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四）】许纪霖论知识分子（下）

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绕不开许纪霖老师；了解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也就不能不读许老师《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和《启蒙如何起死回生》这两本重要著作。本篇《许纪霖论知识分子》（下），最后为大家梳理和介绍（七）、（八）两部分的内容。...



【前言】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绕不开许纪霖老师；了解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也就不能不读许老师《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和《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这两本重要著作。

在反复阅读这两本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相关读物之后，我一共整理出八个主要议题，分别是（一）语用学上的知识分子、（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转型、（三）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四）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五）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演变、（六）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遭遇及（八）启蒙时代的起死回生——从富强到文明。我将就以上八个主题先后在《许纪霖论知识分子》（上）、（中）、（下）三篇文章中向大家汇报，也同时作为我们“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主题系列阅读第二、三、四部分的内容。

（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遭遇        

首先，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文化热”和“新启蒙运动”，就一直成为知识界内部和全社会范围内关注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在80年代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之后，知识分子“重返中心”的问题意识使其自认为成为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负有引导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使命；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既包括学院化建制下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窘境以及更为深层次的后现代社会化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身的溃散和死亡。

接着，进入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同时受到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的夹击碰撞，加之知识界内部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严重分歧，则更是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更加严峻的前途命运。

就知识体制的专业化而言，伴随着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高校企业化、学术规范化等趋势的演进，知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这样一来，体制内部形成了鸡同鸭讲，老死不相往来的怪诞景象，体制外部也自然形成了面朝学院，背对公众的封闭阶层。

就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而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思想文化工作也被主动被动地纳入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轨道，有意无意地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和文化市场的规则进行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

以上两者看似相异的演变趋势，都为同一个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法则所支配，在造就了一大批市场导向的技术专家和媒体知道分子以外，也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公共空间与百花齐放的社会生活并存的弔诡景象。

（八）启蒙时代的起死回生——从富强到文明

回到本期主题系列阅读的主题，“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我们追随着许老师的目光与脚步，先后通过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语用学上的定义与概念、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转型、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演变、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遭遇等七个维度的考察，最后回归到知识分子与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和当下时代的关系和影响——而在当代中国，则无疑是落脚在如何理解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应当扮演的角色和身份以及其所能够提供的作用和意义。

抛开意识形态的纷扰和政治宣传的教条以外，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少应当包括富强和文明两个基本内涵。然而，近代百年的中国历史，前半段是救亡压倒启蒙，后半段是富强压倒文明，特别是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始终困扰着所谓中国道路和世界价值之间的歧途。

诚然，支配近代西方世界发展演进的浮士德精神和求权意志为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累积以及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的可能，但与之伴生的斯宾塞意义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与价值所基于的牛顿机械宇宙论和所强调的权力与竞争，不仅与儒家思想的宇宙观中的和谐统一的伦理道德相异，更在内忧外患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弥漫四周并主导全局的“指导思想”：丛林世界、弱肉强食、鼓励竞争、比拼实力、实用功利、争先恐后……较之于此，作为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当富强遇到文明，正如晚晴士大夫杨度所言，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因而中国也只能以文明（对内）对抗文明（文明国），以野蛮（对抗）对付野蛮（野蛮世界）。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四弥泛滥，国家治理与百姓日常的共谋合议竟然生化出“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合体——一方面，合法性与正当性欠缺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公义催化出“恶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缺乏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衍生出“坏的市场社会”，文明何处可寻，富强无路可走，启蒙又如何才能够起死回生？

从80年代的“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到90年代的“启蒙后时代”（later enlightenment）直至2000年以来的“后启蒙时代”（post enlightenment），至少有三股思潮正在从不同方向在解构启蒙——在民族主义狂飙和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家主义，以古典立场批判启蒙的现代性过程的古典主义以及鼓吹东亚现代性项下的多元现代主义。其中，按照作者的解读，这三股思潮共同聚焦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并勾连成新左与毛左、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两大结盟中合谋连坐的诡异情景。

特别地，所谓的中国价值迄今为止一直是抽象而空洞的种族符号，而缺乏内在的、有深度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内涵，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外在方式进行自我证成，甚至沦入一方面物质生活不断富裕而另一方面精神灵魂相应虚空的两难窘境。然而，作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历史及其背后的世界主义意识的过程中，如何走出中国式历史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脉络，或许仍需落实在以普世文明的胸怀重建中国的价值的道路上来。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富强意义上的“现代”而文明意义上的失落。

（全文完）

张熙

2016年12月14日

写于浦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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