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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于丹         

有一年春节，我带女儿去丽江玩。女儿第一次去鸡场捡鸡蛋，感觉特别新鲜。

回来后，她一手握着一只蛋，吃饭时攥着，过安检的时候也舍不得放下。我们都笑她：“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

就这样，两只鸡蛋颠沛流离地跟着她，回到家。一进门，没来得及换鞋，她就扑到姥姥怀里：“姥姥，我给你带回来两只鸡蛋！”

那一刻，我们都傻眼了。孩子做了什么不重要，难得的是她心中还有牵挂。



家庭里充满了牵挂，孩子就被留下牵挂的习惯；家庭里充满了诗意，孩子就被打上诗意的痕迹。

现在的人越来越像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越来越失去了属于每个家庭的烙印。“烙印”的英文是“brand”，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品牌”。企业得有品牌，人也要有品牌。

人的品牌不是你拥有几亿资产，多高的学位，或是显赫地位；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家族烙印，融入社会，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个人印记去对抗过于规范化的“流水线”。

好的家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尊严和自由。



人这一辈子，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延展自由。无论多好的职业、多好的爱情，一旦侵犯到尊严和自由，就会产生冲突，甚至出现新的选择。

我相信尊严与生俱来，它不是父母赋予的，也不是可以向任何人乞求的，而是自己的选择。

女儿5个多月，周围堆着各种玩具，但是她爱玩的只有一样——空药瓶子。带她的阿姨总是从她的小手里抢过瓶子：“这个不好玩，你还是玩电动娃娃吧！”可她还是把电动娃娃推到一边，顽强地抓住药瓶子，痴迷地拧瓶盖。

后来，我咨询儿童心理学专家。他说：5～6个月的孩子开始学习手指精细化动作，拧瓶盖对小肌肉的发育大有益处，比玩电动娃娃好多了。

所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不用成人的标准剥夺它。还有“自由”。


我常带孩子背诗。有时，她踩着滑板车奔跑，我追着她，听她大声地背诵：“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时，她在浴缸里打水花，突然觉悟：“妈妈，这是不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呀？”

女儿两岁多，开始活用诗词。有一次我出差回来，问她：“你想妈妈吗？”她冷不丁地说：“路上行人欲断魂。”可爱至极。

我很喜欢“家教”这个词。它是一种耳濡目染，一种长期的人格养成，它输出的终端产品，是“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

家教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它不仅是伦理的认同，也是规则的认同，它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烙印，如同那两只执着的鸡蛋。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的喜好和成就，似乎成为某些家族的基因。父子、兄弟、姊妹……相承相继，我们称之为“文学家族”。

汉代，正是司马迁父子和班固父子的子承父业，才有《史记》《汉书》这样的鸿篇巨著；汉末三国，由于曹氏父子的倡导、率范，才开始了建安风骨；宋代，“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苏氏父子并驰于文坛，推动了北宋文学达到最高水平；明代，又是清新洒脱的袁氏兄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文章彻底击碎了复古派的逆流。正是由于家族内部提供了一个自足的、相对定型的文化环境，使家族文人容易形成比较接近的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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