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二）】 许纪霖论知识分子（上）

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绕不开许纪霖老师；了解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就不能不读许老师《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和《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这两本著作。本篇《许纪霖论知识分子（上）》，先为大家梳理（一）~（三）的内容。...



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绕不开许纪霖老师；了解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也就不能不读许老师《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和《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这两本重要著作。



在反复阅读这两本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相关读物之后，我一共整理出八个主要议题，分别是（一）语用学上的知识分子；（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转型；（三）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四）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五）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演变；（六）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遭遇及（八）启蒙时代的起死回生——从富强到文明。我将就以上八个主题先后在《许纪霖论知识分子》（上）、（中）、（下）三篇文章中向大家汇报，也同时作为我们“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主题系列阅读第二、三、四部分的内容。

（一）语用学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首先从“知识分子”这一用语和概念本身出发，试图从其出现的历史情境中探寻“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及演变。

据作者考证和梳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是指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而来自于不同职业阶层的精神性群体。除此之外，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19世纪的法国，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作为形成了“公共领域”的自由的职业者。在这个基础上，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在现代西方的不同国家，知识分子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法国的知识分子以左派为主，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仰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英国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德国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而俄国的知识分子则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和东西文化的冲突感。

进而，从语用学转向知识分子的产生所根植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管是“脑力劳动者”还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不管是“自由漂浮者”还是“文化资产阶级”，这些功能性的结构式定义似乎都无法准确刻画知识分子真正的本质。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都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毕竟，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

 

（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转型

 

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首要地应当充分理解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从传统士大夫社会向知识分子社会的转型。

作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和社会重心，中国士大夫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而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该群体则呈现出政治地位下降（政治边缘化、社会游离化）和文化影响力提高同时发生的两种趋势。作为帝国王权制度和社会宗法制度的中枢和纽带，士大夫阶级在信仰上和身份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而表现出有机的整合，并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实现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

然而，伴随着明清以来，商人、军人的地位上升、洋务运动和军事地方化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为读书人所发展出的新的拓展空间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四民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值此，由士大夫阶层形成的士大夫社会或士绅社会即在张灏先生意义下的“转型时代”（1895-1925）年完成了向“知识分子社会”的转型。与“知识分子社会”相比，“士绅社会”的主角为传统教育出身且有功名的传统士绅，而非前者接受新式教育享有学校文凭的现代知识分子。比之于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两者之间更重要的差别则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即城市社会中所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等“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和“知识分子社会”得以凭借的这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但是，因其不再拥有与社会和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又缺乏市民社会的有力支撑，知识分子所重建的社会阶层终究因“失重”而沦为边缘。

 

（三）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作为所谓“少数人的责任”，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至少经历了前后三波冲击和相应地调整。

首先，是面临来自“中等社会”和国家主义/民主主义思潮下的“国民观念”而产生的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的倾向；其次，是承载着道德伦理秩序的天命的君子道德向科学主义项下的技术专家的转变过程中，能力代替了德性，建功代替了立德，德性转化为知性的蜕变；以及，由以士大夫意识为中心的精英主义和以民众意识为核心的平民主义的抗衡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所呈现出的“无用且无德”的群体特征在构建现代民主所需要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政治的无力——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威权统治，抑或是官僚主义的威权统治，不管“士大夫意识”是退居边缘（前者），还是重返中心（后者），现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担负起这“少数人的责任”。

（未完 待续）

张熙

2016年12月13日

于上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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