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回放】徐南铁 一个人的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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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者言】微信公众号《记忆》《粤海述评》创立于2015年春，目前每周推送五篇文章。由于两号一直坚持发原创文章，当年11月即获原创标识授权。按微信公众平台规则，此前未加上原创标识的应加标识重新推送。老朋友旧文新读，新朋友正好可以看看我们旧时容颜。

那一天，是晴天。已经过去N个365天了，仿佛还记得那天太阳的样子——起得很晚，很懒散很随意地悬挂在初冬灰蒙蒙的天空中。

我在那一天早早登上了去海南岛的车。是一辆货车，一辆装着几件采矿机械的货车。

后来我多次想到过这一天。我相信，不管是30年还是40年，岁月都是纠结成一团的毛线，分不出起承转合，真正的意义其实就是那么一小段。这一小段缠在线团之中，要越过很多时间才能发现它的不同。

那辆货车从江西的赣州出发，越过粤赣边界，一路向海南而去。我坐在双排座的驾驶室里打盹。由于面向陌生，对前路缺乏可供设想的依据，我完全处在一种茫然之中，但是向着海边走的旅程却似乎义无返顾。

事情的起源是小力。前不久，和我一起在中文系当助教的小力有点激奋又有点神秘地跟我说：海南要办特区了！你知道吗？说这话的时候，是晚上，在他唯一的那间寝室里，在他可怜的几件家具之间。他的读小学的男孩趴在桌子上就着节能灯做作业，妻子正哄着另一个更小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小力怎么会有两个孩子，以他的年龄计，他应该被划在计划生育的“围剿”圈中。但是我知道他的窘迫，他以为读个硕士当个讲师就可以解决妻儿的农村户口问题，拼命挣扎了一阵，没想到读硕士回来一切依然遥遥无期。我没有他那种物质生活压力，但是心里却一直把这所学校看做是《围城》里的“三闾大学”， 平时看看系里老教授们的生存状态，知道这就是我的最佳归属，似乎心有不甘，所以绾着一个很大的心结。曾经想通过考研离去，但是学校规定必须考代培生，要不然不放行。也就是说，读完还要回到这里来。我虽然很惭愧自己没有“为中华崛起读书”的抱负，但还是禁不住地想：那我读它干嘛！本来我就是要通过读书远走高飞的呀。那天在教务处，我忿然地说：“那我考国外的学校行不行？也一样得回来？”处长一时语塞，惶惶地望着我，因为那时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也只是一时冲动，对自己的外语并不是那么有信心。

我同小力惺惺相惜。所以在那个晚上，我们一致认为，有机会应当去海南看一看，或许那里有我们命运的转机。

不明白上天是怎么安排的，这次谈话后不久，我一个亲戚的单位就要派一辆货车去海南岛送货，而且驾驶室有空位。我赶紧找到小力，没想到他竟然说走不开，并且有点淡漠的样子。

我还是决定动身。我想，就算是去旅游吧。反正这些年出门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独自在旅途。有时还自个儿偷偷想，独行遭遇艳遇的几率也许会大一些？可惜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于“下一次”旅行。

总之，提出建议的是小力，走的却是我。



那是1987年，海南还是属于广东。那时的广东在内地人心目中很有面子，也很神秘，却没有后来那种因嫉妒而产生的恶评。我们的货车载着那几件笨重的矿山机械和我轻飘飘的遐想，就这样向南开去。

还是中国没有高速公路的时代，所以海南岛很遥远。司机和那个押车的人我都不认识，一路无话。再加上路面不好，车在不停的摇晃中前进，我一直处于半睡半醒之中，沿途的印象几乎都被颠簸掉了。

但是我记得路上的一餐饭，已经进入广东腹地，大约是在湛江地带，一家小小的路边店里。结账的时候，店老板殷勤地劝我们住下。那个做服务员的女孩也跟着在一边劝说。那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孩，说话时眼波流盼，弄得我以为只要留宿就一定会有故事。但是天色尚早，决没有留宿的理由。何况走还是停根本轮不上我说话。车还是启动了，在渐渐升腾的暮霭中继续往南走。那女孩的眼光在我心里盘踞了许久，直到后来在广州落下脚来，听了路边店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才觉得路边店的留宿绝不是浪漫那么简单。

赶到海康渡海码头，天已经完全黑了。海岸边混乱嘈杂，无秩序地停满了车，车灯和喇叭声、人声混成一片。一辆辆大货车急急忙忙地都想往轮渡上挤，在深沉的夜色里，就连喇叭声都听得出急切来。一个工作人员见到我们，拿着手电筒跑了过来。只见他一步踩上驾驶室的踏板，用手电筒往车厢里晃了一下，说了一声：要加固！头也不回就走了。我们的司机和押车的相互望了望：那几台机械很重，装车时稳定措施做得很好，一路没事，毫无移位的迹象。何况这里黑灯瞎火、手无寸缕，怎么去加固？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两人一商量，赶紧去找那工作人员。我正在夜色中担心着呢，他俩一会就回来了，二话没说立即启动车子，绕过几部停在前面的车，将我们的车直接开上了轮渡。据说他们给了那工作人员50元钱，具体是怎么交涉的，我没有在场，但我知道车上的东西并没有做任何加固。那年头，50元还算是钱，我作为大学老师，月工资也就这么多。

渡轮装满了，黑越越中被海浪托举着过了琼州海峡。车到海口，进入市区，也许还只是市郊吧？已经是凌晨3点。那时的海口市很破旧，路边没有几幢房子。司机将车停在一家门面简陋的旅店门口，只见大门紧闭。押车的那位同志下去拍门，拍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很响，可是好半天也没有人出来开门。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气一上来就说：不睡了，我们走！那车货是要送到三亚去的，他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夜色里一口气再跑几百公里，直接到三亚去再谈睡觉的事。这时那押车的中年人想到我，回过头来问：你怎么办？下车还是跟我们走？对我来说那真是个要命的选择！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半夜三更就这样把我扔在路边？但是三亚这个地名根本没有在我的出行计划中出现过，我去做什么？去了不还是要回到海口来？那两个人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等着我做决定。我一咬牙宣布：我下车！

车不管不顾地走了，留下孤独的我茫然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不想停留在这里，却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这时，天上下起了细雨，幸好我的包里带了伞，就撑起伞在路边来来去去地走动。如今想起来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没有继续去拍打旅店那扇紧闭的门呢？那应该是雨夜中最好的选择。后来我相信，当时的自己一定是舍不得，觉得在这个时间进去交一天的房费很不合算。

天渐渐有了迷蒙的亮色，我选了一个马路较宽、建筑物较多些的方向，开始独自进军海口了。突然发现迎面飘过来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我赶紧尽可能地往路的右边靠，手里将伞把攥得紧紧的。那人也发现了我，立即往路的左边靠。我俩最大限度地拉开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侧着身子完成了提心吊胆的一次交会。多年后我曾想，那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心虚的夜行者，还是早起的忙人？他知不知道有个新移民曾经去海南探路，黎明前与他在海口的马路上邂逅？

我漫无目的地继续走。雨停了，天终于渐渐发亮，城市开始露出尊容。街上仿佛突然冒出来许多人，或紧或慢地向着不同的方向走。虽然都是陌生面孔，个个面无表情，但是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一点紧张的感觉也没有了。刚刚摆脱了孤独，置身于人流中是一种踏实。除了路边那些挺拔的椰树之外，这里与家乡的城市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看到一家招待所，进去问讯。是海口市电影院办的，每晚收费2元。觉得价格挺可以，赶紧办了手续住下来。几天后才知道，往前走不多远，还有每晚一元的旅馆呢。

一间房间里六张架子床，上下一共住12个人。唯一的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方便面和小包的涪陵榨菜，或者是吃过了的面碗和榨菜袋子。我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正对还躺在床上的那些旅客说：你们昨天有一个人没有交房费，是哪一个？好几个人从蚊帐里伸出头来，都说：我交了。中年妇女说，还有一个人没有交！那些人又伸出头来说：不是我！中年妇女叹口气说：你们都是戴眼镜的，我认不出，搞不清楚谁没有交，反正谁没交等会要补。她就这样嘟嘟囔囔地出去了。我估计这缺交的2元钱她是收不到的。

我明白了，这些人都跟我一样，跨海而来，想把自己的青春送到这里来试试运气。我不知道他们其中有没有人最终跟海南结缘，还记不记得海口电影院那个小小招待所？



我加入了联系工作的青年大军，每见到一个挂着招牌的单位，就闯进门去。进去时总能见到有南来的年轻人从里面出来，出来的时候又总是遇到一拨拨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进去。海口的所有单位统一了口径：“热情接待，耐心解释。”所谓解释就是告诉你：现在建特区、建省的事情没有定，不可能调人进来。有一个处长说得最直接、最干脆，他说：如果建省，我这个处长也不知道还当不当得成呢，我们怎么可能给你许诺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曾想过，我们去海南是为了什么？我们急匆匆、兴冲冲地跨过海峡，蜂拥而至，却没有具体的理想，只是对现实不满，觉得海岛上应该是一片适合理想栖居和放飞的绿洲。假使当时有一个单位答应让我调去，我难道不问一问它是否值得做我的归宿？

跑了几天，一切大同小异，没有看到任何希望。于是我决定改弦易辙，写一写在岛上的所见所闻，创作一篇下海南的报告文学。淘金不成，改为那些淘金的人卖水，不也是一条发财之路？

开始在招待所的院子里趴在小凳子上写，后来到海口公园伏在石椅子上写，最后到海口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写，一下子写了近万字。

写东西容易发表难。我找到海口文联，一是想试试那里的杂志有没有可能发表我这篇东西；二是想看看他们要不要人。接待我的冯大姐翻了翻我的简历和这篇报告文学，对我说：我建议你拿到广州的《现代人报》去，可以直接给老总易征。但是她对我的第二点想法不置可否。

我只好决定启程回家，结束南下的行程。捎我来的汽车想必早已经回去，即使没有回去我也找那两人不到，我必须自己去买汽车票。海口没有直达江西的长途汽车，我只能取道广州。也好，可以顺便去找《现代人报》试一试。其实我对这份报纸一点不了解，它的开放性风格和体制外身份，决定了80年代末的内地跟它有厚厚的隔膜。

走之前我去邮局，把复写的一份报告文学文稿寄往南昌，给《江西日报》的副刊部主任熊述隆。那是一个散文家，曾经是我的大学老师，教过我的写作课，对我算是有几分赏识。我告诉他，想把文稿拿到《现代人报》去，问他的意见。但是我把文稿寄给他，实际上是觊觎他管辖的副刊版面。我想为自己的作品多准备一条路。

到了广州，在一条宽宽的巷子里找到现代人报社。正好易征在那里，一个身材魁梧、声线爽朗的湖南人。我把文稿给了他。他当时没说什么，把我连人带稿子一起交给了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林剑伦白白净净，是个稍稍有点发福的中年人。他只是让我留下通讯地址，会见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

回到学院，重新陷入了原先的生活，上课，课余打球，晚上看书、备课，或者辗转不安和天马行空地遐想。一切看来都没有变。小力得知我去了一趟海南，见到我却也没有多问什么。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的心似乎有点不同了，或许洒了些路上的尘土，或许带着些海风的潮湿？

过不了几天，我收到了两封信。先是熊述隆老师写来的，他说，作品如果能在《现代人报》发表最好，《江西日报》不能望其项背。他的鼓励增强了我对《现代人报》的信念，同时也知道我的这篇东西《江西日报》发不了。后一封信接踵而来，是《现代人报》编辑部发来的，让我去一趟。

来信没有说叫我去有什么事情，但是我没有犹豫就出发了。那时还没有京九铁路，我先坐汽车到粤北，在韶关住了一晚，第二天再坐火车，沿京广线到达广州。

从广州火车站出来，我立即去现代人报社。在公共汽车上，正有人在看当天的《现代人报》。我无意中瞄了一眼，发现打开的那一版是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海南岛：汹涌的人才大潮”。啊，是我的那篇报告文学！文章的标题是易征的毛笔字。我把文稿留在他那里还不满两个星期呢。

带着一份兴奋到了报社。易征那天不在，林剑伦见到我，问：“你是不是像你写的那些去海南的人一样，也想从老家出来？”我说是。他说，那你还不如就在我们报社干吧。我很意外、很高兴，而且很有些惶恐，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也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布置我再去一趟海南，他说编辑部认为这个选题值得继续写。

第二天我就去海南了，这次是作为《现代人报》的记者去的，报社给我买了飞机票。身份的转换如此迅疾，在几千米的高空上，我真有点做梦的感觉。

这次从海南回来，我写了报告文学《流动的思考》，《现代人报》又一次用一个整版发表。这样一个值得记取和思考的热门话题，只有《现代人报》给予了如此集中和高调的关注。80年代末中国年轻人的躁动和寻找，在《现代人报》上找得到写照。后来《现代人报》出版了一套文章精选，把这两篇报告文学都选进去了。

没多久，海南正式宣告建省。云卷云舒，潮起潮落，海岸的波浪线渐渐稳定，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在历史的起伏中受到检验。报社再一次派我去海南，于是我写了第三篇关于年轻人奔赴海南的报告文学《海南岛：赶海人的梦》。这一次写得太长了，大约有三万字，报纸的版面容纳不了。编辑部用了我另外写的一篇相关小通讯，同意我将报告文学拿去其它报刊发。我将它投到北京的《中国作家》杂志，被全文刊登出来了。这篇作品后来在江西获得了一个大奖。

由一篇报告文学开始，我没有费多少周折就在珠江岸边着陆，成为广州市民，开始了为广州努力工作的新人生。记得当年就有好些人问我，你怎么就进了广州？是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没有。我告诉他们：广州的胸怀宽广，广州有很多机会。我的南下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明。

曾经有人说，广东遍地是黄金。我对这样的话一直不以为然。但是如今想想，如果把机会也比作黄金，广东确实黄金遍地，等待着南来北往的人弯腰俯身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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