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西并重”_【独立精神】

今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迎来建系90周年。我刊特邀学者撰文，以志纪念。本文是笔谈中的第四篇，作者张勇教授长期在清华执教，对清华历史系的传统有着深刻的领悟与理解。特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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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勇教授

编者按

今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迎来建系90周年。我刊特邀学者撰文，以志纪念。本文是笔谈中的第四篇，作者张勇教授长期在清华执教，对清华历史系的传统有着深刻的领悟与理解。特推荐阅读。

说到老清华历史系的特别之处，“中西并重”经常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其实，作为当年历史系特点的“中西并重”，是有着具体而又丰富的内容的；且所谓“并重”，与其作“同等重要”的字面理解，倒不如解释为“各有所重”更合实际。以下即就此稍作排比、说明，以求对前人志业的准确认识和传承。

“中西并重”确是清华历史系一贯强调的立系方针。首任系主任陆懋德先生提出的“筹办历史系计画书”（1926），其列为首要者，即“宜中西并重以资深造也”。此条目下，有对当时实际情况的直陈：“本校旧制课程，原为留美预备，前清以来，素重西史而轻中史；近年以来，且有西史而无中史，此因西史在美国可得学分，而中史在美国不能得学分故也。”当时此种“重西史而轻中史”甚且“有西史而无中史”的状况，表现于建系之初的教师队伍，就是计划书所说：“本系担任西史者现有三人，尚敷应用，而担任中史者……仅有一人，如不添聘教授，实难分配课程。”此处所谓西史三人，应为刘崇鋐、麻伦和钱端升（授欧洲近百年史），而担任中史者实际仅陆懋德一人。据此，在当时状况下说“中西并重”，实际上就是要大力扩充“中史”，而首要之务又在添聘中史人才，唯此方可达成“计画书”所谓课程的中西并重、研究的中西兼习、培养“既知中史精神，复谙西史之方法”之“全才”的理想目标。此亦正是陆氏在计划书中刻意“示好”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关于国学院的存废，陆氏实主张国学院并入文科研究所）并提议引进柳诒徵的原因。计划书有关“中史”的要项还包括：收罗流失域外的中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仿剑桥历史系列，编著中国通史及上古、中古和近代史，等。对于“西史”，则更注重其作为“科学”的方法。

继陆懋德之后主持清华历史系者，乃是以清华大学校长而兼系主任的罗家伦。罗家伦先生对清华历史系的贡献，除去亲历亲为提倡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外，就是从南开请来了蒋廷黻先生接任其历史系系主任一职，从而开启了清华历史系发展的第一段“黄金”岁月。而所谓“中西并重”的立系方针，也正是在蒋氏主持时期得以明确、具体化和固定下来的。

1931年6月，《清华周刊》向导专号刊载了蒋廷黻首次以系主任身份撰写的“历史学系的概况”一文。该文开篇即称：“清华的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其用以说明的证据是近年来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即在每年平均约二十余门课程中，“中外史各占一半”。接下来蒋氏从认识世界各国和输入西洋史学方法两个方面，论述了学习西史的重要，其结论是：“清华的历史学系一定要学生兼习西史，学到能领会西洋史家大著作的程度。”将此论述与前引陆氏计划书相较，则同是说“中西并重”，其侧重已有所不同。由此不同，即可见建系数年来“中史”的扩充和成长，亦表明将并重“西史”作为本系特色的自觉意识的增强。在之后截至抗战西迁的历年“历史系概况”的专文中，课程的“中西并重”和对西史学习的强调，都被作为清华历史系的基本方针和特色加以介绍，所谓“中西并重”之为立系之纲要，已经被确立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蒋氏以来的“中西并重”，尤其是对西史的强调，又多限于本科课程或本科教学的范围。直观而言，当时清华历史系予人印象深刻的是西史课程的完整和教师力量的雄厚，系里所聘外校讲师皆为担任中史课程者（如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本系的西史教师则常常成为外校聘请的对象。清华西史力量之强盛，一直持续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齐世荣先生曾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在清华历史系接受的外国史教育，特别指出当时历史系有5位教授担任外国史课程，为各高校之冠。然而有意味的现象是，这些外国史教授之于外国史，多是“述（教）而不作”，少有相关研究著作的发表，刘崇鋐、孔繁霱、噶邦福诸位先生莫不如此，雷海宗先生1949年之前的著作，亦主要在中国史方面。之所以如此，或许与他们没有“研究”的硬性任务（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大家、名师的声誉）有关。蒋廷黻先生在前述“历史系的概况”中，曾明确指出所谓“中外历史兼重”的课程和学习西史的重要，是就“历史学系的本科”而言的，“至于研究所则完全不同”：只设中国史的“研究科”，“外国史的研究科现皆不设。”

所谓不设外国史的研究科,即不培养外国史的研究生，亦即不提倡和引导外国史的专门研究。其理由是“因为史料难置，且难与西洋的研究竞争”。就中国史的研究科而言，也不是各时期和断代都设，而仅设中古史（晋至唐）和清史两科，前者由陈寅恪先生负责，后者则由蒋廷黻先生自任指导。在蒋廷黻看来，中国史目前之所以不设上古史研究科，是“因为上古史研究的进步须恃考古学。而考古学家一时不能聘请”。而其他断代所以亦不设研究科，其言下之意，则主要是因为暂时尚缺乏“第一等”的学者。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培养的这种集中于中古（晋至唐）和清代（偏重于晚清即中国近代史）的状况，在蒋氏之后仍得以延续；尽管抗战胜利复员后在雷海宗主持下曾一度试图改变，但截至1952年院系调整之时，历史系培养的研究生仍在非清代即中古的范围之内，少有例外。可以顺便一说的是，就中古与清代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的比较而言，至少在研究生培养的数量上，清代史（中国近代史）要大大超过中古史，约可占总数的2/3。造成此一结果的原因可以有多种分析（如学科难易、与现实的关联度、学生选择的其他利益驱动等），唯独不应有所谓蒋、陈私人之间的人事纠纷或学术主张对立等无端臆测。

以中国史为研究的重点，又不意味着西洋史、外国史重要性的降低，相反，西史已内化（转化）为方法，指导着中国史的研究，并由此体现建设一种“新史学”的企图。蒋廷黻在阐发学习西史的重要性时，特别强调从中学习其史学方法的意义。在他看来，当时国内中国史的研究，在方法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史学（包括其汉学研究），必须接受西方史学方法（尤其是其“综合方法”）的“洗礼”，以建设一种“新史学”。所以，他要求清华历史系的“每门西史课程就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也希望各门课程都能成为“新史学”的一种具体展示。在此方面，蒋氏率先示范，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和研究，以综合性方法解读中西交往的史料而有独到的结论，并以期有助于对现实外交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蒋氏的这些努力，为体现“新史学”特征的中国史研究，指示了具体的路径。

以蒋廷黻为代表的清华历史系建设“新史学”的企图，得到了本系师生的认同。1936年《清华暑期周刊》刊载的一份由在校本科生所写的历史系介绍，对此就有准确的理解和概括：“清华史学系近年的一贯计划，是中西史兼重。详细点说是研究方面要侧重中史，而对于介绍西洋的史学方法，也绝不忽视。本来，要想整理中国历史，舍用西洋的，科学的方法外，别无他法，而清华在这方面，总算十分努力。不但每一位教授和助教都曾受过严格的新史学方法的训练，而且还要使每一个史学系的同学从学习历史中去体验治史的方法，以为后日各自研究的基础。在将来，这一点，一定是清华对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的贡献。”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截至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贡献于中国史学界者，实多在魏晋隋唐史和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领域。1952年以后的清华，历史系撤销并入北大、南开等校，但中国近代史研究却不绝如线，曲折地得以延续，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