我们需要以哲学的冷静近距离察看社会，以哲学的深刻解读那一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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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三月 五味杂陈
文/
陈家琪
应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之邀，从今年一月到三月，在香港住了整整三个月。
一个过去心目中的弹丸之地，其实不住上至少三个月，除了购物时会有点什么异样的感觉外，根本就无法了解此地的风土人情。住在香港，除了时间上要宽裕，还要有“老香港”的引领，介绍，带着你去那些一般的旅游者大都不知道或去不了的地方才行。
当然，在这三个月中，“占中”的余波未消，在金钟、中环一代依然有人驻扎；而且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抗议游行。警察在前面开路，游行队伍沿指定路线（当然都在市中心，最繁闹的地段，多为有轨电车的线路）一路慢行，也高呼口号，标语中也依然可见我们这代人当年司空见惯了的那些凶言恶语，诸如“打倒”、“火烧”之类的口号。所不同的就是游行者都很平和，有的似情侣散步，男女牵手，有说有笑，但胸前都挂着类似的标语、要求，而且人手一把一样的小黄伞。
所谓的围堵大陆水货客只是在找一个借口，用来替代往常在周日多有的游行示威。只是更多了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在起哄；冲突的双方也多发生在围堵者与警察之间。依然也有人会高呼一些与围堵水客毫无关系、但却明显是朝着内地游客而来的口号。但这些口号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香港商家待客的真诚与善良毫无关联。当地人多次向我们讲述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困难时期”，几十万、近百万逃港者或翻山，或渡海，逃到香港，蜷居在一个也叫“华山”的地方，缺衣少食，当时的港英当局还要驱逐，于是又是几十万、近百万的香港人“围堵”军警，保护逃港者，给他们送衣送食。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切全翻了过来。无论我们可以找出多少原因，香港，东方之珠，这个在过去每有灾害就会出手相援，而且在中国的一部近代百年历史中，总是那些有着各种渴望、但又正被追捕的人用于藏身之所的地方，在今天，是真的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1996年我们去欧洲，曾两次往返香港，也去了那些“市中心”看了看。当时语言多有不通，问路需用英语；而今天，短短不到20年，绝大多数人都已能听懂普通话；而且所有地铁、公交均用三种语言（普通话、港语、英语）报告站名；小学里也是“两文三语”（英文、中文）并用。我们受邀参观了一堂小学四年级的教学、游戏活动，全是英语。好是好，但我担心的还是母语能不能流利表达，后来在给高中学生讲课时，专门谈到了我个人的这点体会：没有因多看书而潜移默化的过硬母语（不是会说能听，而是要写出漂亮文章），一辈子无大事可成。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做学术报告，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当时深感香港人在对这些方面的体会上还差了一大截。原因大约与他们的生活太安逸了，所以无压迫感，读书只是谋生手段，更多的人还是想以后出国，故亦少有内地人（特别是我们这代人）的政治情怀；当然，这是就我们这样的读书人而言的，就一般民众而言，也许换句话说更恰当：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在如何介入政治，参与公共生活上都还不成熟，缺乏基本的政治理念与道德约束。离开政治，只着眼于普通市民的文明秩序，香港要好出我们许多，至少，公厕里没有味道，备有足够的纸张，无论多少人，总是拉开距离排队，而且地铁站里先下后上，秩序井然。
过去觉得香港人没什么文化，就只是娱乐，搞些无厘头的玩意博人一笑。去沙田文化博物馆参观，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李小龙的塑像和展览馆，后来在里面读了李小龙用英文写的一些信，也才觉得多年来至少是误读了银幕上的李小龙。香港市面上卖的那些杂志，多是给内地人看的。禁忌本身就是诱惑，香港人没有了这方面的禁忌，自然也就感受不到那些文字的诱惑。听一个研究生说，他是大学毕业那年才知道中国曾有过文化大革命的。这让我吃惊不小，但想想国内，今天的年轻人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在学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文化”？不过走在香港的街道上，你才真正感受到一个国际大都市应有的风貌：五分之一的外国人与你擦肩而过，随处可见的咖啡馆，30多万的菲佣在周日公然占用了绝大部分的公共空间，在草地和天桥上席地而坐，随意聊天、吃喝，并无任何警察或“城管”前来干涉，而这些人在走后也会把环境收拾到干干净净。所有这些“软件”，就是十年后的中国，哪怕大楼再高、再多，恐怕也难望其项背。
内地人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香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知道；但在与各方人士的交谈中，总能感受到“内地人”的身影，有的就是当年的“偷渡者”或他们的后代，有的则是一些因读书或别的什么原因取得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成功者或奋斗者。想想看，一个过去在香港人心目中几乎“一穷二白”的庞大国度，一夜间忽然暴富，提着拉着大包小包来香港购物，几乎见什么都买，而且买到断货；就是那些最昂贵的住房，也被一些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一扫而空；然后他们又从各种渠道知道了有那么多人的钱来路不正，于是怎么可能不以极端的方式来表示心中的不平？有时我也抽空看看香港的房产中介，知道他们全部以英尺为单位，千尺就算豪宅，动辄上千万，这种巨大的差异又怎能让人心安？
在今天，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追逐利益的欲望都被强烈调动了起来，差别就在于香港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更久远一些，因而也就更理性（在哲学上，还是说成“知性”更为恰当）一些，知道只有维护一个好的秩序，只有做到诚信，童叟不欺，才能获利；而内地，则还处在浑水摸鱼的混乱与无序之中。刚刚读完美国思想家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里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欲望让人去作恶，去违法，去造假，去拐骗，但时间长了，这些人也就知道了只有不作恶、不违法、不造假、不拐骗才有利益可图。于是与人的欲望作对的就有了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欲望，这就是对利益的理性（还是应该理解为知性）的追逐。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欲望（或生命），而是利益（或理性）。在香港我完成的研究课题涉及到政治哲学中的尊严问题，里面也区分了尊严与面子。按黑格尔的说法，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那个公共圈子里得不到尊重了，才会以外在的、让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成就来显耀自己，这就是夸张化了的面子，但却缺乏内在的对于尊严的道德支撑。
行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明显感到他们不紧张，现在不紧张，对未来也不紧张。政治的因素使得香港人越来越不安宁了，但他们并不紧张。如果把香港与澳门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澳门就如那些北欧的小国一样，有了背后大国的“保护”，于是也就可以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并且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但香港不一样，就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也不能如北欧那些小国一样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一样。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所要维护的价值与尊严，不得不捍卫自己所认为的正当诉求，并正在努力把这种维护与诉求以某种文明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使得香港一方面看起来在“瞎折腾”，另一方面，香港终于不再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了，香港人的文化诉求更多了政治的、也就是公共空间公开表达的意愿。我个人认为，这是看一个地区是否有“文脉”之涌动的巨大标志。我们去一下新加坡和澳门，再去香港，就会发现香港，也只是在香港，有了那么多电影、小说、歌曲，发表了那么多可争论的文章，你能感受到这一地区的人们正在从往常习惯了的富裕与安宁中走出，有了跃动着的关心人类未来的情怀。一方面，我有时觉得香港人就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一样，看起来有很单纯的动机和行为，许多“善事”在他们眼中似乎理所当然、不足为怪；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如今天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一样表现出开阔的政治视野，当然会比我们公开许多。
一开始说到了在香港购物时的异样感觉。真的让人很悲哀。在香港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是大陆生产的。在所有的商店里，我真希望有个什么东西“made in China”，但没有，哪怕就真是内地生产的，也会把商标去掉，换成一个别的什么地方。这倒不是因为仇视内地，而是因为我们生产的东西多为假货，于是人们也就有了这样的条件反射。曾在街上买过一瓶饮料，“杞菊雪梨”，深圳宝安观澜街道大三社区金奥科技园生产的，要不是上面赫然写着“只供香港及澳门销售”几个大字，我们也不敢买。为什么对自己的国民和对“外国人”（包括港澳台）会不一样？为什么给“外国人”（包括港澳台）的东西多半是真的，质量是好的，而我们自己吃的、用的，都是差的、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国情，导致了人家看不起我们，导致了大家都跑到香港去买东西，包括那些上面用一张小条子写着来自“台湾”、“新加坡”、“泰国”、“加拿大”、“日本”（最多）等地的日用蔬菜和水果。这些蔬菜水果真来自这些地方吗？我不知道，但在心里却相信这些地方的产品多半是真的；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已经买不到什么真正实在的、无添加剂、无农药的东西了。这真的是一件很让人悲哀并不得不在香港人面前感到羞耻的境况。当那些围堵水客的人喊出“喝你们的地沟油”、“吃你们的毒奶粉”时，我们的脸何以堪？
在香港给中学生讲课时，最苦恼的还是要在黑板上写字，而有些繁体字真的不会写了。课后，一个孩子问，老师，你真的只会写残体字吗？“残体字”？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化字”吗？于是注意了一下，才发现“内地”要比“大陆”好听许多，“国语”要比“普通话”更被认同。在香港，我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全部是繁体字，好在电脑有这样的功能，我也借机重温了一下过去的记忆。
这是一个只有借助于“重温”才能缩短与海外华人之间在文化与情感上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的时代，包括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对“古典时代”的回复。也许只有借助于回复才能前进，但对我们来说，回复，回复到哪里？何以回复？又都是一些绕不过去的问题。
每日清晨，香港的地铁口总有那么几份报纸在免费发送，路过的人也总会取上几份阅读。上面至少有80％是广告，只有不到20％是新闻。但也正是这寥寥的不到20％的新闻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使得那些真正值钱的广告业随之也大发其财。回头去看，在纸质印刷品面临危机的今天，我们的那些报纸上真有20％不同的新闻值得人们去看吗？有些报纸真的免费发送了，会有人去要吗？
在香港的三个月几乎从未感觉到堵车，一回上海，立即发现了表层的问题，如行人横穿马路，自行车、助动车、摩托车太多，而且均不守规矩；但深层的原因呢？人均下来，我们的人口和车辆密度真比他们大那么多吗？而且，能拆的都拆了，道路还在不断加宽。在浅水湾，据说把萧红的墓移走了，但我仍久久站在那里，依然若有所失。
落日餘暉，色彩斑斕。一條長長的、頗有些詭異的尾巴，把天際染成“失落”或正在“生成”為一種褪了色的抹紅。
所失的到底是什么？是的，旁边有一栋孤零零的英军当面留下的军营，另一面的餐馆里，据说是萧伯纳、海明威常来此喝咖啡的地方。旁边还有一处刻有诸多名人留言的地方。忽然想起了胡适1938年10月31日写下的四句话：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算了一下，那年胡适48岁；1938年，抗战爆发，看来是不得不置学术于不顾而拼命向前了。
回头想想自己，觉得我们所失的，恐怕就是那种连想做都做不成“过河卒子”的心境与激情了。因为楚河太宽，因为河对岸还有那么多车、马、炮在严加防守。
再一想，当年的那条把深圳与香港分割开来的河（海？），可为什么就硬是没有把二者分割开来呢？不管怎么说，拿今天的香港与二十多年前的香港相比较，我还是更愿意生活在今天的香港。那些游行、抗议、围堵，包括站在墙角拉琴的乞讨者和几十万席地而坐的“菲佣”，难道不都是一个文明的现代都市所难以缺失的正常现象吗？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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