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谈艺 环太湖地区建筑的中西合璧

本文以苏州和南浔两地的园林和私宅建筑为例，对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的建筑装饰艺术所体现的中西合璧特色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和文化历史问题，最后试图以此为契机来探讨建筑艺术研究的新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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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日，作者与恩师张朋川教授夫妇同游南浔，归来有感，写成此文）

作者简介：

    陆宇澄，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苏州市职业大学艺术学院环境艺术系主任。九三学社社员。1972年生于苏州太仓，199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在《装饰》、《艺术百家》、《文艺争鸣》、《文艺评论》、《艺术评论》、《民族艺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10篇为CSSCI期刊或核心期刊。美术作品《绚丽》、《中国年》等入选首届全国漆画展、全国首届小幅水彩画展、江苏漆画漆艺邀请展等全国和省市各级展览十余次，并发表于报刊杂志或入编画册。从事艺术品软装饰行业十余年，设计作品被企事业单位采用和发表。（个人QQ：793622863）





摘要：本文以苏州和南浔两地的园林和私宅建筑为例，对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的建筑装饰艺术所体现的中西合璧特色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和文化历史问题，最后试图以此为契机来探讨建筑艺术研究的新诉求。

关键词：环太湖地区   建筑装饰   中西合璧

一、西学东渐与江南建筑之中西融合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在政治、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和变革的同时，也在文化艺术上与西方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古典建筑体系中逐步加入了以钢筋混凝土、钢框架结构为基础的近代建筑体系，甚至在很多地方被其所取代，在早期开放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城市中这一点极为明显。20世纪的前20年，以西方近代建筑类型和建筑技术为基础构成的中国近代开埠城市和被租借城市的洋风建筑风貌已初具规模；从20年代开始这个体系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在40年代得以完善。当然，尽管这股强劲的建筑中西交融之风虽然影响很大，但是就分布范围来看，传统建筑依然占有较大比重，而且，与完全倾向于西化的建筑相伴的还有许多在新的建筑形制上复兴传统建筑样式的尝试，这种尝试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有的是在结构上中西共用，有的是在西式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建筑装饰构件，而有的则仅是在传统中国建筑中添加零星西式装饰，如采用彩色玻璃窗，铁栅栏、地砖、灯具等等。在这种不同倾向的尝试中所涉及的原因是复杂的，或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或出于爱国的民族情感、或是官方正统文化的需要、抑或是建筑物主人个人的爱好等等，凡此种种难以明确理清，而且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由于其历史文化因素的不同，地理位置的差异，其建筑也有着不同的特点。

环太湖地区在清末民初的地位虽不及沿海通商口岸，但也是经济发达的重要地区，甚至是支撑和带动国家经济的重镇，这里虽不是西方文化直接冲击的阵地，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一方面这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文化的力量相对强大；而另一方面，由于其毗邻上海等通商口岸，经济发达、思想开明，也相对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因素，因此，中西两种文化在此相互碰撞、融合，并在建筑上形成了一朵奇葩。总的来说，与通商口岸城市相比，这里建筑的西化之风不及前者那么厉害。虽然苏州在清末时期多有教堂和教会学堂是欧式建筑风格，但大部分建筑还是以传统建筑为主，西洋装饰为辅。以园林为例，江南自古就是私家园林的胜地，这里传统建筑的根基深厚，且早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统文人式的园林建筑审美习惯，因此，这里的园林建筑较少西化，而多是在后来的改建中或多或少的融入一些西式建筑装饰，如一些作为私家宅院的园林在改建中就出现一些西化的装饰和中西合璧的建筑，但总体来看，数量不是很多。就私家住宅来说，由于这里经济发达，因此多出富商大贾，常常是大户人家的住宅会有相对明显的中西融合的倾向，但由于主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个人文化主张不同，也会在建筑上有不同的差异。如有的是直接采用西式结构和装饰、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材料和结构“复制”的中国传统建筑，而有的只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采取西式的少许外部建筑装饰和大量的室内装饰。总的来说，这些不同建筑的不同装饰差异是由于其背后所涉及到的地域、文化、社会以及个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下面就以苏州园林和南浔崇德堂为例来分析不同建筑装饰的特点及其原因。



二、融贯中西的私宅、园林建筑特色 

在明代以前的一千多年中，苏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行政中心，明代中叶，苏州作为全国首要工商业城市的地位正式确立。自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实业救国”就是有志之士为国效力的一个途径，因此这里的工商业也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之始已经注定了其经济衰落的命运。鸦片战争后，上海首先作为通商口岸被开放，其港口城市的重要优势得到发挥，使得经济重心东移，逐渐取代了苏州作为国内东南地区经济中心和重要商埠的地位。在交通运输上，清末轮运业的发展和沪宁铁路的全线通车，外商掠取资源、占夺市场的活动更深入腹地，苏州的商业运营大幅萎缩，加之1860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更是加速了苏州的衰败进程，战火使得明清以来最繁华的阊门商业中心区变为废墟。尽管这段时期总体来说是苏州经济逐渐衰落的时期，但这段时间却也是苏州最后一次造园高潮。如“李鸿章创建了安徽会馆，并筑祠堂、公所、别墅，重修蕙荫花园，构成庞大的建筑群。铁瓶巷的任宅和顾宅分别是浙江巡抚任道镕和浙江宁绍道道台顾文彬的宅第，进落之多，装修之精，是封建大住宅的典范。另外，张之万、盛康、李鸿裔、沈秉成、吴云等人既是显宦，又谙金石书画，也先后兴修园墅，补园、残粒园等则由富商营建。”战争之后官僚、地主、商人们纷纷到苏州建池筑馆娱乐，这其中既有新建的住宅、园林，还有购得古代园林并加以改建。苏州园林传统深厚，许多是明代，甚至更早就已建园，但在时代的变迁之中，也或多或少的融入了西化的元素，对于不同的建筑其西化元素渗入是有程度差异的。





由传教士、租借地直接兴建的教堂、教会学校的建筑基本是欧式建筑，这一类建筑在清末环太湖地区也有出现，例如苏州就曾有多个教堂集中形成教会区，但与沿海通商口岸相比数量则较少。在清末环太湖地区由官僚、地主、商人兴建或改建的园林基本多是传统建筑形制，虽然不同的主人在建筑上融入西化元素的程度会有差异，但总的特点是坚持传统建筑审美风格，在此基础上或多或少地融入一些西方建筑装饰元素。例如：始建于明正德四年的拙政园中的西园有一座卅六鸳鸯馆是江南特有的“鸳鸯厅”的代表，为光绪年间的吴县富商、户部郎中张履谦与其孙张紫东所建，由于其周围水池有十八对鸳鸯，同时又有十八棵山茶花树环绕而得名，鸳鸯厅分男、女两厅，男厅方梁雕花，窗户是彩色玻璃；女厅圆梁无花，窗户是白色玻璃。窗户上使用玻璃在那时是十分新奇和奢华之事，而彩色玻璃的运用或许是那时彰显富贵的表现、抑或是追慕洋风和显示身份的产物，但总的来说，那时这一地区在园林建筑上对西洋元素的使用还仅在于有限的建筑装饰上，其他园林如狮子林等等也都是如此。而相比之下，私人住宅的西化倾向就较为明显，浙江省湖州市的南浔有一处私人住宅崇德堂就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南浔在19世纪末，是中国最大的生丝集散中心。南浔丝商将资本投入到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之中，逐渐成为富甲江南的大儒商，被当地百姓形象地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这些大儒商都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而又思想开明，他们在与外商的经济交往中，逐步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艺术与生活方式，并且体现和反映在自己的生活中，其宅第建筑和园林建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大胆而又巧妙地融合进一些西欧的建筑形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江南宅第厅堂建筑。







崇德堂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三子刘梯青的住宅，也称“刘梯号”。由于宅内建有两幢红色立面的中西合璧建筑，当地百姓俗称“红房子”。整座建筑由南、中、北三部分组成。中部建筑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理念的厅、堂、楼、厢为主体；南、北部中式建筑融入了西欧罗马式建筑，其中北部欧式建筑立面尤为壮观。其室内装饰，灯具、地砖、彩色玻璃、花玻璃、各种家具多是典型的欧式风格，内部还有一处“中西对话”窗的厢房，一侧是西式的拱窗，镶嵌彩色玻璃，另一侧是以“大富贵宜子孙”等吉祥语文字组成的中式花窗，形成中西直接对话的奇观，体现了其中西合璧的典型特色。应该说这种建筑奇观的形成与其主人的身份及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刘梯青（1876-1950），清末贡生，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后为正一品封典。他不仅是文物收藏家，也是实业家，在上海、杭州等地拥有不少房产，据民国17年（1928）4月出版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排列的当时最具规模的16家房地产大户，其中他与刘承干、刘湖涵皆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他还在余杭塘栖创办崇裕丝厂（1927），引进意大利、日本等国先进技术设备，产品销往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区，为当时浙江乃至全国一流的大型缫丝厂（解放后，该厂更名杭州新华丝厂，属国有大型缫丝企业）。此外，他在西湖边北山路的孤云草舍，为古罗马式别墅。可见这种建筑风格的倾向正是主人自己文化经历和兴趣好恶的体现，同时还夹杂着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势以及追慕西式生活及科技文化的复杂心理。







其实，在环太湖地区与这类建筑相似的还有很多，如：无锡的梅园，此园为著名民族工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建，园中以梅花为主，虽然筑园的整体布局和审美宗旨都是中国传统园林的方式，追求“为天下布芳香”，但园中建筑多是用现代建筑材料所建的中式建筑，且室内装饰大多是西式风格的装修。另外南浔嘉业藏书楼的铁艺栏杆、懿德堂（张石铭旧宅）的欧式阳台等等都是这种建筑风格的体现。总的来说，与园林相比，新兴的私人宅第（尤其是一些民族实业家的私宅）在接受和吸收西式建筑形式上更为积极和大胆，这与主人的文化身份和个人兴趣直接相关，但建筑装饰本身所反映的也不仅是个人趣味，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当然，不同功能的建筑所体现的这种西化的倾向和装饰特点又有所不同，如：东吴大学洋式校舍（由美国基督教会开办，今苏州大学）、苏州美术馆（原苏州美专校址）等等，但这种不同的特点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却更值得我们思考。







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后

通过上文对一些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私人宅邸和园林做了具体介绍和分析，使我们对清末民初时期环太湖地区建筑的中西融合的状况和风格有了大致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种融合背后所蕴含的新旧时代交替的特色、中西建筑装饰和审美观念的差异、以及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首先，应当看到上文所提到中西合璧建筑中的西方建筑风格和装饰元素并不全是指欧洲古代的建筑风格或装饰，而大部分是欧洲近代或是现代的建筑风格和装饰元素。譬如崇德堂建筑中融入的看似西欧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实际上是当时欧洲19世纪流行的带有复兴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风格；而那些建筑装饰，如：铸铁围栏、玻璃刻花、彩色玻璃窗、彩色玻璃大门，室内的繁复装饰线、图案、马赛克镶拼地板、石膏镶板组合的天花板、水晶吊灯、西式沙发、茶几、衣柜等等，这些建筑装饰中很多都具有欧洲新艺术运动的特色。新艺术运动是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新兴设计和装饰风格，其影响范围之广包括建筑、家具、工业产品、服装、图案和字体等各个领域。与之前的工艺美术运动不同，新艺术运动并不排斥新兴的工业化生产，而是发挥其长处，大量使用现代工业材料，在建筑上主要是多使用玻璃和锻铁。装饰上，新艺术运动广泛使用各种有机形式、曲线，特别是对花卉或植物纹样的运用特别广泛。例如，当时修建的巴黎地铁站入口的铸铁栏杆就是新艺术运动装饰的典型代表。这种类型的铸铁栏杆在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的中西合璧建筑中十分常见，如嘉业藏书楼的铁艺栏杆就是典型，崇德堂楼上方用铸铁围栏构成的开敞式阳台，这种铸铁围栏的样式正是新艺术运动装饰样式的典型运用，此外，在门厅中用的彩色玻璃窗、彩色玻璃大门，室内天花板的图案、装饰线等等都透着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应该说，新艺术运动是欧洲建筑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座桥梁，在当时它的影响就遍及欧洲各国，而在清末民初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它也为中国建筑带来了现代的气息，在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的中西合璧建筑中就可以清晰地找到它的影子。





其次，在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的建筑中，除了那些直接由洋人修建的教堂等建筑外，私人宅邸和园林中彻底的西化建筑是很少的。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中西合璧建筑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括最为恰当。即使是那些很崇尚西方文化的大资本家、大官僚，他们的建筑不论是园林的亭台轩榭，还是私人豪宅的整体院落布局、几进几出的开间形式、厅堂结构、大小建筑构建上的各种代表吉祥富贵的装饰图案，门楣之上的牌匾、对联等等，这些因素所传达的还是他们正统的中国文化思想，即使是处处显露出西洋之风的崇德堂，它的整体建筑的布置安排也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宅邸布置方式，典型的就是在崇德堂花厅后面的欧式洋楼，虽说是洋楼，但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回”字形布置的，三根典型的罗马柱之上雕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牡丹，尽管建筑的构建是西式的，但象征背后文化精神的图案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这种审美差异造成的对比很是强烈。此外，还有一处“中西对话”窗的厢房，在中式窗的窗格上装饰的图案全是由木雕的古篆文字组成，如：“花好、月圆、人寿”、“大富贵、宜子孙”等吉祥的词语，可见主人的思想、观念和本质的生活习惯还是传统的中式风格，而那些看上去极为华丽的西洋元素装饰则正是“西学为用”的体现，西式窗采用欧式拱形大窗，窗格上安装的是进口的彩色玻璃，色彩绚丽，看上去富丽堂皇，充溢着西欧的浪漫气息。从这一中一西的直接对比中也可以看出中西建筑的审美差异。西方古典建筑以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为代表，尽管相互之间也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在审美上的特点是追求对称、均衡和秩序，其中各种装饰又都是有特殊文化含意的，如宗教、神话、王权等等。而中国建筑不论是私家宅邸还是园林，其审美趣味都与西方迥异，尤其是园林，更是处处追求“自然”之感。在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的中西合璧建筑中，不论其中的西式元素有多少，但是在建筑的整体布局、亭台轩榭、洞门花窗、假山树石等等的安排处理上，所遵循的静中观景、移步换景、虚实变化、诗情画意、吉祥寓意等等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趣味是不变的。尽管如此，但这种在中国式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语境中融入西方元素之后，却又构成了新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所代表的是不同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交融，同样也反映了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特定群体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吸收，这种认同和趣味预示着后来中国建筑审美趣味的新变化。

再次，通过上文具体建筑的举例和分析也可以发现，在融合中西的私人宅邸或园林建筑中，往往是那些新兴的民族实业家的私宅或他们经手的园林在接受和吸收西式建筑形式上更为积极和大胆，如：崇德堂、无锡梅园、张石铭旧宅等等，这些园林或私人宅邸的主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他们的审美趣味也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新的审美方向。同样以崇德堂为例来说，在其建筑中随处可见西式的拱形廊柱，而且柱头装饰华丽，有的类似巴洛克柱式，许多窗上半部采用拱形，而这在传统的中式建筑中是很少见的。而且，崇德堂楼底的地面全部采用进口的彩色马赛克镶拼而成，屋顶上用石膏镶板组合成华丽的天花板，还装有进口的西式水晶吊灯，色彩艳丽的彩色玻璃大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整个大厅异常缤纷。而且似乎主人的起居室都安装了雕刻精美的取暖壁炉，地板上还铺设了古典图案的波斯地毯，客厅安置有典雅的西式家具，并挂着欧陆风情的油画等等，所有这些显示出的不仅是强烈的西洋格调的装饰风格，同样也反映出一种西化的生活方式，比如这种壁炉的样式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就是没有的。总的来看，其实当时很多民族实业家都有这种西化的倾向，这是他们新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因此在他们的宅邸中有这种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中国清末民初时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新兴资本家的出现也意味着社会人群结构的转变，由他们所主导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正是后来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审美方式。在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出现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之风正预示了民国时期中国建筑的重要倾向，同时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趣味变革的真实写照。

一座建筑，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物质遗存，同样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载体，经历春夏秋冬，世事变迁，一座建筑或许会几易其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代人生存居住的空间，必定会留下时代的烙印，甚至有时是记录历史转折点的重要实证。从清末民初环太湖地区建筑中的中西合璧特色中我们看到了园林建筑和私宅建筑两者在融合西式建筑元素上的差异，或许可以笼统的概括为：前者是“中学为体”，因为园林的主人多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高官、或是地主大户，他们在坚守传统审美文化的同时也看到了新奇的西洋元素，出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心理在自己的园林（也是私宅）中有限的使用；后者则可喻为“西学为用”，这些中西合璧私宅建筑的主人多是从事民族实业起家，在文化和生活上看到了西方的先进，也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感受到了其优越性，出于心理上的追慕或是身份、地位的彰显，抑或是事业上的便利，他们选择了一种相对西化的生活方式，并将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自己的建筑中。不同的建筑风格和装饰特点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风格和特点所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

“一幅15世纪的画作系某种社会关系的积淀，一方为作画的画家或至少是此画的监制者；另一方为约请画家作画，提供资金，确定其用途者。双方均受约于某些制度和惯例——商业的、宗教的、知觉的，从最广意义上说，社会的，这些不同于我们的制度和惯例影响着该时代绘画的总体形式。”这是巴克桑德尔在《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图画风格的社会史入门》导言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是对艺术社会史关注重点和研究方法的基本看法，尽管作者在这里讲的是绘画，但对于建筑艺术也同样适用，因为绘画与建筑同为视觉艺术之中的大门类，换句话说，这段话中的“绘画”均可以替换为“建筑”。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建筑艺术新思路，即一方面考察建筑的风格及装饰特点，其中包括技术问题、建筑师本人的状况等等，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追问建筑物的原初功能意义、使用者本人、当时的社会情境和文化环境，以及相关社会制度等等。或许只有当我们在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后，我们才真正了解自己身边的这些建筑。

罗斯金说：“凡是建筑都必然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为人体提供服务。”这里所说的“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不仅指因其装饰之美所引起的审美之情，雄伟壮美所引起的崇高之感，抑或是文化积淀所引起的历史之味，而似乎是更加明确地在建筑研究上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筑所带给我们的在视觉文化研究的框架下探寻历史文化意义的启迪。

参考文献：

[1]沈嘉允. 南浔遗韵[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6.

[2]顾音海. 中国历代家居[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6.

[3]潘谷西主编. 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4]张权寰. 中国古建筑装饰讲座[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5]汉宝德. 中国建筑文化讲座[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

[6]刘致平. 中国居住建筑简史[M].台湾：艺术家出版社. 2001.

（本文原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2010年第2期，获2010-2011年度苏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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