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咔嚓”是个什么鬼？

母亲若有了微信，知道她的孙子的大学同学一天花掉了1696万，老人家是点赞呢，还是说败家呢？...

戴琢璞/文

（一）

双11过后，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在朋友圈发了一幅长图片，题为他所在的大学《败家报告》，第二张图片显示双11这天他们校学生消费1696万元！

特别有意思的是，图片不仅通过大数据给出了从大一到研究生、男生女生的平均消费额度、购物种类，还给出了“有多少宝宝宠爱着别人替人代付”的数据，有多少“绝世好男人”和“绝世好佳人”互给对方购物的比例，以及该校在高校剁手界的排名，等等。

我看了后不禁哑然失笑，随手留言：儿子，你买了啥？

儿子很快回复我：ipad键盘和一点儿零食。

我故意逗他，回复：没出息，才剁一个小指头。

没想到，儿子很快给我来了一个自嘲而又幽默的回复：给您丢脸了（两个“捂脸”的表情）。

（二）

看看现在的孩子，再想想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真是不一样的烟火。

前几天与几个八零后九零后同事聊天，说起现在结婚的条件，房子、车子、票子样样得有。我说，八十年代讲“三转一响带咔嚓”，这才过去多少年啊，统统换了样了。

他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问，“三转一响带咔嚓”是个什么鬼？

我告诉他们，所谓的“三转”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就是收音机，“咔嚓”当然就是照相机了。这几大件是当时青年人结婚的标配，没有这些你都不好意思去相亲！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没多久，我还是一名中学生，对结婚这块的难并没有切身体会，但从亲戚那里能感受到，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这所谓的几大件，曾经难死了多少英雄好汉！

我的一个姐姐，和邻村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但是对方家里太穷，准备结婚时，“三转一响”还差一台缝纫机，虽然是一二百块的东西，可怎么也买不起了。

其实在农村，这几大件并不是非要不可，都是面子问题，好像谁不要，谁家闺女就不值钱似的。我的母亲一狠心，卖了几袋粮食，把缝纫机买了，半夜偷偷送到了男方家。

第二天，男方再过来“传起”（农村土话送彩礼），把几大件都拉过来，那一“咔嚓”嘛，当时还不是主要的，可有可无，因为农村人迷信，说照相那“咔嚓”一下就把人的魂摄走一次，不好。

后来，人爱美了，愿意照相的多了，才带上“一咔嚓”，并且由最初跟木盒子似的120，慢慢变成了135，上海“海鸥”牌的最热销，那时候还没有单反。

（三）

姐姐终于顺利地把婚结了。而我则遇上了难题。家里的钱全部凑上买缝纫机了，我的衣服都没钱买了。

我从初一到初三，一直穿着母亲缝制的一件的确良黄褂子，两个胳膊肘处都破了洞，一件卡几布的蓝裤子，膝盖上也破了洞。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爱美之心，感觉丢人穿不出去了，便嚷嚷让母亲给我买身新衣服。

母亲在田里忙活了一天，晚上坐在灯下一针一针地给我缝补。我说，娘，你补了我也不穿！我都这么大了，穿破衣服上学，同学们会笑话的。

娘头也不抬，继续缝着线，说，再将就一段时间吧，等这茬稻子下来了就给你买身新的。

我赌气地缩到一边，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第二天，母亲把缝补好的衣服送到我床边，说，快起来穿上，上学去。

我极不情愿地穿上了衣服，连早饭都没吃，背上书包往外走。母亲追上来往我书包里塞了一个玉米馍馍。

清晨鸟儿叫得欢，露水打湿了我的破球鞋。我低头打量着自己身上的这几处补丁，尽管娘用心缝得严严密密，但在我眼里就像是同学嘲笑的眼睛，实在不敢直视。

走出三里地，走到家东边的小河边，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就在大杨树下坐起来，瞅着小河水发呆。一坐整整一天！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逃学！饿极了，我就掰一块玉米馍馍塞进嘴里，抔一抔水面，撩去水草，捧起清凉的小河水喝一口。直到夕阳夕下才“放学”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母亲破天荒地拉我去街上说要给我买一身新衣服。我自然很高兴。穿了新衣服回来的路上，我问母亲，娘，哪来的钱？

娘低声说，借的。我好奇地问，你不是说等卖了这季稻子再给我买吗？

母亲看了我一眼，用略带责怪的口吻说，昨天，你二大爷放羊，看见你一整天都坐在东湖堰子上没去上学？

我的脸腾地红了。

多少年之后，我把这件事当作忆苦思甜讲给儿子听时，他说，哇塞老爸，带破洞的衣服、带补丁的衣服，多时髦啊，你看现在满大街都是！

（四）

儿子说得没错，那时候的“捉襟见肘”，变成了当下的流行和时髦。其实，远远还不止这些。

那时候，孩子是到处要饭吃，现在的是你追着孩子喂他饭吃；

那时候，吃野菜窝头都吃出了浮肿病，腿上一摁陷进去一块，现在到处挖野菜、找农家饭吃。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农村重男轻女。那时候的主食是煮山芋饭，母亲拿一块纱布包了一小把米用麻绳扎紧了放进锅里同煮。

两个妹妹嘴里咽着地瓜，眼巴巴地望着我吃白米饭。那时的我还不免有些小小的得意。

不过，说到吃，我是绝对见过世面的。

我那姐夫，当初我娘给“赔”缝纫机的那位，是十里八乡最早一批去广州打工的人。我记得有一年，他从广州带了几把折叠伞回来，三节的，可以缩成一节，一捺按扭啪地就撑开了，很稀奇。

一天姐夫到我们家来，请几个老少爷们到县城饭店吃饭，我跟着父亲去了。大鱼大肉上了一桌子，看得我直流口水，撑得我肚子贼溜圆。

吃饭间，姐夫抖了抖皱巴巴的西服的领子，喊道，服务员，来杯酸奶！

服务员愣住了。姐夫斜着眼，大声说道，我说酸奶，你们饭店没有吗？！

服务员回过神来，连说有有有。跑了出去。

姐夫说的什么酸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东西。我当时真是羡慕姐夫，有钱就是好，有钱可以大声说话，有钱可以指使别人干这干那，有钱可以吃到很多好东西。

一会儿，服务员把一茶缸牛奶、一瓶醋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姐夫面前，小声地说道，老板，酸奶来了，您慢用。

我看到姐夫明显地生气了，大声喝问，这是什么酸奶？这是酸奶吗？

这时，服务员身边跟来的一个大男人，俯身对姐夫毕恭毕敬地说，老板，只是不知道您能喝多酸，就只好请您自己兑啦！

我看见姐夫不耐烦地连连摆手说，拿走拿走！我当时还生姐夫的气，什么人啊，要了还不喝，不就是去了几天广州吗，学这么矫情!

我上了大学之后，才知道姐夫原来并不是矫情。

（五）

我记得，我加入红小兵（少先队员）的时候，问过父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什么是共产主义呀？父亲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加牛肉。

八十年代的时候，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准备上学去了。我转身望着家里的两间茅草屋，攥紧了娘给的留到学校打开水泡馍馍的2毛钱，摇摇头，叹口气，什么时候能实现共产主义啊！

……

有一年夏天的一天，手机上突然有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听声音是母亲。我还在惊奇之中，母亲说，村上分楼了，我和你大年龄大了，就要个二楼，上下方便，现在正装修呢。

末了，母亲一个劲地叮嘱说，春节你们一家三口可要回来啊！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妹妹给买的，你记下来，让我孙子常给奶奶打个电话。

春节我们迫不及待地回去了。跟我们城里一样的房子，一样的家俱一样的电器。

父亲乐呵呵地说，俺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母亲唠唠叨叨地说，什么社会主义，这不是共产主义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实现了，不，有手机了，谁家都不装电话了。

父亲还是识文断字的，对母亲说，你懂什么，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比这还要好呢！

母亲一边做着饭一边唠叨说，俺不知道什么这阶段那阶段的，也想不出来会怎么个更好，反正俺孙子这一辈不愁吃不愁穿就知足啦！

今天，妻子跟我说，今年回家春节过春节，给妈换个智能手机吧，把微信给装上。

我未置可否。我在想，母亲如果有了微信，知道她的孙子的大学同学一天花掉了1696万，老人家是点赞呢，还是说败家呢？

不管老人家如何表示，我在经历了那个时代过后，我发誓永远不让父母亲穿带补丁的衣服、永远不让妹妹们看着我吃白米饭、永远不对比你低的人颐指气使、永远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永远不对生活失去信心，倒是我做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