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米芾，值得品味的书法与人生

这两个天才的碰撞，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文人和艺术家......



尺牍是前信息时代（主要是农耕文明时期）人际交往中互通消息、互致问候、相互联络的主要方式，其从魏晋发端，盛行两千余年，在完成其实用功能的同时，许多经典书法作品也同时产生。



尺牍书法，篇幅短小，形制简约，而其讲究抬头的规则又形成了每行字数不等、章法参差变化的特点，成为书法作品中形式最为活泼、最易表现个性的书法形制。尺牍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而真正成为形制则是汉魏以后。




晋代以尺牍相互问讯已成为当时文人的一种风尚，至宋代更为风行，几乎成了文人展示文采与书法的一种主要方式。
苏轼作为传统文人的最杰出代表，几乎倾倒了整个中华民族，同时也倾倒了世界各地热爱中国文化的所有人士。苏轼诗文数以千计，而其尺牍占有很大的比重，数量在1500件以上。这些尺牍全面反映了苏轼的人生观、审美观等，可谓包罗万象，靡所不有。这些尺牍的文学价值自不肖说，其书法价值更是弥足珍贵。 


苏轼的达观被认为是受佛、道思想影响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说，苏轼的人生观则是儒家思想，他是孔子的忠实追随者，他甚至认为庄子也是孔子的追随者。在《庄子祠堂记》中，东坡先生认为：

“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在这种人生观的支配下，苏轼是积极入世的。作为官员，他是在其位谋其政，道义争担，民胞物与，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苏轼社会责任感的真实写照。这种责任感反映在他的生活态度上，也反映在他的艺术态度上。 

苏轼的尺牍在文风上一如其散文诗词，语言生动幽默，文采斐然可观，结构随意自然、毫无造作，但在书写形制上则中规入矩，毫不懈怠。宋代尺牍的形制要求虽然相对宽松，但平阙要求依然存在。观苏轼传世尺牍，其抬头（平）、空格（阙）都很严谨。
以其《新岁展庆帖》为例，该尺牍在第四行“昨日得公择书”一句中，“得”与“公择”之间空一格，这是“阙”（李常字公择，是苏轼好友，以卑己尊友原则空格）；第五行“……月末间到此”又抬头作“公亦以此时来……”，第九行“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换行作“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均合乎书仪。此札写毕，另有事旁白（子由亦曾言……），字形变小，位置降低正文约四个字的位置，这也是严格遵守书仪的形式。察苏轼其他尺牍墨迹，格式讲究得体，无一违反礼制。 


但这种严谨的尺牍格式并未影响苏轼的艺术表现力，反而为他驾轻就熟地充分运用，产生了许多书法艺术的杰作。苏轼传世书迹有碑刻、诗稿文稿、尺牍等。其碑刻书作，中规入矩，大小齐平，近于鲁公《东方朔画赞》，趣味不足，如《醉翁亭记》。其诗稿、文稿，也近乎实用，书写多用楷法，平匀齐整，变化较少。相对而言，东坡尺牍则用笔自如，神奇变化，呈现出文气郁芊、逸气纵横、天真烂漫、豪放优雅等特点。 


苏轼书法的最大特点便是其郁郁芊芊的文气，亦可谓之书卷之气。而作为随手书写的信札，苏轼尺牍本身又是一篇篇可读性极强的美文，其文章多出自真情，语言活泼生动，文气扑面，此为米元章所不能及。 


所谓逸气者，超逸之气也。苏轼将道家齐物论的观点运用于生活实践，超脱达观，些无挂碍，他具有超越生死的生命情怀，故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散淡与从容为一般人所没有，更为诸多的俗子凡夫所不能梦见。从气息上来说，苏轼的尺牍远不如米芾的热闹，或者说远比米芾要安静，此逸气多寡之别，无它耳。 


天真烂漫则是苏轼心境的写照。所谓天真烂漫便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屡遭坎坷的苏东坡痴心不改、童心不泯的最准确描述。苏轼做人天真烂漫，作文作诗以至于作字无不达到天真烂漫的境界。所以，苏轼的尺牍，章法上如星河在天，结字则如山花烂漫，或疏或密、或紧或松、或片言只语、或洋洋洒洒，如江河行地，如白云在天，极自然之妙境，达到了人书合一的高超境界。 


东坡词被称作“豪放派”，其书法则少有人以豪放论之。其实，东坡书法也不失其豪放，只不过并未溢出法度、失去理性而已。东坡的豪放与米芾不同，米芾是豪情外露，笔墨张扬，苏轼则是淡定从容，内含恣纵。其内在的张力与郁勃的生命力正是其豪情的所在。这是东坡先生宽广的胸怀与豪迈气质的产物，是其学养、人品与笔墨表现力相互结合的奇妙结果。 


北宋后期，“党争”激烈、政治腐败，整个社会出现了政治伦理沦丧，政治空气恶化，是非观念完全丧失、善恶标准空前模糊的局面，苏轼的许多尺牍正是这个阶段的产物。我们从中看不出些许的沮丧，看到的只有对生活与生命的深切向往，对善良与美好的无比渴望，这便是苏轼尺牍书法的真正价值。 








米芾被称作“宋四家”中最为专业的一家，而其传世书法中艺术表现力最强、艺术价值最大的并不是最负盛名的《蜀素帖》与《苕溪诗》，而是大量的传世尺牍。



米、苏认识于元丰五年。元丰三年，东坡因作诗讥评时政，险遭杀身之祸，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米芾于此时离开长沙掾之职，四处漫游，于元丰五年旅居至杭州近郊，前往黄州拜谒东坡。



当时苏轼47岁，米芾32岁，二人初次见面便相谈甚欢，东坡将珍藏的吴道子《释迦佛图》拿出来让他欣赏，还作《枯木竹石图》相赠。此后，苏轼评米芾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语几成米氏书法的定评，并引导米芾书法取法魏晋，对米芾的艺术追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与东坡相比，米芾的性格、社会地位、人生追求、艺术趣尚等均有较大差异，在尺牍书法中表现尤为突出。 米芾被称作“米颠”，然有真颠假颠之说。拙见以为，综其一生，应为假颠；观其人生某一阶段，难免真颠。无论假颠还是真颠，均说明米芾终为性情中人，情感不免起伏，作品优劣也差别甚大。这是米芾书法所以具有强大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过于平和稳重的人可能只适合做官，做实事，而不大可能成为艺术家。陈亮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尝言：

“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

米芾一生在官场上屡屡失意，与他跅弛不羁的艺术才情关系密切。米芾的天性应当是放任散漫的，这种性格必然在其书法艺术中有所表现。其一是用笔洒脱，其次是结字变化多端，再次是不守礼法。不守礼法并非局限于生活，在米芾的尺牍中，虽然不违反正常格式，但其变化之出人意表者甚多，与苏轼的循规蹈矩形成比照。
比如其《盛制帖》，末行收信人“天启亲”三字硕大无朋，虽然其格式并不违反常理，但其夸张程度则非苏轼所能为。另外，米芾尺牍的上边多参差不齐，不如苏轼上边齐整规矩。其尺牍中字形大小的变化更是变幻莫测，与相对平匀的苏轼尺牍也形成反差。


米芾的社会地位与苏轼相比是卑微的。在讲究出身的封建社会，没有任何功名的米芾显然不能与差点以状元身份入仕的苏轼相提并论。靠母亲曾哺乳后宫的关系进入官场的米芾，一生基本在地方官任上挣扎，而且随时有被免职之虞。这种社会地位对其人生追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米芾在思想上倾向于佛教，故对待社会与人生的态度与苏轼迥然有别。米芾平生所好在于访奇石、探名迹，如闲云野鹤、难于安分。米芾中年之后进入仕途，无论是任地方首长，还是担任辅佐等闲职，其四处游历、题诗题画、交游唱和的散淡的生活方式始终没有改变。
当然，米芾也有关心民瘼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是关注自己。其传世书札《岁丰帖》尝言：

“弊邑幸岁丰无事，足以养拙苟禄，无足为者。然明公初当轴，当措生民于仁寿，县令丞流宣化，惟日拭目倾听，徐与含灵共陶至化而已。”

内容为为民请命、免除田租，后米芾与监司抗辩于朝廷并获胜，但最后自觉“救民无术”，以养疾为由请辞。所以，米芾的社会责任感显然不能与苏轼同日而语。 

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米芾书法风格与苏轼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各自的尺牍书法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苏轼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更为理智，而其宽广的胸怀又使他不失其洒脱，所以其尺牍轻松自然而不逾矩度，而米芾则更为放任放纵，抒情成份、游戏成份很多。苏轼的学养又使其尺牍充满了书卷之气，为米芾所不及。


相对而言，米芾对书法的看重程度远远超过苏轼，故其书法中始终存在一种表现欲，也显现出较强的表现力，因而其笔墨的艺术感染力要强于苏轼。但在境界上则没有苏轼的平淡，故造作卖弄成份在所难免。 


米芾《晋纸帖》云：

“此晋纸式也，可为之。越竹千杵裁出，陶竹乃腹不可杵，只如此者乃佳耳。老来失第三儿，遂独出入不得，孤怀寥落，顿衰飒，气血非昔。大儿三十岁，治家能干，且慰目前。书画自怡外，无所慕……”

这件尺牍，真实道出了米芾的人生情怀 “书画自怡外，无所慕”。所以，通过苏米尺牍书法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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