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说“不”

一个世纪老人的去世，竟兴起了一场面对邪恶知识分子是否应保持沉默的口水。本文旧作，且早起微信发过，今天再次提及，算是作为一个伪知识分子对口水的参合。...



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就是对权势说“不”，以防范权利被滥用，防止强势群体仗势欺人。如果知识分子只会说“是”，而不会说“不”，枉读圣贤之书，实非知识分子。

记得在下曾写过一篇题为《要让孩子学会说“不”》的文章，要义是许多孩子（学生）在家长（老师）的指令下为着一个目标被动盲从，没有说“不”的机会，甚至没有说“不”的勇气，导致我们这个时代盛产奶油小生和乖乖女，孩子的个性在渐渐丧失……在下做的是叛逆文章，规劝天下父母（世上园丁）创造孩子（学生）张扬个性、敢说“不”的氛围，给予他们说“不”的权利，也他们养成说“不”的习惯。



从当下教育的理念来说，在下是比较先进的。但国人已经习惯并默认着顺从的伦理，对下属和下一代有着先入为主的统辖欲望。多少人在这个“欲望”里苦苦挣扎，弄得头破血流，甚至“枉送了卿卿性命”。说“不”谈何容易，而唯独把这个石破天惊的任务踢给知识分子？

有人说，知识分子头脑清晰，判断准确；且有说“不”的传统。



要说知识分子头脑清晰，判断准确，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封建王朝的更替与重建，那一次没有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的参与。要说知识分子说“不”这个传统，还真有其事：孔夫子周游列国，规劝诸侯克己复礼，不同流合污；李太白背对朝堂，宁可寄情山水笑傲仕林，也不“供奉翰林”；方孝孺宁灭九族，也不做忤逆者所谓的正统文章——知识分子用血泪甚至生命捍卫这说“不”的权利。



我要强调的是最后一句——“知识分子用血泪甚至生命”——这就是知识分子说“不”的代价：孔夫子的“不”说到无人理睬，只得开馆授徒，以“束修”度日；李太白说“不”说到饥寒交迫，只得四处认亲糊口，落得个客死扁舟；方孝孺说“不”说到身首异处，殃及第十族——地地道道的血、活生生的命……知识分子还敢说“不”吗？知识分子还有机会第二次说“不”吗？



再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说动一个王朝、一个政府和一个比自己大若干倍的阶级？强大的王朝机器如一座大山，让每一个阶层都在这座山的笼罩下苟且偷安；而作为众多阶层中的最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自身尚且不保，哪有说“不”的底气。他们的祖祖辈辈，都遵从着一句古训：“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这里，“帝王家”是买方，且总是买方市场。按照马斯洛的理论，生存是第一的——知识分子唯恐不被买去，这个“逆差”更导致更多说“不”权利的流失。



要说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恐怕没有一个不知道。韩非子写《说难》，韩退之著《师说》——知识分子早就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胸怀黎民，抱着“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理想，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同时，一些不甘寂寞的孔夫子们，也的确进行了说“不”的尝试——他们的“兼济”值得敬仰，但他们不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面，我们不能因此来强求更多的知识分子“越俎代庖”。



权力是民众对处在统治地位的一拨人的政治期许，这个期许是正强化的，监督这个正强化过程的是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广大的民众，知识分子只是这个“广大”中的一份子。他们有监督的义务，但不要把这个义务无限放大。而且，如果一旦相应的政治体制乱作为，说“不”的不光是知识分子，更有如黄巢、洪秀全那样敢用拳头说“不”的准知识分子。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文明社会最忌讳的事情。

20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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