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动精神的力量

鼓是入世、战斗的，属于阳光底下的世界。杰出代表当为儒家学派。虽冠之以“儒”字，却没有读书人的所谓清高与自傲，而是最关心民众，具有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催动精神力量

由《周易》“鼓之舞之以尽神”的记述可知，商周时代不仅出现原始的鼓舞形式，而且鼓与舞相结合的各类乐舞形式，已然成为鼓舞、激励人们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从宫庭、皇城到边关、村镇……都设有用于报警的鼓，称“警鼓”，当外来侵犯时则敲响警鼓，召征人马以抵御来敌，在民间遇有战事时，通常也敲鼓报警以集合人马。北宋年间，边境时常受到辽、西夏诸国的侵扰，边民自行组织伍装，以鼓为号，共抗来敌。云南地区佤族的木鼓也同样用于报警，鼓楼相当于佤族人的信号台与军事指挥中心，楼上立有大鼓。一旦发现外族人偷袭便击响木鼓，佤族男子听到鼓声后拔刀吼叫，集结鼓房准备战斗。本寨全体出动以驱逐入侵者，周边寨子也会闻鼓声前来助阵。

鼓的军事功能，使其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许多典籍文献中，但凡记载战争场面，大都会提及鼓。古代战场“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全军将士根据鼓声统—行动，以达到“用众之法”的效果。《孙子兵法》这样解释“用众之法”：“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隆隆的鼓声则可以助长声势，威慑敌人。传说黄帝之所以能战胜蚩尤，是因得到神女的帮助，在东海中捕捉到夔并以其皮制成威力无比的大鼓，这些鼓的声音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在与蚩尤交战时，黄帝九次击鼓后，蚩尤便不再具有神力，以致最后战败被杀。《左传》记载：公元前628年，楚国进攻宋国，宋国司马子反向宋襄公献计，“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



鼓声不但能威慑敌人，还能鼓舞士气，《管子·兵法》指出：“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有进也。”在战场上许多将帅亲自“披甲樱胄，立于桴鼓之间”，甚至“伏殴血”，以使“鼓音不绝”来鼓舞士气以奋起杀敌。《左传》记载：鲁成公二年，齐军侵犯鲁国，鲁国向晋国求援，晋国派邰克等率兵车八百乘，与鲁、卫联合攻齐。两军战于鞍。主帅邵克亲自执旗鼓，虽负箭伤，流血及履，但始终“未绝鼓音”，士卒在鼓声的鼓舞下奋勇杀敌，最后大败齐师。又据清黄燮清的《黄天荡怀古》记载：建炎年四年，金国太子兀术率军南下犯宋。韩世忠率兵屯扎江中焦山，其夫人梁红玉在中营大船上建鼓楼，两军水上厮杀正酣时，梁红玉伫立鼓楼亲自执桴击鼓。后宋军勇气陡增，追杀金兵战船，至使金兵无法渡江，败退黄天荡……

现代战争武器和冷兵器时代战争武器已是天壤之别。鼓的声音淹没在枪、炮声里，在现代战争中无法完成指挥、联络、鼓舞士气和震慑敌人等诸多功能，只能悄然退出战争舞台。

代言文化特色

鼓的娱乐功能，是人获得的力量最直接的感觉。鼓在庄重的场合敲响，气氛越发庄重；在欢庆的场合敲响，气氛越发活跃。鼓声有着一种天然震憾人心的力量，即使是在今天的官方、民间大小典仪活动中和音乐演奏中，鼓也依旧最常用的乐器之一。鼓文化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技艺，蕴含丰富的哲理，反映中华民族的信仰意识和审美情趣。



作为文化象征符号，佤族的木鼓不仅是宗教祭仪的主轴，同时也是人们在心理上建构的安全屏障。因此木鼓在佤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并非只是普通的打击乐器，而是神圣的祭器，乃至神的表征。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拉木鼓祭祀活动和木鼓歌舞艺术，拉木鼓在佤历格瑞月举行，反映制作木鼓的全过程：选木鼓树—拉木鼓—迎木鼓—凿木鼓—跳木鼓房，这一过程成为佤族生活中一项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木鼓歌舞从祭祀歌舞中发展而来，是一种将古歌谣和祭辞与原始舞蹈结合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伴随拉木鼓的每一过程都要举行祭祀和歌舞，久之便产生出一整套的包括木鼓祭辞、咒语、古歌、音乐和舞蹈等相结合的木鼓歌舞艺术。最令人激赏的是，至今木鼓歌舞不单是文艺舞台上的闻名海内外的保留节目，而且还以顽强的生命力量存活于民间，并由过去的娱神逐渐转变为群众性娱乐活动。

敲钟击鼓是古代的一种报时方式，但是并不仅限于除夕之夜的除旧迎新之举，而是每天早晚必须撞击。当时城楼响起的钟声鼓声，既是报时，也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方式。城楼报时，敲钟击鼓，历朝历代都有自己规定。如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钟鸣，城门开启之后万户活动，老百姓均习以为常。白行简所撰《李娃传》提到：“久之日暮，鼓声四起。姆曰：‘鼓已发矣，当速归，勿犯禁！’”禁，即夜禁。鼓声一响，街上就禁止行人，违者称为“犯夜”，要受拘禁。 汉魏时期报时方式是晨鼓暮钟，恰与唐代正好相反。汉代蔡邕撰《独断》记：“ 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 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



早在先秦时期，鼓就已经作为壮音而出现，出征前先要击鼓，如《诗经·邶风·击鼓》所记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两军对峙，也要以鼓激励，如《左传·庄公十年（前684）》记齐鲁之战，曹刿一鼓败敌。汉代击鼓迎晨，是因为鼓声振奋，催人劳作。据李善引崔元始《正论》载：“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中不得有行者。’”《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记，魏齐王曹芳年间，田豫年迈，屡乞致仕，他上书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田豫拿“钟鸣漏尽”时已日暮，比喻自己人已暮年，不应再身居官位。正如钟鸣禁夜之后却要在街上行走不休，是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明知故犯，简直成为罪人了。



如果用“钟”和“鼓”比拟中国的两种文化，那么鼓是入世、战斗的，属于阳光底下的世界。杰出代表当为儒家学派。虽冠之以“儒”字，却没有读书人的所谓清高与自傲，而是最关心民众，具有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以致于常为实现理想而奔走呼号，虽处处碰壁乃至头破血流，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自我理想执着追求，愈挫愈奋，乃至“艰危气益增”。这一点很像鼓的执拗与顽强：要么击醒你们，要么把鼓皮捶破。相比之下，钟却是出世的、静谧的，是月光底下的世界。黄钟祭祀天神，应钟祭祀地神，函钟祭祀山川……钟作为一种符号，其低沉、广远、悠扬的声音总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引发起起一团神圣而崇高的自然情结。作为在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道教，则把钟的这种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道家崇尚简单生活而谴责过于激进的文明，提倡返朴归真，并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鄙视知识与复杂的技术，因为这些东西会使人迷茫，失落……总之，儒家是鼓，“游方之内”，比道家入世；道家是钟，“游方之外”，比儒家出世。站在入世的立场上，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因为不切实际而显得消极；从出世哲学的立场看，入世哲学则显过于实际而显肤浅。鼓的振动愈近愈切，钟的响声愈远愈清。中国哲学的使命，则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平衡点。



没有钟的世界是浮躁的世界，必然浅薄，人们从中听出了人生的苦难和意义。没有鼓的世界是荒凉的必然无趣，人们从鼓声中领悟到为人的责任。听鼓可以心无旁骛，从而在废墟中重建欢城；听钟可以心无挂碍，从而在闲庭前坐看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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