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金马大家记住了《阳光灿烂》，但它也应该被铭记

用生命来替换的影像，永远值得信赖。...

前几天在西溪湿地闲逛，看到路边的柿子树挂满了果子。虽然天色昏暗，还是拿手机拍了几张。红色的柿子，金黄的银杏，红色的枫叶，大概是这个季节特有的几样颜色了。



必然的，我想起来了王童导演的《红柿子》。

华语电影史上，像《红柿子》这样遭遇尴尬的片子有很多，碍于没有好的传播介质，受阻于各种版权纷争，没有发行没有流通，画质奇渣，导致看过的人，寥寥无几。

1996 年，台海局势紧张，但金马奖居然开放了大陆电影参与评奖。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获全胜，七项入围，六个获奖。但阳光耀眼之下，众多电影成了黑影，《红柿子》就是其中之一（当年金马提名也匪夷所思，像《嫲嫲帆帆》和《月满英伦》居然入围）。而过去二十年，像王童这般富有创作力的导演，几乎没有推出过代表作品。

红柿子是齐白石的一副画，也是河南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

红柿子这一意象在片中多次出现，带有不同含义。最浅的一层，它是维系姥姥与中原故土的中间信物。那棵挂满果实的柿子树只存在于记忆画面，而在电影里，柿子树的出现有着工整的首尾呼应。



具体于齐白石的画，那是追求柿子的寓意本身。柿字谐音“世”、“事”，五个红柿子就意味着“五世其昌”、“家和事兴”。王家太大，姥姥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她随身收藏这幅画，画里画外都带有深层的情感，待到无奈被转手，更是爆发出强大的故事感染力。

红柿子的期望来自姥姥为代表的老一辈人，而对王童这帮小字辈，大陆的印象是残缺的，毕竟他们成长于台湾这片香蕉天堂。对姥姥来说，他们迁到台湾是为形势所迫。身在台湾这片热土，生活无虞也不至于晚年潦倒，但客死他乡，总归是触目惊心的字眼。

《红柿子》巧妙地建立了老少两代人的情感纽带，姥姥对于大陆的思念与牵挂，清楚明白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孙们的成长。关于这个，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更有温暖感人的情节描述。在小孩子眼里，祖母与姥姥总是能带来快乐欢愉的那个人，垫板、铅笔、锦旗甚至学校杂事，《红柿子》用了太多细节去讲述有姥姥陪伴的成长时光，其乐融融。虽然结局饱含无奈，但全片却不会显得哀婉。

这名老人思想传统，慈祥有趣还带点严肃。对待子孙尽心尽力，她觉得，只有把孩子拉扯大才是真的，自然处处护着他们。与此同时，父亲与母亲是缺席的，他们忙于解决一家的生计大事。



《红柿子》的内容并非王童百分之一百的个人自传，他吸取身边三个家庭的灵感才创作而成。片中孩子名字的前两个字都是王光，王童本名王中龢（和）。中字变成了光字，正是片中那个爱画画的光和。画肖像画的一段，姥姥还认为光和要考艺术系仍需努力，重量级配角刘若英亦在该段出场。

王童本人从小对美术绘画感到兴趣，后来也考上了美术系，进入中影公司也是担任美工一职，他在多部影片中的美术指导设计中表现抢眼，后来得以有机会执导自己的电影。

王司令员，显然是指王童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他成为蒋介石兵败退台的牺牲者，带不了兵，只能养鸡，养牛蛙，卖铅笔。无奈流年不利，没一样有见成效。

妻子郭翔九曾是大家闺秀，落户台湾后事事操心，租房卖画只为一家幸福。王家的困苦被父母二人肩扛了下来，一朝落魄可窥见七八分。



《红柿子》的中心人物是姥姥无疑，父亲母亲的位置多少显得尴尬。父亲戎马一生现在却无用武之地，他叫不清儿子的名字，会冲着孩子发火，砸烂自制收音机，看起来是个不受欢迎的角色。

母亲忙忙碌碌，更要照顾来台湾后新生的孩子。父母能直观地理解和照顾老人家的感受，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十几口人张大着嘴巴，那就要分去无数精力。

接近三小时（168 分钟）的片长会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不过《红柿子》讲故事的能力和整体流畅程度不容置疑。影片的初剪版本是四小时，割舍之后依然稍嫌太长，原因不外乎发自个人的缘故，想要说的东西太多，自然满溢。



大陆一段以冷清的黑白画面来营造萧瑟浓郁的时代感，黑白镜头的再次出现是结尾院子里的红柿子树。该段落突出的颜色是红色，挂满枝头的红柿子，无人采摘。王童运用技术突出了红色，之后红色依然是影片有意主打的色调。

姥姥的寿宴酒席、冯副官和奶妈的婚礼、长袍锦旗寿衣，红色的反复出现不是单纯的巧合，它们都与红柿子形成完整对照。一旦由片中人物开口反复提及忆起红柿子就显得矫情刻意，电影只能通过类似表征的红色物体来反映主题，将“红柿子”的意象贯穿环绕，不断承接延续，使得《红柿子》显得丰满充盈。



台湾电影不乏有涉及国民政府迁台的历史事件，大时代与小人物常是导演安插的视角。《红柿子》有关于大陆的真实背景，不过仅有十来分钟。人物说小不小，国民党高官，后面退为普通百姓安居生活。王童发挥个人所长，搭建了真实的老旧屋子来还原上世纪 50 年代的台湾眷村风貌。

关于台湾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也是说得隐晦，不外乎王司令的革职、美军军官的出现、失散多年的勤务兵，结尾 1957 年的刘自然事件算是稍重的一笔，直接和姥姥的生命形成交叉点。对孩子们来说，十年间是童年、少年到青年的蜕变时期，影片更多是由琐事拼接，被回忆所缠绕。演员方面，成天笑呵呵、被孙子连哄带骗拉去看电影的姥姥是影片第一人物，她由被人称为陶姑妈的演员陶述来出演。当年陶述已经 74 岁，身骨硬朗，现在有病在身，要人照料。陶述说台词是有板有眼，与小孩子打成一片，她的欢喜演出跟出演母亲的王瑜等人被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太僵硬，缺乏引领观众进入故事氛围的演绎技巧。

不过，石隽（第 49 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等人的表演在我看来还算到位，严肃不失温和。究竟是隔离事外还是融入其中，自是见仁见智。总之，《红柿子》避开了煽情场景，留给观众冥思沉想的空间。被历史改变的人生没有对错，结尾处，送葬队伍与一列行军意外相遇，恐怕是全片在红柿子挂满枝头外最叫人感慨的场景。字幕播完，送葬队伍跟大兵队伍由不同方向出画，一切都结束了。不会再有牵挂着红柿子的姥姥，也告别了打来打去的战争历史。

历史的反身离开是《红柿子》的中心主题，有着故土情怀的一辈人走了，剩下的空是感怀。回归台湾电影，1996 年之后，带有点滴乡愁和过去未来的电影一并消亡，《红柿子》是个完整的句号。政党轮替、绿色抬头、族群分化，电影根植的土壤变质，造成了大历史的缺失和遗忘。而对于海峡这边的观众，与乡愁有关的电影，没有欺诈与谎言，用生命来替换的影像，永远值得信赖。【收录于 木卫二著《身不在场》】木卫ME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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